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隨時將梁、錢二公的清代學術史與張氏的《別錄》《條辨》進行比較，絕不是要在三位大師之間有所軒輊，更無意于分出什麼高下優劣，只是試圖闡明以「別錄」這種方式從事學術史著述自有其優勝之處，這種傳統體式仍然具有強大的學術生命力。

張氏在二十世紀中後期仍以兩千多年前的體式進行學術史寫作，並非落後于自己的時代，也不是他天性喜歡抱殘守缺，而是由於他對自己民族傳統文化的強烈自信。長期以來，學術研究一直在走極端，古人唯古是從，今人唯洋是趨，學者們常以人家的學術話語來談論人家提出的學術問題，讓傳統的學術思想去遷就西方的學術範式，不是圓鑿方枘便是扞格難通。幾十年前劉永濟先生在論及《別錄》時，就曾說過「今人具此根柢者甚罕，能讀此書者已不多矣」，李學勤先生也說今天《條辨》的「讀者也未必多」，讀著二位先生的預言，看看眼下的現實，不禁悲從中來。要想在當今世界的學術語境中發出自己的聲音，我們就得一方面昌明國故，一方面融會新知，在吸取西方現代學術思想的同時，千萬別忘了自己的祖傳秘方。九_九_藏_書

《別錄》和《條辨》深得老祖宗的秘傳，在內容上不外乎「敘錄」群書，在體式上也仍屬校讎學範疇，但張氏在「遠紹前規」的同時，寫法上又有不少發展變化。每篇「敘錄」「首必致詳于作者行事」以知人論世，接下來或提要鉤玄以明作者用心，或述家學師友以明學術淵源，或究論證得失以見學者才華，或品見識高低以顯學術境界，而二書前面必冠以作者《自序》以為全書「導論」。「敘錄」以比敘群才，「自序」以綜觀一代，二者相得益彰，既ｒeａｄ•99ｃsw•cｏｍ可闡明「一代學術興替」之運，推明一代學術「風氣竊變之機」，又能細緻分析學者的學術個性，平亭各學派的學術是非，而且也避免了「敘錄」體式瑣碎餖飣之弊。

如《清人文集別錄·自序》鳥瞰一代學術興衰：「有清二百六十余年間，學凡數變。」清初「為學，原本經史，不忘經世，非特有殊于宋、明理學諸儒之空談，復不同於後來乾嘉經師之瑣碎，體用兼該，氣象博大。此一期也」。「乾嘉諸儒，從事樸學，不厭精專，非特理董周秦故書，秩然就理，即天文、歷算、輿地、樂律、聲韻、文字、訓詁諸學，亦各極其湛深，發明甚廣。然陋者為之，則又群趨於褊途以自隘，蔽於一曲而暗于大理」，此又一期也。「降至嘉、道，禁網漸疏，學者始稍稍為論政之文。自鴉片戰後，外侮迭乘，志士扼腕，尤思以致用自見。於是依附公羊今文之學，盛張微言大義之緒。后之鼓吹變法維新者，卒托此以行其說，力辟墨守，廣攬新知。此晚期也。」這則文字片言居要，論及有清近三百年學術的分期、每一期學風的特點及其成因。書中的六百篇「敘錄」則是這則「導言」的展開和深化。試以《別錄》涉及的清末學術為例，當國門被列強的洋槍洋炮打開后，士人目睹國家積貧積弱的慘象，清醒地意識到儒生們一輩子窮經考禮，於己是浪費生命，於國則貽誤蒼生。此時學人無論是趨新還是守舊，無一不「好論天下大事」；無論是主張開放還是堅持閉關，無人不「喜言洋務」。他們對經書的態度也發生了逆轉，由從前俯首尊經一變而為離經咒經：「古之能治天下者，莫不有愚天下之具。自唐虞迄周，愚天下以禮、樂；自漢迄今，愚天下以《詩》《書》。禮、樂之興，能使人拘；《詩》《書》之行，能使人迂。……上之人為所欲為，天下豈有不順之民。吾固以為秦始皇之燔書坑儒，為不知治天下之道也。」這種對經典的憎惡態度和偏激言辭，是稍後五四運動中「打倒孔家店」的先聲。《別錄》和《條辨》不僅細緻地辨析了清代學術發展的內在脈絡，也詳盡地論述了清代各時期學風的特點與變化。九-九-藏-書read.99csw.com

梁、錢二人的清代學術史都受到西方史學的影響，明顯具有現代學術史研究的特徵。他們二人都傾心於宏大敘事，給人以高屋建瓴和勢如破竹的印象。如錢著第一章「引論」分兩節，上節「兩宋學術」，下節「晚明東林學派」，第二章至第十四章分別闡述十幾位清代「代表性」學者。這種章節安排充分體現了「綱舉目張」的特點，凸顯出清代學術是宋明理學的承續。梁著《清代學術概論》則以「時代思潮」為主線，以佛教生、住、異、滅的流轉理論將清代學術發展分為四個時期：「一、啟蒙期（生），二、全盛期（住），三、蛻分期（異），四、衰落期（滅）。」全書中心論旨是闡明清代學術是「宋明理學之一大九_九_藏_書反動」，其主觀動機和歷史效果「與歐洲之文藝復興絕相類」，它是中國現代文明的序曲和開端。梁、錢二公都讓學術史承擔了遠非學術史所能承擔的重任，或者建構和弘揚儒家道統，或者從傳統文化中開出現代文明。這不可避免地給他們的學術史帶來了偏頗：首先是對學術史的越俎代庖和過度詮釋，因為著者的焦點是自己的文化關懷或社會關懷，無形中讓學術史遷就自己的觀點，導致學術史的扭曲和變形；其次是使學術史向思想史傾斜，關注的重心是「思想」而非「學術」，如學術淵源、治學門徑、學問大小、學術理路、學術境界等，在很大程度上反而被著者忽視；最後，宏大敘事的一大好處是能給人以條理分明的閱讀感受，但有清近三百年學術史的發展竟然如此層次清晰，又易於讓讀者產生懷疑：作者是否隱去或遮蔽了某些重要的學術史現象？是否將沒有的東西塞進學術史中並加以誇張放大？否則，學術史怎麼剛好按編者的思想發展？怎麼會那樣秩序井然有條不紊？比如梁任公將清代三百年學術發展裝進佛教「生、住、異、滅」的框架中，很容易讓人想起以「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來解釋一切的思維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