《四庫提要》有些總敘和小敘，往往以數百字就能準確勾勒出學術史輪廓與特徵，顯示了四庫館臣開闊的學術視野和高度的抽象概括能力，但他們尊經衛道的意識形態色彩太濃，《四庫提要·經部》的總敘難免偏頗，小敘自然也難以客觀，如《子部總敘》就直言不諱地稱頌「儒家尚矣」，儒家經史之外「余皆雜學」，諸子百家在四庫館臣眼中本來就不具有平等的學術地位。四庫館臣對法家雖然全盤否定，但總算還讓它單獨列為一類，《四庫全書總目》將先秦儒家、法家、兵家、農家、醫家之外的各家各派一併收在「雜家」中，「雜」字本身含有貶意，暗示這些學派不入流不入品。什麼是四庫館臣所說的「雜家」呢？《雜學類案語》有明確的界定：「實皆儒之失其本原者，各以私智變為雜學而已」，它們或「談理而有出入」，或「論事而參利害」，總之，都「不純為儒家言」。儒家之外的各家各派雖然都出於儒家，卻由於各自的「私智」而失去了儒家的本原，改變了儒家的宗旨，「談理」與儒家有出入，論事更滲透了一己之私，最後由「儒」而變為「雜」。稱諸子百家全都出自儒家，當然沒有任何學理上的根據，不過是四庫館臣為了抬高儒家身價的詭辯，這一說法的荒謬一目了然，不值一駁。但這種偏見讓《四庫提要敘》所建構的學術史，恰似我們從哈哈鏡中看到的人像那樣走樣和變形。《講疏》認為「諸子之言，皆主經世。各有所偏，亦有所長」。在漢武帝獨尊儒術之前，儒、墨、道、法、名等各家各派相互爭鳴也相互影響，諸子百家之間無所謂「純」也無所謂「雜」，更無九*九*藏*書所謂「主」也無所謂「從」。張先生批評了四庫館臣入主出奴的門戶之見，對儒家既無須一味仰視，對其他各家各派也從不鄙視，《講疏》重構的學術史自然更逼近歷史真實。

《講疏》中對原敘的內容，或引申和發揮，或正誤和糾偏，正面的引申和發揮也好，反面的正誤和糾偏也罷，它們都是在《四庫提要敘》的基礎上對學術史進行重構。這四個方面在《講疏》中並非絕然分開，糾偏中可能有引申，發揮時可能有訂正。《四庫提要》經部《小學類敘》說：「古小學所教，不過六書之類，故《漢志》以《弟子職》附《孝經》，而《史籀》等十家四十五篇列為小學。《隋志》增以金石刻文，《唐志》增以書法書品，已非初旨。自朱子作《小學》以配《大學》，趙希弁《讀書附志》遂以《弟子職》之類併入小學，又以《蒙求》之類相參並列，而小學益多歧矣。考訂源流，惟《漢志》根據經義，要為近古。」鑒於這則敘文對「小學」的內涵沒有進行清晰的界定，《講疏》則先引《漢志》給「小學」下了明晰的定義：「《漢書·藝文志》曰：『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接下來詳盡闡述「小學」內涵和外延在歷朝的流變：「小學一目，歷代沿用，而內容各有不同。蓋有漢世之所謂小學，有宋人之所謂小學，有清儒之所謂小學，自不可強而一之，學者不容不辨。劉《略》班《志》以《史籀》《倉頡》《凡將》《急就》諸篇列為小學，不與《爾雅》《小雅》《古今字》相雜。尋其遺文，則皆系聯一切常用之字，以四言、七言編為韻語，便於幼童記誦，猶今日通行之《千字文》《百家姓》之類，此漢世之所謂小學也。」漢代八歲兒童上小學，發矇時一開始就學習認字，所以漢世的「小學」指兒童必須讀寫的常用字，所用的教材是編為韻語便於記誦的《凡將》《急就》等字書。「迨朱子輯古人嘉言懿行，啟誘童蒙，名曰《小學》，其後馬端臨《經籍考》列之經部小學類，此宋人之所謂小學也。」到南宋朱熹在《小學》中又加進了禮儀和道德教育的內容，所以宋人的「小學」就不僅僅指以韻語編成的常用字書。「《四庫總目》以《爾雅》之屬歸諸訓詁，《說文》之屬歸諸文字，《廣韻》之屬歸諸韻書，而總題曰小學，此清儒之所謂小學也。」清代的小學包括訓詁、文字、音韻，即廣義的語言文字學。我們現在學術界常以「小學」代指語言文字學，是在清儒小學的意義上使用「小學」一詞的。張先生這則講疏澄清了《小學類敘》中關鍵詞語義的含混，使人明白了《四庫提要》中所謂「小學」的內涵和外延，也使《四庫提要敘》更為嚴謹。《農家類敘》的講疏同樣有引申有訂正，闡述了農學的發展和農學典籍的分類，註疏的文字數倍于原敘篇幅。尤其是《醫家類敘》的講疏詳細闡釋了醫學的起源與演變，醫學古今的不同和南北的差異，醫學的流派與門戶之爭。農家與醫家二類的講疏其實就是農家和醫家的學術發展史。read.99csw.com

《講疏》在《四庫提要敘》的基礎上，重新追溯了各家各派學術的淵源與流變，重新審視了各學派的是非與各體例的優劣，重新辨析了各簿錄體例的特徵、承因、嬗變，並間接闡述了學科分類與典籍分reaｄ•99ｃｓw.coｍ類的原則。假如說將《四庫提要敘》的總敘與小敘連綴起來是一部學術史論的話，那麼《講疏》則通過對《四庫提要敘》的正誤、糾偏與申發，完成了對中國古代學術史的重構。

在《講疏》這部約十五萬字的著作中，張先生為我們重溯了學術源流，再辨了簿錄體例，也重構了學術史。該著幾乎論及了我國古代學術的方方面面，因而，它既是簿錄體例史、學術發生史、學派流別史，當然也是一部學術發展史。

對《四庫提要》《經部總敘》和經部小敘的「講疏」，不僅追溯了儒家經書的經典化歷程，考索了各經書傳注的流衍變化，還論析了漢學與宋學的興衰更迭。我們來看看經部中對《書類敘》和《詩類敘》的講疏。《尚書》的今文古文之辨，《詩經》的大序小序之爭，《講疏》在爭論的兩造之間務取持平，有時常能以古書通例決千古學術疑案。如《詩敘》的作者長期以來一直聚訟紛紜，從後漢鄭玄到南宋鄭樵、朱熹，可以說是人言人殊，莫衷一是。每一種說法都看似有理但又難以確證，每人都似乎言之鑿鑿卻多屬主觀推斷。張先生依據古代典籍的形成過程闡釋這一聚訟說：「其實古人之書，皆由手寫，每喜各記所聞，附於其尾。書之不出於一手，不成於一時，乃常有之事。又古書多不標作者主名，後世不能的指其出於誰手，不足怪也。」「古人之書，多後人附益之筆」，後人附記之辭竄入正文是常有的事，人們讀《詩經》時的批語附記也極有可能竄入大、小序中，一定要指實九_九_藏_書某篇某段全出誰之手，往往不失之武斷便流於附會，在一時找不到確證的情況下，留有一定模糊空間可能更符合歷史真實。因為否定大、小序與肯定大、小序，既牽扯著今文古文之爭，也糾纏著漢學宋學之爭，這樣，學術之爭很容易摻雜著意氣之爭。四庫館臣或明或暗地左袒漢學，《四庫提要》中的總敘小敘當然難得平視漢宋，自然也就難有冷靜的學術品評，只有像張先生這樣消融門戶之見，才可能使經義明而公理現。

《四庫提要敘講疏》雖是對《四庫提要敘》的註疏，但它是註疏者與原作者的一次平等對話。對於《四庫提要敘》中的論述，《講疏》有時「跟著」講，有時「接著」講，有時則「反著」講，也就是說《講疏》對講疏的對象有贊成，有引申，有訂正，有辯駁。《講疏》在「接著講」的時候，補充了許多敘文中沒有的內容，將原敘與「講疏」結合起來讀，某一科學術史就顯得更為豐|滿。《四庫提要敘·釋家類敘》寥寥數行只簡述了佛教典籍在歷代史書中的分類和隸屬情況：「梁阮孝緒作《七錄》，以二氏之文別錄于末。《隋書》遵用其例，亦附於《志》末。有部數、卷數而無書名。《舊唐書》以古無釋家，遂並佛書于道家，頗乖名實。然惟錄諸家之書為二氏作者，而不錄二氏之經典，則其義可從。今錄二氏于子部末，用阮孝緒例；不錄經典，用劉昫例也。」《講疏》則首先闡述佛教的起源與二氏名稱的由來：「佛教起自印度，始於釋迦牟尼。佛姓釋迦氏，略稱釋氏，奉其教者稱釋教。儒家排斥佛道，遂並稱二氏。韓愈《昌黎集·重答張籍書》雲：『今夫二氏行乎中土也，蓋六百年有餘矣。』是二氏之名，唐時已盛行。」接著詳細考證傳入中土的時間：「佛教由西域傳入中國，舊說皆以為在後漢明帝之世。然漢哀帝元壽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秦景（一作秦景憲，當即一人），從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當為佛教輸入之始。據《後漢書》記載，光武帝子楚王英，早已信佛，此亦佛教輸入不始於明帝時之證。特明帝永平十七年，遣郎中蔡愔及秦景等使天竺，得佛經四十二章及釋迦立像，與沙門攝摩騰、竺法蘭，以白馬負經歸，乃立白馬寺于洛陽城雍門西，此為佛教見重於中土之始耳。」現在治佛教史者有的仍然將後漢明帝時定為佛教輸入之始，是誤將「佛教見重中土之始」作為佛教輸入中土之始，張先生以史為證將佛教傳入中國的時間大大提前。然後再闡述佛經在中土的翻譯、傳播與興盛：「自是月氏、安息高僧踵至，多譯經典。歷兩晉南北朝尤盛，而以後趙佛圖澄、西秦鳩摩羅什為最著。而中國沙門如朱士行、宋雲、智猛、法顯、法勇等，亦西行求經；支遁、道安、慧遠、慧持等，復講經宏法。君主如趙石虎、秦姚興、梁武帝、北魏明帝等，又竭力推崇，上好下甚，靡然向風，於是寺剎浮圖，山崖佛象，遍於天下矣。」最後講佛教典籍的編輯、存佚與編目、分類，從梁僧佑《弘明集》到唐僧道宣《廣弘明集》的編輯，講到阮孝緒《七錄序》中對佛教典籍的分類，再講到沙門唱寶《經目錄》和智升《開元釋教錄》的編撰。這是一篇有考辨、有闡述、有論析的佛教史論。集部《詞曲類敘》的「講疏」實踐了作者本書《自序》中所說的「取《提要》本書以相申發」的方式，連續引用《御定歷代詩餘提要》《碧雞漫志提要》《欽定詞譜提要》《欽定曲譜提要》四則《提要》，依次深入地闡釋了「詞曲之源流，詞譜之體制，戲曲之演變」，這則「講疏」儼然就是一篇凝練簡潔的詞曲史論。ｈｔtｐs://reａd.9９ｃsw.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