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為自稱「教主」，說「不出十年，必有符命」。章太炎嗤之以鼻道：「康有為什麼東西！配做少正卯、呂惠卿嗎？狂言囈語，不過李卓吾那一類貨色！」

殷海光說：「生長在這樣一個時代，像我這樣的一個知識分子，可以說極有價值，也可以說極無價值。就純粹的學術來說，我自問相當低能，絲毫沒有貢獻可言。就思想努力的進程而論，我則超過胡適至少一百年，超過唐（君毅）牟（宗三）至少三百年，超過錢穆至少五百年。個中的進程，我自己知道得很清楚。這些知識分子在種種幌子之下努力倒退，只有我還在前進不已。」

章太炎在東京辦《民報》時，陳獨秀曾去拜訪。章的弟子錢玄同、黃侃在座，聽到客來，只好躲入隔壁的房裡去。主客談起清朝漢學的發達，列舉戴、段、王諸人，多出於安徽、江蘇，不知怎麼一轉，陳獨秀忽而提出湖北，說那裡沒有出過什麼大學者，主人也敷衍說：是呀，沒有出什麼人。這時黃侃在隔壁大聲說：「湖北固然沒有學者，然而這未必不就是區區；安徽固然多有學者，然而這也未必就是足下。」客聞之索然掃興，隨即別去。

1941年聖誕節，日本軍隊襲入香港。經過九死一生的掙扎，梁漱溟終於逃脫虎口。他乘船逆西江而上進入廣西。在安全抵達國統區以後，他在給兒子的信中寫道：「前人云：『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人心與人生》等三本書要寫成，我乃可以死得，現在則不能死。又今後的中國大局以至建國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將為之變色，歷史將為之改轍，那是不可想象的，萬不會有的事。」這一番話，遭到了包括熊十力在內的許多的人譏評，而梁漱溟卻回答他的朋友說：「狂則有之，瘋則未也。」

「雷震案」之後reaｄ•９9ｃｓw.ｃom，在公開場合下，殷海光常常獨自不語，見到一些老友時，臉上也顯得一片「冷漠」。傅樂成有一次與之談及「雷震案」，殷海光只說了一句：「怎麼得了啊！」這時他的心情，正像當年在西南聯大那個寒夜中長吟李白的那首詩一樣：「拔劍四顧心茫然」，頗為絕望。後來殷海光生病，傅樂成與杜維運去醫院看他，「他只是微笑，不發一言；繼而杜維運也上前搭訕，態度仍是一樣，弄得我們十分尷尬。」離開醫院，傅樂成無奈地對杜維運說：「你看他像不像蘇格拉底？」

胡適寄自己的新作《哲學史大綱》上卷給章太炎，依新式標點符號，在「太炎」二字旁打了一根黑線。章太炎大怒道：「胡適是什麼東西，敢在我名字旁邊打黑線。」看到下面落款的「胡適」二字旁也有一根黑線，才略感釋懷地說：「罷了罷了，這就算抵消！」

胡適跟陳獨秀關係非常，或暢談，或爭論。有一次爭論得厲害，陳獨秀問：「適之，你連帝國主義都不承認嗎？」胡適生氣了，說：「仲甫，哪有帝國主義！哪有帝國主義！」拿起拐杖，在地板上連連篤了幾下，就走了。而他在檢討自己時，對陳獨秀的苦幹精神是佩服的，他說自己「一方面不能有獨秀那樣狠干，一方面又沒有漱溟那樣蠻幹，所以我是很慚愧的」，他崇敬兩人的精神，相形之下他自己顯得軟弱多了。

胡適回國時，青春氣盛，意氣風發，不可一世。辜鴻銘則認為，胡適所持為美國中下層英語，而且不懂希臘文和德文，故必不能窺見西方古今哲學的堂奧。

章太炎第一次見到陳宦，便大驚失色地說：「中國第一人物，中國第一人物，他日亡民國者必此人也。」民國初年，袁世凱在北京，黃興在南京，黎元洪在武漢，隱然成三足鼎立之勢。陳宦利用自己與九-九-藏-書南京、武漢方面的良好人際關係，獻計于袁世凱，使袁得以翦除這兩個勁敵，為洪憲帝制掃平了障礙，陳宦也因此成為袁世凱的心腹愛將，被重用為四川督軍。章太炎死後，陳宦對人說：「從此世間無知我之人，太炎知我，我也知太炎。陸建章說太炎作一篇文章，勝過十萬兵馬，這是對太炎的輕視；我認為太炎一語，足以定天下安危！」

劉文典善治《莊子》，有《莊子補正》十卷，陳寅恪為之作序。他對此十分自負，有人問他古今治《莊子》的得失，他說：「在中國真正懂得《莊子》的，只有兩個人，一個是莊周，還有一個就是劉文典。」他在西南聯大講《莊子》，每次開講，必先說一句：「《莊子》嘛，我是不懂的嘍，也沒有人懂！」吳宓也常去聽，總坐在最後一排。當劉講到自以為獨到處時，總會抬頭向後排張望，問：「雨僧兄以為如何？」吳宓必然會站起來恭恭敬敬地說：「高見甚是，高見甚是！」

1930年，陳獨秀貧匱無以自濟，精神卻異常飽滿。他對鄭超麟說：「吾恍似回復『五四』建黨之初，精力正無窮也。」

「五四」期間，社會上謠傳傅斯年、羅家倫被安福俱樂部收買，胡適輕蔑地了寫了篇《他也配》，說：「安福部是個什麼東西？他也配收買得動這兩個高潔的青年！」

王闓運說：功名之學，是為功名而求學，功名是登堂入室的最終目的，學問不過是敲門磚，從這門學問，不必深究聖賢的精義，不必身體力行做人的真理，功名到手，磚石盡棄，只需遵循權力場的潛規則即可。

日軍空襲昆明時，警報響起，大家紛紛躲避，劉文典看到沈從文也在匆匆逃避，便忿忿不平地對人說：「我是為莊子跑警報，因為只有我能講《莊子》，他沈從文是為誰跑呵？」

泰戈爾和辜鴻銘一起獲得諾貝爾獎提名九_九_藏_書，泰戈爾勝出，但辜鴻銘始終瞧不上他。泰戈爾訪華，學人踴躍迎迓，唯辜鴻銘閉門謝客。他認為泰戈爾不懂《易經》，因此也不懂東方文化的精微之論，不如回印度整理詩集好些。

為引起新的文戰，劉半農化名王敬軒，直斥《新青年》之非，不想卻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鳴。對這些新的質疑，錢玄同和陳獨秀惟痛罵而已。胡適認為不符合民主辯論的精神，陳獨秀說：「吾不屑與辯，惟痛罵而已。」

嚴復見地獨特，往往反常人之道而行。袁世凱任直隸大臣時，寫信請他入幕，他罵道：「你是什麼東西，夠得上延攬我！」但袁被貶回河南洹上老家時，他又為袁鳴不平，說朝廷「自壞棟樑」。到了洪憲帝制時，楊度拉攏他入籌安會，他很不以為然地說：「國事非同兒戲，豈能一變再變？」洪憲帝制失敗后，舉國聲討袁世凱，他又說：「非袁世凱無以維持殘局。」

五省聯帥孫傳芳拜謁馬一浮，馬不見。馬的家人提議：「可以推說不在家。」馬說：「告訴他，人在家，就是不見！」

黃侃到中大教書，最初尚受尊敬，後來朱騮先作校長，朱是黨國機要，無暇顧及對他的禮貌，黃勃然大怒，說是師道淪亡，一定要卷行李滾蛋。國文系再三挽留，朱親自出馬挽留，他還不肯，寫信給他的學生們：「……但既已懇辭於前，又復勉留於後，直視去就如兒戲，諸生何取焉？『慎爾憂游，勉爾遁思』，諸生愛我，當為我詠也。」

王闓運80歲，應袁世凱之邀，出任國史館館長，進京途經武漢，段祺瑞來訪，請求指點。王說：「世上最容易的就是做官，一個人若官都做不好，那就一無是處。過去我年富力強，有許多大事要我去做，現在我老了，無用了，便只好去做官。」

章士釗認為康有為的文章，多有誇大之詞，是其性習使然，又系政治作用為之也read.99csw.com。他以為「南海詩文，向欠洗伐之功，筆端起處，即傾河倒峽而出；其勉強趁韻處，往往活剝生吞，無暇咀嚼，以詩律言，誠達不到一個細字。」

曹聚仁在南社演講，說到南社和辛亥革命的關係，認為辛亥革命是浪漫氣氛很濃的政治運動，南社的詩人是龔自珍氣氛的詩人，而林庚白就是活著的龔自珍。柳亞子深以為然。但林庚白極不滿意，他說：「我心目中尚且無李杜，更何有龔自珍！」他曾說：「十年前論今人詩，鄭孝胥第一，我第二。倘現在來看，那麼我第一，杜甫第二，鄭孝胥還談不上。」

1944年，西南聯大國文學會舉辦「五四」文藝晚會。晚會最後，主席羅常培宣布：「今天唱壓軸戲的是楊金甫先生，楊先生將赴美國講學。」楊金甫講完后，聞一多徑自上台說：「今天唱壓軸戲的，不是楊先生，而是我！我研究中國文學二十年，目的就是摧毀這座封建的精神堡壘！」

楊度第一次見到孫中山後，即對人感慨道：「與先生暢談終日，淵淵作高山之響，汪汪若千頃之波，言語誠明，氣度寬大，他日成功，當在此人，我也許是他的臂膀！」

中共建國后召開第一次文代會時，聶紺弩和樓適夷作為香港地區的代表參加。會議結束前，他們接到通知，某首長在北京飯店接見。到了出發時間，聶紺弩仍高卧在床，樓三番五次叫他也無結果，只得動手揭他的被子。他坐起來，睜開睡眼說：「要去，你就去。」「約定的時間到了。」「我不管那一套，我還得睡呢。」說完，他又鑽進被窩大睡去了。樓只得一人去見首長，還得為聶紺弩找一番託詞。

錢鍾書拒絕新聞界採訪，他的名言是：「假如你吃了個雞蛋，覺得好吃，這就行了。何必要看生蛋的雞是什麼模樣？」他也從不做壽。在他八十歲要過生日時，家中的電話一度鬧翻了天。學士通人，https://read.99csw.com親朋好友，機關團體，紛紛要給他祝壽，他所在的中國社會科學院還準備為他開一個紀念會或學術討論會，但錢一律堅辭。對這類活動，他早已有言在先：「不必花些不明不白的錢，找些不三不四的人，說些不痛不癢的話。」

英國作家毛姆拜訪辜鴻銘，深為中國一些經典著作未能譯成西文而遺憾。辜鴻銘答道：「代表中華文化精髓的《四書》，早在一兩百年前，已經有外文譯本了。」毛姆不信，辜鴻銘便約好三日後拿給他看。接下來辜鴻銘便用了三天時間，譯出了英、法、德語的《四書》譯本。

錢鍾書曾在余英時等人面前批評陳寅恪太「trivial」（瑣碎、見小），即指《元白詩箋證稿》中考證楊貴妃是否以「處|子入宮」那一節。余恍然錢鍾書對陳寅恪的學問是有保留的。余本想說，陳氏那一番考辯是為了證實朱子「唐源流出於夷狄，故閨門失禮之事不以為異」的大議論，不能算「trivial」，但那時錢鍾書正在余家作客，這句話余無論如何當眾說不出口。

抗戰中，馬寅初常發表激烈演講，抨擊政府的腐敗。蔣介石召他去問話，他說：「文職不拜見軍事長官，沒有這個必要，見了就要吵嘴，犯不著！再說，從前我給他講過課，他是我的學生，學生應該來看老師，哪有老師去看學生的道理！」蔣介石知道后對人說：「我請他來是為了談經濟問題，以後有時間，他隨時可以來！」

錢鍾書出名后從不參加任何會議是出了名的，對雨後春筍般冒出的各種學會他也一律謝絕挂名。楊絳因翻譯《唐·吉訶德》而獲西班牙政府頒發的大獎，西班牙駐華使館請她，第一任大使邀請，她謝絕了；第二任大使送來正式的書面邀請，她正式地書面謝絕了；第三任大使通過原社科院院長馬洪去請，她才賴不掉了。錢鍾書不無得意地對人說：「三個大使才請動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