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氏的這種寫法難以凸顯大家和名家，初看似乎有點「重點不突出」，但它讓讀者更易於從整體上把握一代學術的興替和特點，更易於了解某歷史時期學風的變化，同時也更易於理解大家和名家的學術取向與學術思想。以清初的學術為例，梁、錢的學術史都突出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三大家，張氏雖極力推崇這三家「意量之宏，規為之大」，但他著力的是清初學術群體，敘錄的文集達七十多部，論述的學人近六十家。從這裏可以看到顧、黃、王三人的思想並非空谷足音，很多人不僅議論與他們三人似乎「不約而同」，治學路數也好像「如出一轍」。且不說遠在僻壤尚未進入學界視野的王夫之，顧、黃二人雖然受到學人敬重，當時在同輩中也並未達到讓人高山仰止的地步。其時學術成就與顧、黃相近的人不少，有的甚至可以與他們比肩，「時論以李顒、黃宗羲、顧炎武及（朱）鶴齡，並稱海內四大布衣」，有人還將錢謙益、黃宗羲與顧炎武並列，那時以學問雄海內的人還有閻若璩、毛奇齡、朱彝尊、錢澄之等。錢澄之說炎武之學「詳於事而疏於理，精於史而忽于經」，他本人治學「無所依傍，自辟蹊徑，孤懷高識，創見極多」。張氏認為澄之「治經之功，似非顧氏所能逮。不知近人考論清初學術者，何以忽之」。朱彝尊「根柢龐固，文辭淵雅，有學而能宣，能文而有本，又遠出並世諸儒之上」。毛奇齡同樣「博學雄辨，固是不廢大家」，清人甚至將「乾嘉學術開山之功，推諸奇齡」。清初學術「體用兼該，氣象博大」。這一博大的學術氣象是當時南北學者共同形成的，顧、黃、王只是這個學術群體的一部分，他們每人只是其中較高的一根枝條，只是這個學術團體中較為出色的代表。當時的學術界絕非只由他們三人所形成的學術孤島，而是由許多優秀學者組成的學術高原。假如學術史只大談他們三家，那麼他們在清初就好似天外來客，只有「請出」當年與他們並肩前行的其他優秀學者，我們才會對清初學術形成清晰的輪廓，也才會對他們三人有更深入的了解。九*九*藏*書

雖然此二書是當作學術史來寫，但在寫法上又與通常見到的學術史大不相同。不妨將它們與梁、錢二人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做一比較。如果說梁、錢二人的學術史只是清代少數著名學者的「特寫鏡頭」，那麼張氏二書便是清代學者的「集體合影」；如果說梁、錢二人只描繪了十幾株或幾十株清代學術史上的「參天大樹」，那麼張氏二書給讀者眼前呈現的便是清代學術史上茂密的「原始森林」。如錢穆《中國三百年學術史》凡十四章，除第一章「引論」外，其餘十三章從清初黃梨洲到清末康長素，分別以十七人為標題，主要論述的也是這十七人，另附論的有三十四人。被有清學人自詡為「國朝學術前無古人」的清代學術，顯然不是這十幾個人能支撐起來的。即使他們的學術成就確實都「出人頭地」，有清近三百年學術史能數出來的只有五十來號人，其學術隊伍也未免過於寂寥，更何況其中有些人能否代表清代的最高學術水平還是個問題。如「第七章李穆堂」「第十一章龔定庵」「第十二章曾滌生」，李紱學宗陸九淵而不墜虛玄，重視躬行實踐和匡時濟世，雖然于經史根底較深，但在清初名家如林的學者群中他還算不上學術大師；龔自珍也並非清代的碩學鴻儒，在思想史上的影響可能高於在學術史上的地位；曾國藩更不是以學術名世，儘管事功辭章都為當時士人所稱道，但于經、史、子學都非專門。在錢著十四章中以上三人各佔一章，佔全書五分之一的篇幅。張氏的《別錄》則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他博覽清人文集一千一百余家，略加刪汰后《別錄》中「錄存六百家」，作者在序中相當自信地說：「雖未足以概有清一代文集之全，然三百年間儒林文苑之選，多在其中矣。」錢著的清代學術史是少數學者或思想家的單線排列，只讓寥寥幾個人唱獨角戲，而張氏的清代學術則可謂千匯萬狀，浩瀚汪洋，許多學者都紛紛走到台前，由十幾個人的清唱一下變成了六百人的合唱。這兒有淡泊自守的學人，也有熱衷仕宦的官僚，有專治文字經史的人文學者，也有以天算為絕學的科學家；這兒有同代學者思想的不謀而合，也有同代或異代學人的思想交鋒，有不同學術派別的相互滲透，更有不同學派的門戶之爭，眾多的學術思想、學術理路、學術個性、學術風格交織在一起，于同中見異，在異中顯同，使清代學術史多彩多姿，豐富生動。九-九-藏-書read.99csw.com

談到清代學術，人們首先想到的便是乾嘉樸學，而乾嘉樸學又以「吳皖之學最盛」。以惠棟為代表的吳學貴以專，以戴震為代表的皖學貴以精，它們共同形成乾嘉專精的學術風格。惠、戴二人都是引領學術風潮的人物，乾嘉學術史突出惠、戴無可厚非，但以人為章節的學術史其初衷也許是要「以點帶面」，但其結果卻往往是以點「代」面。忽略了「面」就可能只記一「點」不及其餘，九*九*藏*書這樣會使學術史以偏概「全」，以偏概「全」則又可能使學術史完全失真。梁、錢二公的清代學術史都難免以點「代」面的遺憾，錢著這方面留給人的遺憾尤深。如錢著論乾嘉學術的共三章：「第八章戴東原」「第九章章實齋」「第十章焦里堂、阮芸台、凌次仲」。加上附論的學者也只有十二人，連惠棟也只是在第八章中作為戴震的附庸被提到。戴震弟子和再傳弟子如高郵王念孫、王引之父子，金壇段玉裁，這些乾嘉樸學巨子在書中有的只偶一提及，有的連名字也沒有提到過。還有錢大昕、崔述、程恩澤、桂馥、王鳴盛、趙翼這些乾嘉的經史名家，基本在書中見不到他們的蹤跡。遺漏了這些巨子名家，怎麼可能總結乾嘉學術的得失和特點呢？乾嘉之世只有幾個學者浮出水面，學術盛世卻給人以學術凋零的印象。我們再看看張氏的《別錄》，乾嘉被敘錄的文集兩百多部，論及的學人近兩百名，一時最為重要和相對次要的學者都在他的視野之中。從這群浩浩蕩蕩的學者隊伍中，人們不難看出乾嘉時期學術的昌明，從這些浩瀚載籍里的眾聲喧嘩中，人們也不難感受當時學術的潮起潮落。張氏《別錄》讓我們領略到了乾嘉的學術盛況，這一歷史時期名師迭起，或精於輿地，如趙一清畢生精力萃于《水經注》；或長於小學，如桂馥一生心血用於許書，終成《說文義證》五十卷巨著；或擅長考證，如崔述集辨偽疑古學之大成；或以校勘目錄名家，如紀昀萃一生精力纂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或以專治名物稱首，如程瑤田的《通藝錄》；或以專治訓詁見長，如王念孫的《經籍述聞》。學者守專門之業終身圖之，最終能達到醇粹邃密超越前人的境地，由此又可以看出乾嘉九九藏書學貴專精的風尚。

學術史編述者有點像旅遊團中的導遊，有些導遊于萬山叢中只走一條線路，帶領旅遊者光顧幾個「代表性」景點，遊人覺得名山不過如此，大呼此地不可不游但不可再游，哪知是導遊無意中遺漏了不少勝景，將遼闊的風景區縮小成了幾個單調的風景點；有些導遊則一一向遊人交代此地有哪些美景，有幾處奇山，幾處異水，幾座古剎，幾條迴廊，讓遊人慢慢登臨探訪。到底是哪種學術「導遊」更好呢？

別錄之體創自劉向，他校書秘閣時每一書校畢便寫下敘錄，論書之旨歸，辨書中謬誤，原本載在本書，后又裒集眾錄而稱為「別錄」。張氏在《別錄·自序》中解釋說，所謂「別錄」就是「纂輯群書之敘錄，都為一集，使可別行云爾」。由紀昀總其成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是「別錄」這一體式的集大成者。張的《別錄》《條辨》雖遠紹子政而近踵曉嵐，但他寫作的目的不是要給群書條分部類，而是要闡述有清一代學術的興替與學風的嬗變，他在《自序》中揭明了《別錄》的義例與宗旨：「顧每集讀畢，輒好考作者行事，記書中要旨，究其論證之得失，核其學識之淺深，各為敘錄一篇，妄欲附於校讎流別之義，以推見一代學術興替。」事實上，《別錄》也好，《條辨》也好，作者都是將它們作為清代學術史來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