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說時間。空間的行而能遠，有時可以不很明顯，比如中原一帶的人就不大能感覺到，因為他們用的就是通用語。時間的行而能遠就不同，而是人人能感覺到。在這方面，文言簡值像個罕見的怪物，它幾乎沒有什麼變化地活動了三千年上下。記得法國哲學家笛卡爾說過：「讀好書如同和高尚的古人談話。」這種享受，用漢語的人顯然最容易獲得，因為我們有貫通古今的文言。文言的這種優越性，也可以分作兩個方面說。一是「讀」。比如《詩經》第一篇《關雎》，孔子當然讀過。以後，漢朝的經師，宋朝的理學家，清朝的漢學家，以及歷代的詩人、冬烘先生和蒙童等，當然都讀過。讀，理解不會盡同，比如經師可以從中看到「后妃之德」，才子佳人可以從中看到「求之不得」，「輾轉反側」。這裏值得注意的不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而是都能不費力而取得理解。《詩經》是這樣，其後的大量典籍，編入經、史、子、集的，只要你想讀、肯讀，就都不難獲得理解。總之，是時間方面不會給什麼麻煩。讀是這樣，「寫」也是這樣，只要用語不越出文言的詞彙句法系統，你就不必擔心不能傳后。正如司馬遷《報任安書》中所說：「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藏之名山，傳之其人。」「藏之名山」還可以下傳，就是因為把精義付託給文言，而文言是有打破時間限制的魔力的。

文言作品的可愛，還來自它有較多的較巧妙的修辭手法。所謂修辭，是使用語言，能夠少花錢多辦事。少花錢容易說，是語簡。多辦事不容易說，因為事的內容太複雜，外有物、事、理等，內有情、意、境等，不同的內容有不同的要求和表現法。總的說，是己有所知，有所感，告訴他人，因為能修辭，他人的所得能夠同於己甚至更真切。在這方面，文言存有大量的財富，不是少數篇幅所能介紹，如果有興趣，可以看看鄭奠等《古漢語修辭學資料彙編》（偏於講道理），楊樹達《中國修辭學》和陳望道《修辭學發凡》（都偏於舉實例）一類書。修辭，也許近於花言巧語，為什麼討人喜愛？是因為一方面，有如看演出，到神乎其技的時候，我們禁不住要拍案叫絕。這也是一種享受，詩話、詞話中推舉的「春風又『綠』江南岸」，「紅杏枝頭春意『鬧』」等都是此類。另一方面是學以致用，或說記以備用。俗語說，「千古文章一大抄」，後來的妙言妙語大多是由前人的妙言妙語中化出來的。還常常是來自照抄。如措辭委婉，文言有不少招數，這就可以記住，比如碰到接受禮貌的饋贈，要表示不好意思，就可以照抄《左傳》，說「敢不拜嘉」（襄公四年），碰到接受重大的任務，要表示不好意思，就可以照抄《論語》，說「非曰能之，願學焉」（《先進》），這樣一來，自己的作為就不像是愛小和自大，而是相當典雅。讀，享受，用，有利，其結果當然是愛而好之。

文言由不定形而趨向定形是個歷程，這歷程是書面語逐漸離開口語的歷程。順著歷程前行要有推動力，我們可以稱之為「因素」。

3.2.5文人為文求典雅

先說空間。前面3.1.3節已經談過，在同一個時期，各地的語言有差別，其中勢力大的成為通用語，勢力小的成為方言；書面語（已形成文言或趨於形成文言）是以通用語為主體寫的。通用有優越性，這優越性必然要強制人不能不用。以春秋、戰國時期為例，士的階層想出頭，就不能不到各國去干祿，孔子是這樣，孟子也是這樣。這兩位活動的範圍還不夠大，我們舉一位突出的，那是張儀。他是魏國人，活動不只在東方几國，還到秦楚來回奔走。推想他也不得不寫點什麼，如果寫，那就只能用《戰國策》那樣的文言，不然，秦王或楚王看不懂，干祿的目的就落了空。韓非是有著作的，本國不重視，傳到秦國，得到秦始皇的青睞。秦始皇能夠看著不費力，那是因為《孤憤》《五蠹》等篇是用《韓非子》那樣的文言寫的。這種非用不可的強制性，到後代就更為明顯，原因之一是漢語的區域更加擴大，原因之二是文言早已成為老字號。比如中古的王安石是江西人，近代的康有為是廣東人，都寫萬言書，如果限定不許用文言，那就困難很大，因為受空間的限制（方言差別），皇帝看不懂。以上是從人的方面說，不能不用。從文的方面說，優越性就更加明顯，是用文言寫，通文的人可以皆大歡喜。兩千年來，文言典籍十不存一，就是僅有的一點點也足以汗牛充棟，可是，值得驚異的是，不管方言的種類如何多，差別如何大，只要通文，就都可以從中吸取營養。文言的這種打破地域限制的通用，是任何方言都沒有的。

（1）景公問政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

就是因為文言有打破時空https://read.99csw.com限制的魔力，所以歷代大量能文的人願意用它，不能不用它。這結果在初期，它就容易發榮滋長；形成之後，就勢力越來越大，陣地越來越鞏固。

3.2.7文言有使人喜愛的力量

關於詞彙句法系統，前面2.3.3節已經概括說過，這是一套幾乎可以說是根深蒂固的表達習慣。表示某種意思，用什麼詞，組成什麼樣的句式，雖然容許一定程度的靈活性，但這有如京劇旦角的服裝，可以穿青衣，也可以穿紅掛綠，卻絕不許穿生角、凈角的長袍。靈活性只能是系統之內的靈活性，或說是舊有的幾種表達習慣之中選擇一種表達習慣的靈活性。這系統或習慣，即使從形式和要點方面介紹個梗概，也非專書不可，這裏從略。

3.2文言形成的因素

以上3.2.4和3.2.5兩節說文言形成的因素，有一部分是文人隨波逐流。隨波逐流是多餘，就是說，文言形成之後，動筆表意，也可以不學文言，不求典雅。專從這個角度說，我們沒有觸及文言的積極價值。平心靜氣，過不掩功，我們應該承認，文言所以能夠成長並經久不衰，是因為它還有積極價值。積極價值是什麼？《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引孔子的話說：「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文言是有文，所以能夠行遠。這「遠」，當時大概是指空間，我們現在還要給它加上一項內容，時間。

愛好還必然要表現在「寫」的方面。喜歡足球會成為球迷，學梅蘭芳會成為梅派。愛好文言也是這樣，讀，覺得好，到自己拿筆，不知不覺地就會用那個調調。從魏晉到「五四」以前，時間將近兩千年，舞文弄墨的多到數不清，拿起筆總是之乎者也；就是大力寫白話作品的，如曹雪芹，寫《葬花詞》，寫《芙蓉誄》，以及大量的詩，還是用文言。好古的如韓、柳、歐、蘇以及桐城、陽湖等，就更不用說了。更值得注意的是「五四」以後，林琴南之流可以不提，就是大聲疾呼提倡用白話寫的人，因為會文言，有時還不免技癢，與老友往還，書札用文言，以至發表，有時還是來幾首律絕。這方面的表現都可以證明，文言形成之後，脫離口語，脫離群眾，而且不很容易學會，可是有大量的人就是愛它，並用讀和寫的方式支持它。

見於《仲尼弟子列傳》的：

一般說，文的可愛應該來自文學作品。「文學」這概念是外來的，到我們的語言里還不能水乳|交融。比如到處可見的所謂「古典文學」，察看它的所指，排在前邊的卻有《左傳》和諸子，這在西方人看來就會覺得奇怪。他們所謂文學是指創作的純粹抒情的那一些，通常分為散文、詩歌、小說、戲劇幾類。這裏為了也能夠說服他們，我們舉例以證明可愛，也以這四種為綱。先說「散文」。不少人感覺到：在這方面，中西的傳統不一樣。我們很少像法國蒙田、英國拉穆那樣著重懸空寫感觸的作品；中國歷代文人的習慣是寓情於景，寓感於事。這樣寫，成就也不小，值得讀讀的作品很有一些。舉比較顯著的，如六朝的小賦（也可以說是在散文和詩之間），晉人雜帖和後代的小簡，各種名稱的隨筆如《東坡志林》《山谷題跋》之類，大量的詩話、詞話，等等，都是語簡意長，有弦外音、味外味，應該說是中土散文的上品。其次是「詩歌」。人人都知道，在這方面，作者之多，產量之富，成就之高，簡直難以用語言來表達。居時間首位的當然是《詩經》，三百五篇，風的全部，雅的大部，都寫得感情深而文字美。其後是《楚辭》，如《離騷》《九歌》等，兩千年來的文人都曾反覆讀它，每次讀都是一唱三嘆。再以後，詩歌的生長越來越茂盛，漢樂府一系統輯為《樂府詩集》，多到一百卷，唐人的詩輯為《全唐詩》，多到九百卷。總集之外的別集更多，不能多舉，只說一種，是《陶淵明集》，幾乎人人愛不忍釋，蘇軾甚至照樣和一遍。詩體在唐以後還岔出一股，成為詞，寫詩難於表現的柔婉之情，成就也很了不得，就輯成的書說，舊有《宋六十名家詞》，新有《全宋詞》。輯為「全」，並不等於截止，如宋元明清人仍舊作詩，清人仍舊喜歡作詞，並且都出了不少名家。總之，在詩歌方面，可愛的作品太多了，一直到今天，還是人人不離《唐詩三百首》，稍微前行，就是李杜加陶淵明了。其三是「小說」。小說出於街談巷語，白話的比較多，成就遠非文言的所能比。但文言的也不是沒有可看的。古的大部分收在《太平廣記》里，因為目的在廣收，難免瑕瑜互見。其中精粹的是唐人的傳奇，見於魯迅先生的《唐宋傳奇集》，雖然內容大多是才子佳人的離合故事，卻寫得感情纏綿而文字穠麗。其後的文言小說數量雖不很多，可是成就卻不容輕視。值得大書特書的是《聊齋志異》，四百多個短篇，其中絕大部分寫得情節新奇而意境優美，與西方短篇名手如莫泊桑、契訶夫相比，九*九*藏*書恐怕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其四是「戲劇」，本土名為「曲」。傳世的劇本從元朝開始，內容包括曲詞和賓白兩部分。作曲家寫曲，意在通俗，所以基本上用的是當時的「語」；但他們還想求美，求雅，所以又不能不吸收文言成分，尤其是曲詞，讀者覺得美，主要是因為它沿用了詩詞的綺麗手法。如《西廂記》的「花落水流紅，閑愁萬種，無語怨東風」，《牡丹亭》的「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以及大段的《桃花扇·餘韻》，都是大家熟悉並且很愛讀的。

3.1文言形成的條件

3.1.1重要條件是詞彙句法系統

熟悉《四書》的人一見就會覺得面熟，這是因為在兩個時代穿的是同一套服裝。《論語》之外，《史記》照抄《左傳》《戰國策》等的地方更多，理由一樣，是時代變了而那一套詞彙句法系統沒有變。漢以後，情況仍是這樣，如大家都熟悉的范仲淹《岳陽樓記》，末尾說「微斯人，吾誰與歸」，顯然同《論語·憲問》的「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用的是相似的模式。晚到清朝還是這樣，鄭板橋寫家書，想到書生有了田，大為感奮，說「吾其長為農夫以沒世乎」，這同楊惲《報孫會宗書》的「長為農夫以沒世矣」用的是相同的模式。這種種情況都可以證明，文言定形，成為系統，它就可以不隨時間的變化而變化。

再以後，主要是五十年代，曾經有人大聲疾呼地提倡「寫話」，原因當然是大量的書面語寫得不像「話」。這裏我們且放過是非，專談事實，那是：絕大多數人學寫，是以書面語為師，而書面語又絕大多數不像「話」。可見學寫，以口語為師不是容易，而是很難的。這困難，在古代，文言正在成長的時期，尤其形成之後，當然會更大，更明顯。我們可以想一想，班固寫《漢書》，如果限定他只許用東漢的口語寫，而不許學《史記》，那困難會是如何大。這困難還必致隨著時代的變動而增長，比如司馬光等寫《資治通鑒》，也限定只能用《京本通俗小說》那樣的白話，而不許學《史記》《漢書》等，那恐怕連成書的希望也沒有了。再從正面說，舊時代兩千年來的文人，寫的本領都是由書面上照貓畫虎學來的，寫文要熟讀經史，寫詩要熟讀李杜。絕大多數人還要有所專，如蘇軾是《莊子》，歸有光是《史記》，黃庭堅是杜甫，等等。這照貓畫虎的學甚至成為流派，最突出的如西昆體的學李商隱，明朝前後七子的「文必秦漢，詩必盛唐」。這樣學的結果是，在書面上，後代與前代無異或基本上相同，而口語獨自向前走了，於是兩者的距離越來越遠。就書面語說，它有了自己的一套，這一套因一學再學而勢力越來越雄厚，陣地越來越穩固，這就是現在說的「文言」。

定形，我們可以比喻為固體；不定形，我們可以比喻為液體。液體，注入方器成方形，注入圓器成圓形；固體就不然，換個地方還是那樣。前面2.3.2節，我們曾說《史記》引《尚書》改字的情況，這是隨時間移動而變，也就是表示在《尚書》時期，文言還沒有定形。到春秋戰國之際就不然，《史記》引《論語》幾乎都是照抄。這大量地見於《孔子世家》和《仲尼弟子列傳》。如見於《孔子世家》的：

檢查我們的文獻庫藏，以上四類作品之外，人人愛讀的還很不少。以早期為例，《孟子》《莊子》是說理的，《左傳》《史記》是記事的，不管西方人怎樣看，我們總覺得都富於文學意味，念了一遍還想再念。漢魏以後到清末，可以選出併入這一堆的，總不少於千八百種吧？記得一位好讀書的朋友曾說，如果他一旦生活條件變好，他想建立一個百讀不厭書齋，把他愛讀的書都裝在裡邊。主要是文言作品。於是他先考慮書目，考慮來考慮去，書目差不多了，進而考慮書架和房子，結果是一笑，放棄了，因為有不少書是全部可愛，更多的書是部分可愛，捨不得的太多，非力所能及。文言典籍就是這樣，詩詞歌賦等不用說，就是看題材會推斷為枯燥的，如《山海經》《水經注》之類，及至開卷，也會覺得很有意思，願意看下去。

3.2.1漢字不隨口語變

語言是亦步亦趨地學會的，口語是這樣，書面語也是這樣。理論上，口語可以以書面語為師，書面語可以以口語為師；可是事實上，口語總是基本上以口語為師，書面語總是基本上以書面語為師。說「基本上」，因為其中的情況頗為複雜。其一，要看學的人會寫不會寫。不會寫的，自然只能以口語為師。其二，至於會寫的，那就不一定，怎樣學，還要看他怎樣看待口語和書面語；學得怎樣就更難預測，因為要由身內身外的許多條件來決定。以近年的情況為例，「五四」時期提倡用白話寫，有不少人努力在筆下學口語，可是寫到三十年代，文學革命有了成果，這成績見於書面，量不小，質相當高，但我們可以看一看，那是純粹的白話嗎？這隻要九*九*藏*書念念魯迅的作品就可以知道，那是與口語有距離的「白話文」。

最根本或最強有力的因素是「漢字」。前面1.2.2節說過，文字是用形狀表示聲音，語言是用聲音表示意義。以現代漢語為例，「再見」兩個字是直接表示聲音zàijiàn，間接表示向人告別的意義。不過文字和聲音的關係，各種文字不盡一樣。例如英語是拼音的，文字和聲音的關係是一心一意，或說某形狀表示某聲音是必然的，因而見其字可以知其音（假定熟悉拼寫規律）；或者從另一方面說，文字要照語音拼寫。雙字不是拼音的，文字和聲音的關係是三心二意，或說某形狀表示某聲音是或然的。這種特點表現在不同的方面。最突出的是見其字不能知其音（形聲字也是這樣，如「儀」不念「義」，「江」不念「工」）。其次，使用漢字，常常可以跳過聲音或至少是不怎麼理會聲音而直接觸及意義。例如看見字，尤其是數目多的同音字（有的多到上百），我們通常是因其形而辨其義。其三，還有更極端的情況。一種是誤讀其音，如把「對稱chèn」讀成「對chēng」，把「齷wò齪chuò」讀成「wūcù」，可是理解得並不錯。另一種是不知其者，如人人都有這樣的經驗，對於某些字，就是記不準念什麼，可是意義卻清清楚楚。其四，也就因為形狀和聲音聯繫不緊，所以對於同一個字，異時異地可以用不同的音念它而不影響表意。如「一」「七」在中古是入聲字，我們現在念成陰平了；「滑稽」，舊注都說「滑」的音是gǔ，可是現在幾乎都念成huá稽了。不同的地域也是這樣。《顏氏家訓·音辭》篇說：「其謬失輕微者，則南人以錢為涎，以石為射，以賤為羡，以是為舐；北人以庶為戍，以如為儒，以紫為姊，以洽為狎。」這是說，在六朝晚年，同一個字，南北的讀音可以不同。現在的情況是我們親見的，比如請一位福建人和一位山西人都讀杜甫《秋興八首》，說普通話的北京人聽了，會覺得兩個人的讀音差別很大，可是都不合規定。以上種種情況都表示，漢字與聲音的關係很鬆散，因而它有多靠形狀表示意義的能力，也因而就可以不隨著口語移動，穩坐在原地，建立自己的獨立王國：文言。

3.2.4文人筆下學書面語

3.2.2文趨精簡

3.1.3系統不隨地域變

（3）德行，顛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文學，子游、子夏。師也僻，參也魯，柴也愚，由也喭，回也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3.2.6文言有不受時空限制的優越性

文言，像其他事物一樣，長成或製成以後要具備某些條件，不這樣就是沒有定形。文言長成，定形，主要靠三個條件：一是有相當嚴格的統一的詞彙句法系統，二是這系統基本上不隨時間的移動而變化，三是這系統基本上不隨地域的不同而變化。

（2）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后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朱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4）孔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回也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

語言有惰性，也應該有惰性。因為它是交流情意的工具，交流，至少要兩個人，所用的符號，什麼符號表示什麼意義，不能不照「約定俗成」的辦，否則甲任意變，等於不守約，乙就難於理解。但是在惰性的統轄之下又不能不變。變的原因很複雜。客觀的比較容易說，是時代變了，出現了新事物，就不能不增加新的詞語甚至句式來表現它。這新事物還包括外來語及其譯文，新的句式大多是從這條渠道來的。主觀的原因就難說了。可以推想到的有兩種情況，一種是無意地亂來，一種是有意地求新奇，兩者都是用原來不見甚至不容許的說法以表意。這類說法的大多數會自生自滅；但總有一些會生存下來，發榮滋長，為大家所接受。就是這樣，語言在不斷地變化。但這種變化，表現在口語的和表現在書面的大不一樣：表現在口語的快而多，表現在書面的慢而少。常常是，有些說法，口語中通行了，可是根據不成文法，還不能用於書面，如現在形容好上加好是「沒治啦」，好像寫文章的人還沒有人肯用。也會有些，終於沒有人用，那它的活動區域就只限於口語，不見於書面了。這都可證，語言的惰性總是更多地更明顯地表現在書面上。這自然是有原因的。一是在沒有錄音設備的長遠時期，口語是旋生旋滅，文字寫在書面上，它就必致長久不變。二是不變，後來的人就會甚至就願意照老路子寫。三是這老路子，由於種種原因，會被很多人視為雅馴，因而就更進一步，不容許變。這樣，口語和書面語的發展變化的路程就有如故事里講的龜兔競走的前段，口語像兔，跳躍著向前跑https://read.99csw.com了，龜卻在後面慢慢爬。其結果當然是距離漸漸加大，就文言說，是成形以後，在原地踏步不進，以至於成為完全不像口語的另一套語言。

文脫離口語，還不只是時間變動的結果；就是在同一個時期，寫到書面上的文也總是比口語精簡，縱使在早期，還不能說是分道揚鑣。這有很多原因。其一，口語是人人用的，這人人中有很多不通文墨的，他們說話經常不檢點，信口開河，因而專就表達方面說，就容易出現重複、拖沓甚至顛三倒四的情況。文是通文墨的人所寫，不容易出現重複、拖沓等毛病，所以即使照他的口語寫，也不會同於一般的口語，或說是總會成為比較乾淨的口語。其二，文，尤其比較典重的文，大多是經過斟酌甚至修潤的。如《論語·憲問》說：「為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裡子產潤色之。」這結果，一些見於口語而可不用的聲音當然就削除了。其三，純粹記言的文字也總是化繁為簡。舉《史記》為例，周昌堅決反對漢高祖換太子，說：「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雖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張丞相列傳》）這「期期」是描畫口吃，本來可以不用；但這裏司馬遷是想繪影繪聲一下，所以保留了。不過終歸是偶一為之，如樊噲是個老粗，記他的話反而文謅謅了，「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項羽本紀》）。時代再靠前，如《論語》，化簡的痕迹就更為明顯，前面3.1.2節提到的答景公問政，孔子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又：「哀公問有若曰：『年飢，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皆見《顏淵》篇）這都是對君主談話，理應謙和委婉，推想不會這樣乾巴巴，而是到筆下才寫成乾巴巴的。其四，還有個原因是受物質條件的限制，不能不簡。在有紙以前，記言，文字要寫在竹木上，編成冊或編；傳抄也是這樣。這很費事，不得不用化簡的辦法來調節，如現存早期的文獻，《易經》的卦辭、爻辭，《尚書》，《春秋》，甚至《左傳》等都是這樣。但就是這樣言簡意賅，寫成書也會笨重得不得了，官府的儲存不用說，就是私學，也是「惠施多方，其書五車」。（《莊子·天下》）這費工笨重的程度，隨著紙和印刷術的發明、改進而逐漸減輕，但就是到今天，寫和夸夸其談究竟不一樣，為了經濟些，書面的還是不得不求簡。一繁一簡，其間自然就形成距離。其五，文求精簡。精簡有優點，因而漸漸地這優點就會被人視為一種高的風格，不少文人就會用力求筆下實現這種風格。古典作品里這類例證很多，最突出的如史書的論贊，晉人的雜帖，唐宋以來的隨筆、詩話等，都是輕輕點染，意在言外。總之，文偏於簡是不得不然。這必然性也是文脫離口語的一種推動力，縱使單單靠它，文言還不能建成自足的詞彙句法系統。

有些事物有用，我們不能不用，卻未必樂意用。例如葯就是這樣，「良藥苦口利於病」，雖然有利，卻終歸是苦的，只好皺著眉頭吃。文言不是這樣，雖然學會並不很容易，可是學會以後，能夠打開典籍的門，裏面卻盡有可喜的。可喜，難免捨不得，於是就會主動地或至少是不知不覺地力它添油加醋。這也是文言興而不衰的一個因素，並且是相當重要的因素。文言裏面盡有可喜的，這看法先要加點解釋。一是說盡有可喜的，不等於說都是可喜的；但要承認，確有不少是可喜的。二是說不少，是因為很多不可喜的，不為人所重，陸續被時間的篩子淘汰了，從而剩下的多半是精華。富有精華，這是文言的另一種積極價值。

3.1.2系統不隨時間變

地域的情況比較複雜，我們可以著重說戰國兩漢這一段。那時期說「中國」，等於後來說中原一帶，是漢民族活動的地區。漢民族自然是用漢語；其外是四夷如犬戎、匈奴等，自然要用各自的語言。專就漢語說，不同的地區，以今度古，一定有或大或小的差別。不管差別大小，如果其中一個，因為有地廣、人多、政治強、經濟富、文化高等優越性，就會產生通用語（古人稱為「常語」「通語」或「凡語」）和方言的差別。這種差別，古文獻中有明顯的反映。舉一點點例。《論語·述而》：「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孔注，雅言是「正言」；鄭注說得具體些，是「正言其音」。我們可以推斷，所謂雅言是用通用的語音讀，不用曲阜的家鄉話讀，等於現在蘇州人之用普通話教語文。《孟子》說楚大夫之子想學齊語，前面2.4.1節已經提到，我們也可以據此推斷，這是因為齊國屬於「中國」，楚國是「南蠻鴃舌之人」（《孟子·滕文公上》），發音不雅正，所以要「棄其學而學焉」。楚國遠在「中國」之南，說話用楚方言，《楚辭》（難免經過通用語修潤）中還留有不少痕迹（九九藏書可參看王泗原《離騷語文疏解》）。此外，這種語言差異的情況還大量地保留在字書里。如《爾雅》開頭，《釋詁》說：「初、哉、首、基、肇、祖、元、胎、俶、落、權輿，始也。」郭璞注：「……此所以釋古今之異言，通方俗之殊語。」又：「迄、臻、極、到、赴、來、吊、艐、格、戾、懷、摧、詹，至也。」郭璞注：「……詹、摧皆楚語方言云。」傳說揚雄也重視這種情況，著《方言》，記錄各地語言的差異，如開頭兩條說：「黨、曉、哲，知也。楚謂之黨，或曰曉，齊宋之間謂之哲。」「虔、儇，慧也。秦謂之謾，晉謂之狸，宋楚之間謂之倢，楚或謂之嫷，自關而東趙魏之間謂之黠，或謂之鬼。」這些文獻資料都表明，古代的口語是「多」。可是文言的系統是「一」，至少是大同小異的「一」。這「一」的所以能夠取得，是由於以通用語為主體，吸收一部分方言，放棄一部分方言，以築成書面語言的城池，就是現在所謂「文言」。這文言，骨子裡不免是四世同堂，不免是五方雜處，可是既然成為一體，我們就不大能看出它有什麼不調和、不穩定之處。事實也正是這樣。比如《詩經》的《風》是按地域分類的，齊處東偏，秦處西偏，而表現在文字上卻像是出自一家。其後，漢朝也是這樣，司馬相如是四川人，班固是陝西人，寫起賦來，用的是一個調調。再往後說，王士禛是山東人，朱彝尊是浙江人，口語一定相差很多，可是寫文章，作詩詞，用的也是一個調調。文言這個系統就是這樣，它定了形，就可以不隨地域的不同而變化。

3.2.3文的惰性

舊時代，尤其是古代，文化不普及，通文墨的只是少數上層人。上層人少勞多得，權多利大，有實惠。實惠同時是榮譽。人總是喜歡榮譽的。榮譽必須表現為己身之外的人（越多越好）對己身的羡慕和尊敬。因為這要由外來，所以「深藏若虛」的辦法行不通，一定要想盡辦法表露，求為人知。表露的方式，文人比不通文墨的人多「文」這一種。能文是一種榮譽，文而能典雅是更上一層的榮譽。典雅當然與內容有密切關係，如在古人的眼裡，《詩》《書》之類是最典雅的。小說就不成，《漢書·藝文志》說：「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途）說者之所造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為也。』然亦弗滅也。閭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雖然不無可觀，可是君子不幹，因為是「街談巷語」，不典雅。典雅與否還同表達有密切關係，就是說，還要看用的是什麼語言。街談巷語的對面是保存在書面上的古典，用這上面的語言，既可以表示自己有教養（熟悉古典，這是很高的榮譽），又可以表示自己脫俗（能夠出口成章）。這方面的榮譽感使文人為文盡全力求語言典雅。辦法很簡單，是趨舊避新，就實況說，是在文言的系統里打轉轉，為文言的壁壘添磚添瓦。這風氣大概很早就露了苗頭，如《論語·季氏》說：「不學詩，無以言。」情況也確是如此，我們看《左傳》《國語》等古代典籍，用「詩云」引詩以壯聲色的幾乎觸目皆是。後來又加上「子曰」。總之，都是義求古，言也求古。為交流情意著想，此風本來不可長，可是偏偏越來越厲害，筆下趨舊避新，幾乎無孔不入。比如稱丈夫的父母為「公婆」，意義明白，很好，卻為求典雅，偏偏改為「舅姑」，反而把一般人鬧糊塗了。同類的費力不討好多到無限，如「南京」的稱呼不古，要改稱「金陵」；「刑部尚書」的稱呼不古，要改稱「大司寇」；甚至做了小官，要寫「釋褐」，死了妻子，要寫「鼓盆」。你不這樣，人家會說你教養不夠，出言不典雅。這種風氣給後代文章的影響很大，值得注意的有兩種。一是大量用典，尤其在駢體中，如大家熟知的王勃《滕王閣序》就是這樣：「他日趨庭，叨陪鯉對；今晨捧袂，喜托龍門。」這從一個角度看是「表意」，從另一個角度看是「表露」。表露什麼？不過是能用古，典雅。另一種是大力求古奧，就是多用古字、古詞語，句式避常而用變。有意甚至挖空心思這樣做，並成為流派，大概從唐朝古文運動開始。自然，人也不能盡同，如果可以把這看作一種病，我覺得，韓愈比柳宗元似乎還輕一些。發展到明朝，前後七子就更加嚴重，簡直可以說是病入膏肓了。其實，就是不大喊「文必秦漢」的，如宋濂、劉基等，筆下也古奧得很，遠不如讀戰國的《孟子》《韓非子》，反而顯得淺易流暢。這種求古奧的風氣一直陰魂不散，到章太炎身上還表現得相當厲害，是為文多用古字，你想讀，就必須多翻《康熙字典》。這裏還是撇開是非，只論事實，這情況就是，文人筆下總是古，古，古，就使文言不只站穩了腳跟，而且勢力越來越大，直到在有些人（如林琴南）的眼裡，不這樣寫就不成其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