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追溯學術淵源的過程中，張氏十分注意追蹤學術的「首創之功」，絕不因創始者的小疵而掩其大善。如乾嘉學者常指責鄭樵「鹵莽」「粗疏」，王鳴盛在《蛾術編》卷十三《通典通志通考》條中說：「《通志》于『三通』為最下。」張氏則認為《通志》「與杜、馬之書，體殊廣狹而功有難易，奚可相提並論耶？無識者徒見三書同以『通』字立名，遽取而合刊之，泯其畛域，肆起譏彈，此固鄭氏所不任咎也。況鄭氏有志修前史，合為一編，其用心可謂勤篤。后以困於多病，齎志以沒。今所流傳之二百卷書，悉由病中匆遽編成，固未能自致於全美也。後人如徒據其未定之書，而忘其創始之艱；摘其纂述之疏，而沒其義例之善，亦太失是非之平矣」。又如清盧文弨、嚴元照先後批評宋徐楚金的《說文系傳》「立說多穿鑿無當」，並說「楚金于小學非有真知者」，嚴還「摘舉七目以攻楚金之失」。張氏說這簡直是「吹毛索瘢，無乃已甚。然其書實不可廢者，非特據小徐《系傳》可正大徐本之失已也。吾尤服其每說一字，多因聲以求義，往往曲得古人造字命物之意。段玉裁為《說文注》，多陰本其說而敷暢之，甚或一字不易，掠為己有。余新注《說文》，遇此等處，皆一一標明楚金之說，所以尊創始之功耳」。再如評丁壽昌這位清代並不太著名的學者，特意指出「《釋榖後序》一篇，發明物名大小之例，大意謂凡物之大者曰王、曰蜀、曰戎、曰胡……物之小者曰童、曰妾、曰婢……皆古人比事屬詞，非有異義于其間云云。所說甚通，實開近世王國維《爾雅草木蟲魚釋例》之先」。與尊重學術「首創之功」相聯繫，張氏隨時揭露學術中的剽竊之跡，他多次強調學者應具備「為公非為私」的胸懷：「按讀書有得，前人已有先我而言者，則必捨己從人，稱舉前人之說。若此說已有數人言及者，則必援引最先之說，所以尊首創之功。」段玉裁是張氏心儀的清代學者，但對他將宋人徐楚金《說文系傳》的成果「掠為己有」的行為，多次不留情面地給予譴責。晚清今文經學學者廖平「敢於獨申己見，發前人所未發，不啻為經學樹一革命旗幟」。康有為「始於光緒十六年，晤面于廣州安徽會館，讀平所著書，而深服之，窺其大義，加以引申。本其《今古學考》《古學考》，以作《新學偽經考》；本其《知聖篇》，以作《孔子改制考》」。張氏通過比較和考證后斷言：「康氏之書，實出於平，不可掩矣。」不管本人有多大的成就，也不管本人有多大的名氣，只要有或明或暗的抄襲現象，他都會對有違學術公德的行為進行曝光和聲討。張氏在考鏡源流時也很注意辨析某一學術觀點的發展演變過程，如「引書注卷數」一事，張氏一一列出前人的考證發現：首先是余仲林說始於宋程大昌和遼僧行均，錢大昕接著說始於唐王懸河，后汪遠孫說始於梁皇侃，近人余嘉錫又在前人基礎上探本窮源，稱《左傳》《國語》引《尚書》就已舉其篇名，「此自古相傳之法，不始於六朝、唐人」。張氏說這一學術傳統的開端，學者從遼、宋、唐、六朝而上溯至先秦，「可謂愈推愈密」，「考證之事，后出者勝，信矣」。九-九-藏-書

關於清代學術的源頭，自清至今便有多種說法，乾嘉學者多認為發軔于清初諸儒，只有紀昀說起於明代，清初顧、黃等人則稱肇于宋學，後來和此說者有章學誠、皮錫瑞等。近人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又獨排眾議，稱清代學術是宋明理學的「反動」和「斷裂」，是中國「文藝復興」的開端：「『清代思潮』果何物耶？簡而言之：則對於宋明理學之一大反動，而以『復古』為其職志也。其動機及其內容，皆與歐洲之『文藝復興』絕相類。」十幾年後錢穆似乎是針鋒相對，說清代樸學是宋明理學的延續，儒家文化在清儒中一脈相傳，他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一起筆就寫道：「治近代學術者當何自始？曰：必始於宋。何以當始於宋？曰：近世揭櫫漢學之名以與宋學敵，不知宋學，則無以平漢宋之是非。且言漢學淵源者，必溯諸晚明諸遺老。」而清初「一世魁儒耆碩，靡不寢饋于宋學」，乾嘉「漢學諸家之高下淺深，亦往往視其所得於宋學之高下淺深以為判。道咸以下，則漢宋兼采之說漸盛，抑且多尊宋貶漢，對乾嘉為平反者。故不識宋學，即無以識近代也」。htｔps://ｒeａｄ•９9ｃｓｗ•ｃｏｍ

張氏同樣也認為清代學術源於宋明，但他所說的宋學內涵完全不同於錢穆，錢氏的宋學是指宋明理學，張氏的宋學則涵蓋了宋明的人文科學、社會科學乃至自然科學，除宋明理學外，還包括宋明史學、子學、校讎學、小學和文獻輯佚、天文歷算、動植物學等。他說「大抵一代宗風，自必前有所承，非宋、明諸儒為之於前，亦莫由以臻清學之盛」。他早年在《廣校讎略》中曾說：「有清一代學術無不賴宋賢開其先，乾、嘉諸師承其遺緒而恢宏之耳。」他在《條辨》中也說「清人治學途徑，無不開自宋人」。清文廷式發現阮元的《研經室集》中，《詩經》研究的不少結論多與「宋人逸齋《詩補傳》」「相合」，並認為「國朝人不喜宋、元經學，故未檢耳」。張氏說芸閣（文廷式字）發現阮元的《詩經》研究其義發自宋人，表明了他的學術敏感，而以為二者的雷同是「失之未檢」，則未免過於天真。「大抵清儒治學，名雖鄙薄宋人，實則多所剿襲。戴東原說《詩》，即多本朱傳，其明徵也。他如段若膺注《說文》，多陰本小徐《系傳》之言，掠為己有。余昔有意一一錄出而未暇為之。其他類此者甚多，又未暇悉數矣。況有清一代樸學，實兩宋諸賢導夫先路，余早歲著《廣校讎略》，已有專篇論之。乾、嘉諸師，動輒輕侮宋人，亦談何容易耶！」經學研究、史部考訂、文獻輯佚、音韻訓詁、校理諸子、目錄校勘等清代取得驕人業績的領域，無一不受惠于兩宋諸賢，「清代樸學實源於宋，不足以傲宋儒」。這一觀點在《別錄》和《條辨》中數數言之，「宋人治學氣象博大，所以啟示後世而導夫先路者，至多且廣，又不僅《說文》、考據、金石、校勘四端而已」，「宋儒有讀書至多、學問極博者，已非乾、嘉諸師所能望，況道、咸以下耶」！錢穆和張舜徽雖都說清學源於宋學，但二公的側重點各不相同。錢氏強調的是儒家文化血脈在異族統治下仍未中斷，處處流露出肯認和維護傳統文化價值的熱腸；張氏則從學術的層面闡明宋學在各個領域對清學的影響，時時表現出對學術的虔誠與執著。九-九-藏-書

清代大多數學者都學有淵源，即使那些自學成才者也都無不如此，或來於父子相傳，或得自師承授受，或由於友朋切磋，或因為鄉賢影響。不少學者同時或先後生活在同一個地域，彼此之間的學術交流和學風熏陶，最後同一地域形成一種相同或相近的學術風尚，這使得清代學術具有明顯的地域性特徵，如吳派、皖派、湘派、浙東學派、常州學派等。無論是研究一個學派的學術風尚，還是分析一個學者的學術個性，我們都得了解學者的學術淵源。比如揚州學派是對皖派學術的繼承和發揚，其中介就是皖派魁首戴震。揚州學派的骨幹王念孫、焦循、阮元、劉文淇都與戴震有直接或間接的師承關係，王念孫為戴震及門弟子，其子王引之為再傳，焦循自稱「為學私淑休寧戴氏」，其子焦珽琥為再傳；阮元「其言訓詁，得之王念孫，而闡明義理，又與焦循為近」，為戴氏再傳；劉文淇子壽曾「嘗溯其家學所自，實淵源於江、戴，謂戴氏弟子，以揚州為盛」，文淇問學于阮元，為戴氏三傳。張氏在《別錄》中一一列出揚州學者的師承關係，既使我們明了皖學在揚州學派的承續，又使我們得知清學由精向通的嬗變過程，也使我們懂得由精而通的主要原因：揚州學者學有淵源卻不爭門戶，深得師傳而又不事依傍。同一地域的學者群，張氏除了交代他們的師承授受、友朋切偲之外，還特別注意鄉賢和地域對他們的共同影響。如寶應康熙、乾隆年間學者「王懋竑、朱澤沄研精朱熹之學，而俱以經史實學植其基，以泛觀群書博其趣」，不僅二人「以學問相切劘」，兩家也「易子而教」，「懋竑之子箴傳曾受業于朱澤沄，澤沄之子光進復問學于懋竑」，這樣既使自己的子弟續承其業，也深深影響了鄉里繼起的後學如劉台拱、朱彬、劉寶樹、劉寶楠等人的學術取向。「台拱自年少時，得其鄉先輩王懋竑、朱澤沄之遺書讀之，始為程、朱之學，以飭躬行。」交遊中如段玉裁、王念孫、汪中、邵晉涵等皆乾嘉經史名家，所以「一生以宋賢之義理涵養身心，而以漢儒之訓詁理董經籍」。朱彬「為澤沄族孫，又與劉台拱為內外兄弟，又以王懋竑表彰朱學，獨為醇正，服膺不衰」。劉寶樹、寶楠兄弟是劉台拱的族孫，學術上也與「台拱同趣」。僅《別錄》中所論及的家學、師承、友朋、同門等各種各樣的學術聯繫就多達一百多處，從中可以看到清代學者的學術淵源、學術交往，像一張縱橫交錯的網路，清代學術像血脈流注而又紛繁複雜的有機體，並由此可以看到一個學者成長的來龍去脈，一個學派學術風尚的具體成因。在其他體式寫成的學術史中，很少也很難像《別錄》這樣如此詳細地辨析學者的師友淵源，如此深入地闡述各自的「授受濡漸之跡」。九九藏書read.99csw.com

「別錄」之體「語其大用，固在辨章學術，考鏡源流」。「辨章學術」即張氏所謂「究其論證之得失，核其學識之淺深」。《別錄》和《條辨》二書最精彩之處，就在於書中隨處散落的對清代學人學術成就高下優劣的考辨與品評，我們能從中略窺張氏學問的淵博、識斷的精審和思想的深刻。劉永濟先生讀完《別錄》后稱嘆道：「非有淵博之學，弘通之識，不足以成此書。觀其評騭學術，論而能斷，即足見其有學有識也。況其文筆雅健，又非常人所能逮；今人具此根柢者甚罕，能讀此書者已不多矣。」「考鏡源流」在二書中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一是探尋清代學術的源頭；一是比敘學者「家學、師承或友朋講習之益」，「以見授受濡漸之跡」；一是追溯學術的「首創之功」，揭露學術剽竊之跡，闡述學術觀點的發展演變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