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這種論調是完全站在君主立場上的，是真真切切地為君主著想，自然也就深得君主的喜愛。儒家的以民為本的想法就越發顯得不合時宜了——如果當真「以民為本」，皇帝不就成了給人民群眾打工的了么？

儒法不兩立，他們常常會為了「立」自己而先「破」對方。董仲舒在對策里繼續說道：周朝開國大搞德治，於是乎天下太平，而秦國卻搞法家那一套，社會風俗迅速敗壞，「誅名而不察實，為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看，董仲舒後來搞的「《春秋》原心定罪」正是直接反動秦法的。

不妨使勁想一想「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方方面面，或許也可以找另一句名言配對來讀——這是傑弗遜說的：信任是專制之母。那麼……

儒家千載說商鞅，幾乎只有一個罵字，但《史記·商鞅列傳》卻持截然相反的說法：商鞅的改革搞到十年的時候，秦國人民都很滿意，社會上路不拾遺，山無盜賊，一派太平盛世的景象。——那麼，到底誰說得對呢？

——這樣看來，治國也不難嘛，堯舜行，我也行！只要接手的是個好攤子，搞搞形式主義就可以了，這也實在太容易了！做領導的完全可以那什麼垂拱而治、無為而治啊，對了，就像齊桓公那樣。

詩里有兩句話尤其值得注意，一個是「祖龍魂死業猶在」，一個是「百代多行秦政治」，似乎是說秦始皇雖然死了，但他的核心政治精神卻永遠活在後代皇帝的心中。——如果往下繼續討論的話，就會進入一個頗有爭議的話題，比如錢穆就認為中國專制傳統絕非一成不變的。所以，為了謹慎起見，我們還是把這句話的涵義苛刻地局限在「核心政治精神」上好了。

董仲舒說：「皇上您如今一統天下，四海無不順服，太牛了呀！」——其實這話如果不作為轉折，直接放在壞典型秦始皇身上也是一樣合適的。

董仲舒接著解釋聖王大搞形式主義的問題，說：從《春秋》來看，政權交替的時候，新政權應該改變曆法，改變服裝和飾物的顏色，以此來表示接受了新一輪的天命。所以，建築呀、歌舞呀、旗幟呀，在這些東西上多費些心思可並不是窮奢極欲呀。孔子既反對奢侈，也反對吝嗇，他不是說什麼「奢則不遜，儉則固」么，所以，太節儉了，太摳門兒了，這都不是聖人喜歡的。（看，艱苦樸素、勤儉節約，這可都不是正統的儒家觀念呦，人們最早有這種誤解恐怕是被顏回和原憲這兩個窮光蛋楷模給害的。）

「再有，上古那些勤儉的領導連旗子都省，可到了周朝，領導人卻大興土木，大搞歌舞。真把我給搞暈了。就連至理名言也各說各的理，有說『美玉不需要雕琢』，也有說『沒有華麗的排場就不足以輔佐德政』，這互相之間明明是矛盾的呀，我該聽誰的才好呢？

——賈誼說話簡直像個憤青，可是，我們如果仔細一想，這裏面好像有問題呀：賈誼在《時變》里斥責的是秦國的法制，反正被推翻的政權全是壞的，屎盆子可以隨便扣，可在《俗激》這篇里，賈誼怎麼說的全是他本朝的事啊？漢朝政治號稱反秦之道而行，可從這裏看來，社會風俗怎麼竟和秦國相差不多呀？

「用人」的這個思想直到現在都還很有市場，評書里給我們講了無數忠臣和姦臣的故事，讓我們了解到：搞掉奸臣、信任忠臣，就可以萬事大吉。「用人不疑，疑人不用」這八個字是緊承著「親賢臣，遠小人」而來的，同樣是千百年來廣泛流傳的至理名言。最好的統治者應該做到的就是：有一雙明亮的眼睛，能夠準確識別出誰忠誰奸，然後，賦忠臣予重任，給他充分地放權，讓忠臣可以不受束縛地大展拳腳。

這一理論/理想在一部部的評書和電視劇里得到了無數次光彩照人的實現，也似乎贏得了人們的普遍認同，但是，如果考察真實的歷史和真實的生活，我們卻會驚訝地發現：如此一個婦孺皆知的淺顯簡明的道理，卻很少真正地發揮過什麼作用。

那麼，董仲舒所謂的秦國在法家精神的指導下社會風俗急驟惡化到底有沒有可靠的佐證呢？感謝考古發現，睡虎地出土的竹簡向我們展示了秦國的一些法律條文，裡邊居然詳細寫出了對兒子和父母之間偷竊財物的處理辦法；還有：作妻子的如果舉報了幹了壞事的丈夫，自己的財產可以免於充公；如果是丈夫舉報妻子，妻子的財產可以用來獎勵丈夫。看來即便是父子夫婦這樣的至親關係，也都各有各的財產，睡覺的時候還要睜著一隻眼留心對方！

所以說，國際外交就是大財主的社交活動，國內政治就是大財主的家內事務——家再窮也不能在外人面前丟了面子！大財主有時會勒令或哄騙家奴們勒緊褲腰帶，擠出錢來供自己在外邊一擲千金，而小財主的作為也往往會像窮光蛋借錢請客一樣，這種事在歷史上絕不罕見。理解這個道理並不需要依靠什麼深奧的理論，這僅僅是一個簡單的常識罷了。既然我們知道專制體制是「家天下」，就應該更多地去從「家庭行為」和「家長行為」的角度來理解當時的歷史事件。但這個常識是常常被人忽視的，因為人們很容易忽略「家天下」的特性，而去思考什麼國家民族利益之類的宏大主題。

自然，家天下里的家奴也好、忠狗也好、牲畜也好，有時也會過上美滿的生活，但這一切都是來自主人的恩賜，主人既然可以恩賜給他，也有權力隨時把恩賜收回。家奴們會因為美滿或自以為美滿的生活而由衷地歌頌主人的恩賜，這無可厚非，但他們可曾想過：靠恩賜而來的幸福是不可以安心地揣在懷裡的——這次第，像極了皇宮裡的那些女人們。

蕭何這話說得簡略，「正因為天下未定，才應該大建宮殿」，為什麼呢，他沒說原因。其實原因很簡單：以安民心。——我年輕時讀《摩西五經》，對那些人民群眾的所作所為總是無法理解：他們為什麼放著個那麼神通廣大的上帝還不安心，偏要時不時地造出個神像來膜拜一下，折騰得摩西這位領袖兩頭救火，這到底是為什麼呢？很久以後才想通了：當年上帝嚴禁偶像崇拜，「摩西十誡」里就有這一條，可老百姓的心理是一定要有個高大巍峨的東西來膜拜的，不然心裏就不踏實，而基督教嚴禁給上帝造像，把大家搞得沒偶像可拜，逼得他們只好另覓途徑。而蕭何就深明此理，所以才在宮殿的修建上不惜工本。這真是很有諷刺意味，人們總是嘴上希望統治者平易近人，可心底卻深深膜拜著那些高高在上的傢伙。後來王夫之論及此事，說蕭何的話雖然鄙俗，卻未嘗不是人之常情。游士們都愛往王公巨卿的門口跑，並不一定是因為他們能在那裡討到富貴；道教和佛教的寺觀金碧輝煌、笙吹鐘鳴，諂媚之人匍匐在地以求保佑，他們未必就是真心信仰道教或者佛教的教義，只不過是被那金碧輝煌與笙吹鐘鳴所感染罷了。帝王的愚民之術也是一樣的道理。

事情正是如此。董仲舒在解釋為什麼堯會給舜留下一個好攤子的時候說：堯在剛剛作老大的時候並不好過，但他致力於搞掉壞蛋、任用好人，於是，沒過多少日子，堯手下的壞蛋紛紛死走逃亡，而能幹的好人則被一個個提拔了上來，天下由此漸漸走向大治。

還得說董仲舒把握得住，在「天人三策」的第二策里大談秦朝苛政，把批評緊緊地綁住秦朝：「是以百官皆飾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偽飾詐，趣利無恥；又好用憯酷之吏，賦斂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群盜並起。是以刑者甚眾，死者相望，而奸不息，俗化使然也。」和賈誼說的那些都差不多，反正就是秦政府亂搞法治，不體恤百姓疾苦就是了。董仲舒隨後轉而表揚本朝，以作為和暴秦的鮮明對照。

當然得有人做事，他們不但要做，還要吃苦耐勞、任勞任怨地去做。領導的垂拱而治也好，無為而治也罷，全都得建立在手下人努力工作的基礎上——有稱職的小弟在打理，老大才能專心享福呀，沒有他們的辛苦，哪有少數人的享樂，他們的存在和維持現在的狀態是很有必要的。所以，從這層意義上說，「無為」的關鍵就在於用人。齊桓公不就是用了個管仲么，人家管仲可一點兒都不「無為」。

我也不知道誰說的對，但蘇軾在《東坡志林》里有一篇《司馬遷二大罪》，說司馬遷有兩大罪狀，就是論商鞅和桑弘羊之功，而這兩位仁兄都是自漢代以來的學者們一致恥于討論的，至於說商鞅的改革成果，諸如「路不拾遺，山無盜賊」云云，分明是戰國游士的邪說詭辯，卻被司馬遷道聽途說之後載之史冊。

儒家是非常重視「風俗」的，他們認為風俗具有極高的政治意義——想想杜甫詩句里的「致君堯舜上，但使風俗淳」。商鞅的法家之道看起來讓人心寒，好像這是和「風俗淳」南轅北轍的。孔子講過一個故事，說父親偷了人家的羊，兒子不但不檢舉，反而包庇，這就是「直」啊，社會風氣就應該這樣才對。可在商鞅政策下的秦國，具有代表性的畫面卻是「兒子要是借給親爹一把鋤頭，馬上就會面露得色，好像施了多大的恩德似的。」（假父耰鉏杖彗耳，慮有德色矣。）——一個是「證羊」，一個是「借鉏（chú）」，對比鮮明，陳寅恪曾經用這兩個典故作了一首七絕：「證羊見慣借鉏奇，生父猶然況本師。不識董文因痛詆，時賢應笑步舒痴。」詩中第三句「董文」之「董」恰是董仲舒，而最後一句的「步舒」則是我們前文講到過的董仲舒的高足呂步舒——這三個字也正是陳寅恪這首詩的題目。

漢武帝讀了董仲舒的第一道對策，非常欣賞，隨即又對大家提出了一輪新的問題：「我聽說大舜治理天下的時候，這傢伙成天溜溜達達、遊手好閒，可也真怪，天下居然太平無事！要說大舜是我們當領導的榜樣吧，可大聖人周公卻搞的是另外一套：天天忙得不可開交。結果呢，天下一樣太平無事。我可真是納了悶了，這治理國家到底有沒有一定之規呀？讓我們做領導的學哪個才對呀？

說到這裏，有人可能會懷疑：「古代學者們經常虛構歷史，既然儒家可以把堯舜禹美化到無以復加，是不是也同樣地把秦國貶低得一無是處呢？秦國，乃至秦朝，當真這麼差勁嗎？」

從法家的觀點來看，主人是切忌讓家奴們收入過高、生活太好的，因為人富了也就不好管了，所以法家追求的並非我們熟知的「國富民強」，而是「國強民弱」，只有做到「國強民弱」了，朝廷才可以輕易壓得住人民，可以充分用賞罰來操作眾人。人民越是愚、越是弱，朝廷操縱起他們來也就越是順手。這就好比現代企業，高級技術人員往往並不好使，但流水線上的小工卻是最容易控制的。

清官們正因為覺得自己不愛財、不惜命，毫無私心，佔據了道德上的制高點，做起事來便了無顧忌，於是草菅人命者有之，禍國殃民者有之，老百姓們看著他生活之儉、執政之勤，再加上那一臉的正氣，也就只有感動的份，哪還看得見有多少滔天大禍都是他一手造成的。

在人治的大背景下，「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聽上去擲地有聲，可仔細一捉摸，這用人之道豈不成了擲色子——齊桓公不疑管仲，這是擲了一把「豹子」；唐玄宗不疑安祿山，這是擲了一把「蹩十」。一國政治的好壞，全要仰賴賭徒的眼光和老天爺給的運氣？！

——這兩個問題如果讓我來回答，容易得很。關於第一個問題：什麼大舜垂拱而治呀，什麼周公吐哺呀，全是扯淡，那都是後人要麼托古改制、要麼借古諷今給編出來的。大舜有沒有這人還不一定呢，即便真有，他那時候也還是原始氏族社會呢，跟漢朝完全不具可比性；至於周公，說他制禮作樂，設計了一套完美周密的政治藍圖——忘了前邊剛剛講過的嗎，人類是沒有這種能力的，雖然完美周密的設計確實是有的，但把這種設計全面付諸實施，並且取得良好成果，這種事直到二十一世紀也從來沒發生過，而且已經被學者們證明為不可能了。休謨講過一句至理名言：「法律先於國家而出現」，社會的習俗、規則，很多很多都是自發形成的，是緩慢成型的（其中也包括一度被盧梭認為「天賦」的人權——回憶一下洛克，他在《人類理解論》里說：「人心中沒有天賦的原則」），周公制禮作樂充其量是在舊有習俗的基礎上改造、總結了一下而已。還有，周公那個時代也剛剛才進入封建的門檻，和漢朝一樣是沒有可比性的。

——這是儒家政治思想的一個重要的、也是影響尤其深遠的主張：組建好人政府。用諸葛亮的話說，就是「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前出師表》）歸根結底，搞好政治的關鍵就在於「用人」兩字，只有把「用人」一關把好了，領導才可以「無為」。

不過，皇帝常常還真以打工者自居，也還常常能騙得大家的信任和感動。是的，統治者會使老百姓們把統治者本人的奮鬥視為全體人民自己的奮鬥，「並且要求他們作出必要的犧牲」。呵呵，看來愚民並不是件太難的事哦。ｒｅad.9９csｗ•ｃom

「國家民族」這些高尚的字眼也常常會被作為優美的口號鼓舞著士氣人心，但正如我在《孟子他說》里分析過的，愛國是個現代社會的觀念，而先秦時代並沒有什麼愛國觀念，愛家先於愛國；專制時代也沒有什麼真正的愛國觀念，愛國只是作為忠君的附屬觀念，而其意義實質上只是「維護主人的私有財產」。對於家天下的家奴們來說，理論上應該無條件效忠當前的主人以及主人的合法繼承人，一些腦筋靈活的家奴則有時會想：效忠這個主人還是效忠那個主人，或者乾脆找機會自己作主人？家奴只有主人，沒有國家，任何高於主人之上的價值標竿都是被嚴厲禁止的。而主人是有權任意處置自己的財產的，包括國土和人民——正如我們無法要求一個財主不得把自己的土地割讓給別的財主，我們也同樣無法要求財主不得殺掉他自家的牲畜。

我們說儒家兩千年傳統如何如何，在這個問題上，「說」的傳統歸儒家，「做」的傳統卻是要歸法家的。

地方官們不但是地方的君長，還是地方的導師，有時候也要兼一下地方的宗教領袖。讓鄭振鐸來替我說兩句吧：「每一個縣城，我們如果仔細考察一下，便可知其組織是極為簡單的。在縣衙的左近，便是土谷祠；和縣長抗顏并行的便是城隍，也是幽冥的縣官。還有文昌閣、文廟，那是關於士子的；此外，還有財神廟、龍王廟、觀音閣等。差不多每一縣都是如此的組織或排列著的。這還不和帝王之都的組織有些相同么？一縣的縣官，其責務便儼然是一位縮小的帝王。他初到任的時候，一定要到各廟上香。每一年元旦的時候他要祭天，要引導著打春牛……他們是具體而微的『帝王』；『帝王』是規模放大的『地方官』。他們兩者在實質上是無甚殊異的。」

可別以為這隻是搞搞形式主義而已，事實上，形式的重要性經常遠遠大於內容——好比說佛教吧，如果全世界所有的佛經全都失傳了，對寺廟裡香火恐怕不會有一點兒影響，但如果修廟造像和各種開光呀、超度呀之類的儀式全不搞了，會有什麼後果可想而知。

退而求其次，在中國傳統文化當中，孟子勸齊宣王的那些話倒像是個合情合理的辦法：貪財不要緊，領導有錢賺，要讓大家一起有錢賺；怕死不要緊，領導保平安，要讓大家一起保平安。另一方面，如果以小人之心揣度，一個拿小錢不當回事的人很可能是在流著口水盯著大錢，一個人如果沒有常人共有的那些慾望，那他很可能所圖甚大。還有，清官是容易贏得民心的，這一點也足以引起皇帝的擔心。想想田姓篡齊、王莽篡漢，這不都是由能力強、清譽高的小弟把老大給推翻了么！

2）沒有人是一成不變的；

我們應該承認，這些「形式主義」確實有著安定人心的作用——從宏偉的方面來說，正如貝格爾所謂「最初的一切秩序化都具有神聖的特徵……從歷史看，人類的世界大多數都是神聖化了的世界，事實上，似乎首先只有藉助于神聖者，人才有可能設想一個宇宙」，從實用的方面來說，這就好比一家公司新換了領導，首先得搞搞表面文章：把辦公樓重新裝修一遍，以前是紅色的主色調，現在改為藍色，給員工每人發一套全新的制服，顏色、款式也和以前大有區別，哪怕任何實質性的工作都沒做呢，這也可以輕易地全部營造出一副煥然一新的新氣象，同時暗示每一個員工：我們和過去告別了，從此進入新領導的新時代了。

——現在常有人說陝西一帶民風淳樸，看來這得感謝新社會，兩千多年前的秦地風俗想想也讓人脊背發涼。不過呢，賈誼這話也不知道寫實性到底多強，他前邊才說了兒子長大之後就離開父母，後邊緊接著卻說兒媳婦和公婆相處的事，好像有點兒矛盾哎。

從另一方面來看，完全沒有慾望的人是不存在的，貪財和怕死是所有正常人的正常情感，個別人不貪財、不怕死倒有可能，但如果拿這個標準來作為文武官員稱職與否的考核指標，估計90％以上的人都得落馬。但又因為當官是件一本萬利的買賣，大量競爭者自然會湧進這個行當。——在這兩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越是厚顏無恥之徒越容易毫不臉紅地把自己扮成既不貪財、又不怕死的道德楷模，而正派人往往又拉不下臉來和小人比虛偽。於是，在這樣一種高尚的遊戲規則之下，只能是口號日漸響亮，人渣步步高升。中國傳統文化最擅長的就是講道德，可兩千年來，每個時代都在感嘆「世風不古」，這真是個莫大的諷刺。而更有諷刺意味的是，直到今天，還有不少人在鼓吹傳統文化的道德樣板，這至少會讓一百年前的郭嵩燾死不瞑目的。

作為現代人的我們恐怕不大容易理解這個問題，我們覺得理所當然的是：從前（清朝、明朝，甚至更早的朝代）屬於中國的地盤，現在自然也該屬於中國。所以我得強調一下：別拿現代眼光去想古代問題，古人那時候一般都沒什麼「中國」的觀念，只有各個王朝的觀念。——順便一提的是，即便說「春秋大義」當中的「華夷之辨」部分地消解了《白虎通義》上面引文中的「明受之於天，不受之於人」的意義的話，那麼，蒙元和滿清的正統性便該受到質疑了，接下來的問題就是：難道蒙元和滿清的領土規模有理由成為後面的時代里新政權的領土依據嗎？——這是個兩難的問題，如果承認為「是」，那就否定了《白虎通義》里「明受之於天，不受之於人」的正統理論，也否定了「春秋大義」里的「華夷之辨」，更給未來開了個以現實論歷史的口子；可如果承認為「否」……

——這才是專制體制下真實的權力運作，儒家知識分子口口聲聲的「親賢臣，遠小人」的勸導雖然在兩千年來迴音不絕，讓我們幾乎信以為真，但是，它始終只代表了一些善良人們的善良願望和一些聰明皇帝的表面文章。

專制體制的特點是：全國所有土地、所有人口、所有物品，全是皇家的，雖然政策上可以允許私有權，但這是出於皇帝的恩賜，皇帝予取予奪，看誰不順眼就可以剝奪誰的私有權。所以，全國之人誰都不具備和皇帝的人格平等性，他們都是皇帝的私產，要像狗一樣無條件地忠於皇帝。而外國領導人卻是和我們的皇帝有著人格上的平等性的，即便是個小國領袖也是如此，大家坐在一起就像大財主和小財主坐在一起，大財主盡可以財大氣粗，小財主盡可以卑躬屈膝，但兩人都是財主，都有自己或大或小的一份產業，是可以坐在一起說話的。而再小的財主也是財主，再大的家奴也是家奴。某個財主覺得自己經營有方，家大業大，很想炫耀一番——這是人之常情——但財主的苦惱是，家裡雖然有無數家奴，雖然有無數忠狗，但總不能向他們炫耀吧，真要顯擺顯擺泱泱大財主之風，也只能在那些小財主面前炫耀，而在一個財主社區里，大財主也往往更希望有更多的小財主擁著自己。大財主既然家大業大，自然給得起好處，金錢亂拋之下，小財主紛紛擁來，不亦樂乎。趙翼就曾經笑話鄭和下西洋主要就是給明成祖掙面子去的：畢竟萬國來朝方顯大國威儀。read.99csw.com

「親賢臣，遠小人」和「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看上去已經顯得有些可笑了。對皇帝而言，能夠讓自己放心的正是那些有適度辦事能力的貪官而不是清官，這也就意味著，在專制體制下，所謂反腐，往往只是權力博弈的手段和副產品（詳見《孟子他說》第二冊「綿羊世界」一節），機靈鬼們誰也不會拿反腐這個名詞當真，因為真正讓皇帝顧忌的恰恰是那些光彩照人的清官，所以這些人才是最容易被清理的對象。

漢武帝言辭懇切，這次提問的重點是：第一，古代聖王在治國的方針上是貓有貓道、狗有狗道，完全沒有一定之規，可全都達到了良好效果，這是怎麼回事呢？我們漢朝的政治方針又該學習哪位前輩才對呢？第二，我自己現在抓了農業，抓了用人，我覺得這都是治國的重中之重，可為什麼到現在還不見效果呢？

不錯，成功的例子就擺在那裡鼓舞著我們，遠的有大舜，近的有齊桓公，可是，如果追問一下的話：料理一個國家，總得有不少工作要做吧，都垂拱、都無為，那誰來真正做事呢？

政治的兩面性開始露頭了。改朝換代的一般原則是：被推翻的那個朝廷罪大惡極，而新朝則反其道而行之，敵人反對的我們就支持，敵人支持的我們就反對，漢朝這個時候可供參考的歷史經驗並不太多，大家很奇怪為什麼龐大的秦王朝僅僅十四年就土崩瓦解，這可真是史無前例的。學者們深入研究，發現秦朝實行法治，不行仁義，既然認清這是禍根，那我們漢朝就多行仁義，少搞法治好了。賈誼和董仲舒就全是持這種觀點的。我們很多人都知道漢朝初年的休養生息政策，這是不假，秦朝盡搞國家工程，勞民傷財，又打了那麼多年仗，老百姓實在吃不消了，好好休息吧；可事情的另一面是，在「休養生息」之外還有一個詞叫做「漢承秦制」，顧亭林在《日知錄》里就說：「漢興以來，承用秦法，以至今日者多矣」，古人這類說法很多，話比較重的還說漢朝延續了秦朝的弊政，總而言之也就是說，漢朝自己沒搞過什麼原創性的政治改革，而是拿來主義，全盤秦化。比如，當年針對老百姓苦於秦朝的繁密刑罰，劉邦提出了深得人心的「約法三章」，而實際上，這「約法三章」並沒有實行太久，蕭何後來給漢朝編制法律，直接就把秦朝的法律條文拿過來稍加修改就用上了。所以我們不要以為漢朝前期法網真有多寬，有寬的時候那也是因為放鬆執法的關係，而不是說立法上有多麼寬疏簡單。錢穆評論秦漢兩代，說過秦始皇和漢武帝都是中國歷史上的雄主，秦始皇焚書坑儒，以吏為師，嚴禁有人以古諷今，而漢武帝恰恰相反：表彰六藝，追慕堯舜，尊行上古聖王之法。可這種「恰恰相反」只是表面上的，漢武帝設立五經博士，這和秦始皇的焚書坑儒性質是一樣的；漢武帝求仙、封禪，和秦始皇如出一轍。漢武帝把堯舜當作偶像，很瞧不起秦始皇，可所作所為和秦始皇卻並無二致。漢武帝以為自己上承三代聖王，卻不知自己正是亡秦的延續。原因在哪兒呢，漢朝自從劉邦以來，恭儉無為，搞的全是拿來主義，照抄秦朝。漢武帝雖然發憤圖強，想像上古聖王一般有一番偉大作為，賓士天下，其實還沒脫離照抄秦朝的老路。學者們推崇堯舜，痛斥秦朝，可眼光也都限制在秦朝的歷史局限性里。因為說來說去，上古的事情到底全是虛的，而秦朝的事卻是實實在在擺在眼前的，秦漢同是大一統王朝，相似之處很多，一不小心就學上了。

所以，董仲舒繼而提倡教育，提倡道德的吏治，他給地方官下的定義是：從省級幹部到縣級幹部，都是人民的導師，是人民的表率，秉承皇上的恩澤進而宣化下民；如果導師是壞導師，表率是壞表率，那麼皇上的恩澤可就遇到瓶頸了。董仲舒感慨現實：「現在這些地方官呀，既不好好擔負起教化人民的責任，又沒有認真執行皇上的法令，暴虐百姓，專和壞人扎堆，從中牟取私利，致使弱勢群體中常常有人流離失所，被屈含冤。於是乎陰陽錯亂，天地間充滿怨氣，老百姓越來越難活了。這都是因為地方官不地道啊！」

賈誼憂心忡忡：哎呀呀，世風日下啊，笑貧不笑娼，禮義何在啊！我們一定要重視精神文明建設，可不能再這麼下去了，國家要亂的呀！在家是逆子，在朝必定是奸臣。管仲當年提過「四維」的概念，我覺得很好，值得提倡。所謂「四維」就是「四個綱領」，即：禮、義、廉、恥。我建議組織各級政府深入學習「四個綱領」，對「禮義廉恥」我們要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還要組織群眾學習討論，讓大家知道什麼是禮義，什麼是廉恥！看看現在，啊，看看現在，太令人痛心了，大家都在追逐私利，根本忘記這世上還有道德了。刑事案件里有殺害祖父母的，有傷害養父母的，有刺傷兄長的，小偷們也比以前更有膽色了，敢偷帝王陵墓了——那天抓著一個，這小子居然還敢嘴硬，扛著把洛陽鏟硬說自己是考古工作者！我真是氣不打一處來：你考古也沒人說什麼，可你挖的那墳，那是古墓嗎？呸，先皇才死了半個月不到啊！唉，還有光天化日在鬧市搶劫官吏的，這些老百姓也不知都是從哪兒聽說的，以為是個當官的至少都趁幾百萬！還有更離譜的，有人詐稱朝廷之令，從國家糧倉詐騙走了十萬石糧食，糧倉主管都給氣哭了，說：「我這個官倉鼠兩年了才貪掉八萬石，我不平衡！」還有喜歡現金的，騙走了朝廷六百多萬稅款，查都沒法查，因為朝廷的統計數字從來就沒有真實過——主管官員都習以為常了，有一次我看見一個小孩纏著老師非要改考卷的分數，這孩子考得不錯，一百分，可他非讓老師給改成八萬分，我好奇一問，這孩子說拿一百分的卷子回家他爸爸會打他，他爸爸是管統計的。——唉，這個動蕩的世界呀，禮義廉恥全都不見了，實在該是號召全國來學習「四個綱領」的時候了！

董仲舒當然不會像我這樣說話，他對第一個問題的回答是：皇上您說的那些古代聖王，確實是既有廢寢忘食的，也有好逸惡勞的，事情也確實不能一概而論，不是說廢寢忘食的就一定光榮，好逸惡勞的就一定可恥。他們治國的大方針其實都是一樣的，都是沿著我前邊說的那條「道」在走，之所以勞逸有別，是因為時代有不同啊。堯當老大七十年，天下大治，舜接了堯的班，什麼都不做，只由著社會按照慣性向前發展就足夠了，實在是堯給打的底子太好了。可周朝推翻商朝，商紂王留下來的卻是個十足的爛攤子，任誰也沒辦法「垂拱而治」，於是，領導人不得不風風火火、廢寢忘食。

恐怕一般老百姓都會同意，作為風俗來說，「證羊」總比「借鉏」要好，而儒家知識分子的任務就是：讓統治者也能有這種認同感。果然，賈誼還在另外一篇《俗激》當中議論過移風易俗對於國家政治的重要性：

也許因為，這一道理受到了以下三個至少同樣重要的道理的挑戰：

聰明的領導無論嘴上說什麼，對這三句話無不心知肚明。我們來回顧一個盡人皆知的故事：韓信在平定齊國之後，派使者向劉邦請求封自己為代理齊王，惹得劉邦差點兒當時就翻了臉。我們如果把這件事反過來想想：韓信如果不向劉邦提出這個「過分」的要求，劉邦對韓信會怎麼想呢？——這是一個權力場上的通則，所以蕭何鎮守大後方的時候會故意去廣置房地產，甚至還做出了一些搶男霸女的勾當；所以王翦在統率大軍攻打楚國的時候，一次次地向秦王寫信要求賞賜。韓信的這個要求其實並不像《史記》里所暗示的那樣「過分」或者「幼稚」，如果換了我，我恐怕也得這麼去提要求。韓信、蕭何、王翦，乃至許許多多朝代里許許多多的臣僚，他們用這種手法往往都是在向天威難測的主子作出一種明確的暗示：我的野心不過如此哎，請您千萬放心！而這種暗示因為符合基本人性，符合上述三條原則，所以是比較容易被領導相信的。這甚至向我們昭示了一個非常令人不快的道理：在權力場上，作貪官乃是保全自己的一種有效手段，適度的ｒｅａｄ•９9csw.com貪更容易讓領導對你放心。

再來回顧一下董仲舒方才那個問題：「海外都紛紛歸附了，這充分說明了皇上您德治光輝普照四方、充滿天地，但是，國內老百姓怎麼沒得著您什麼好處呢？」董仲舒自問自答：「國內老百姓之所以沒能像海外小國那樣感受到您的恩德，那是因為您的心思沒在老百姓身上啊。」

當然不可能真差勁到這種程度，不然毛主席怎麼會盛讚秦始皇呢。他還寫過這樣一首詩送給郭沫若：

那麼，有什麼辦法能達到這樣的效果：「即使是壞蛋，為公益服務也符合他自己的利益？」這話是英國老哲人休謨說的，很典型地代表了東西方關注點的差異，是呀，這個問題就其本身來說似乎也是荒謬的，更何況它幾乎從未被東方文化所認真關注過。

——大臣諫君經常拿出堯舜的大帽子，皇帝們也不知一代代地聽厭了沒有，我們這裏倒值得關注一下地方政府的特殊角色，以便更好地體會一下「以德治國」的特殊邏輯。

蕭何話中的「四海為家」這個詞現在已經變成了四處流浪的意思，古人的原義是說「四海之內都是皇帝的家」——把馬三立的「黃土馬家」等比放大，也就是專制皇帝的「四海皇家」。

董仲舒接著說：「皇上您太了不起了，萬里之外的夜郎、康居這樣的國家都被您的德政感化，向您歸順！」——這是儒家「以德服人」的政治思想，前邊講過蕭望之就是拿這種思想用在匈奴身上的，結果贏得了空前的政治勝利。但現在的問題是，董仲舒這句話可能有假，因為夜郎和康居這時候還沒歸附漢朝呢。所以有專家懷疑「天人三策」存在著被後人篡改的嫌疑——這倒不是沒有可能，古書儘是被篡改的，所以後世寫歷史的傢伙裡邊，有些人寫推理小說也很擅長。

如果是在漢朝，無論西漢還是東漢，這問題的答案必定為「否」，新舊兩個王朝之間的關係是一定要被強調為「不屬於繼承關係」的，所以，改黃曆、換logo和整體VI，都是在向大家強調這個概念，形式主義是一定要搞的。

即便在上上下下貪成一片、民怨沸騰的時候，皇帝照樣會喜歡貪官，而且，也會更加忌諱清官。因為越是這種情況，清官越容易贏得民心；而老百姓憎恨貪官，卻常常期望九天之上的皇帝會出面制裁。和皇帝爭民心無疑是最冒險的行為，回憶一下前文所講：功勞永遠要歸於領導。

但要注意的是，我說的是「老百姓對這種作風『有時』是深惡痛絕的」，為什麼要獨獨加上「有時」這個限定，因為統治者只要弄些障眼法，老百姓還是很容易就被糊弄過去的。「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嗎？如果真是，皇帝們天天都得冒冷汗了。好在障眼法是很少失效的，呵呵，就連「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這句話本身，不也是一個美妙的障眼法嗎？

翻來覆去地引經據典，無非是強調這一句「明受之於天，不受之於人」——向大家表明我這改朝換代是老天爺安排的，可不是我從上代王朝手上搞過來的。這個邏輯可值得我們萬分留意，這裏分明在說：每一代王朝都是各不相干的，交接的兩者之間絕對沒有繼承關係。如果這個邏輯在古代當真被人們普遍接受的話，這就意味著：一個有著延續性的「中國」的概念其實是不存在的，秦朝就是秦朝，漢朝就是漢朝，唐朝就是唐朝，每個朝代分別是每個皇室的獨立的私有財產。於是，正如我在《孟子他說》里詳細說明過的那個道理：下一個朝代不會以上一個朝代的版圖作為自己王朝版圖的合理依據，比如說，劉家王朝的財產是一千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到了李家王朝，土地變成了五百萬平方公里，但李家王朝沒有理由去說「劉家有地一千萬平方公里，所以我們李家也應該擁有同樣範圍的土地」，這就沒有道理了，畢竟前朝的事是前朝的，本朝的事是本朝的，在私天下的時代里，每個朝代的土地都是各自皇室的私有財產，而既然是私有財產，自然可以被物主隨意處置——送給外國也好，乾脆放棄不管了也好，怎麼處置都行，尤其重要的是：劉家的私有財產和李家的私有財產之間並不存在繼承關係。

儒家知識分子對這種情況是最為痛心疾首的，賈誼《新書》里有一篇「時變」，描寫秦國法家當道下的社會風俗，說：商鞅這壞小子違背倫理，治國方針全部就兩個字：一個是「耕」，一個是「戰」，老百姓全都成了國家大機器里的一個個螺絲釘，只知道種地和打仗，多收了糧食能拿提成，多斬了人頭也能拿提成，全部生活就只有這些了。也就是兩年的光景，秦國的風俗變得慘不忍睹。秦國人生了兒子，如果家境富裕，兒子長大之後就要分家獨立；如果家境貧寒，兒子長大之後就得入贅到老婆家去。如果父子之間借把鋤頭啥的，換了咱們，還提什麼借呀，直接拿過來用就是了，用壞了也無妨；可在人家秦國，兒子要是借給親爹一把鋤頭，馬上就會面露得色，好像施了多大的恩德似的！還有哦，兒媳婦給嬰兒餵奶，能毫無芥蒂和公公坐在一塊兒；婆婆和兒媳婦很少能有和睦相處的，摔摔打打已經成了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https://read.99csw.com

「商朝為了懲治犯罪，用了嚴刑峻法，整起人來狠著呢，可到了周朝，周成王和周康王廢棄刑罰四十多年，監獄全都空了。這就夠矛盾的吧，可秦朝採用了商朝的辦法，嚴而又嚴，天天搞嚴打，搞得全國人口銳減，就像遭了自然災害似的。

我們先不必去糾纏文獻真實性的問題，反正，即便這裏遭到篡改，篡改者也必是儒家無疑，出發點大概是要把這篇漢儒經典點綴得更加完善吧。我們不妨糊塗一下，把它當作董仲舒自己的話好了。董仲舒在舉了夜郎和康居的例子之後，話鋒突然一轉，說：「海外都紛紛歸附了，這充分說明了皇上您德治光輝普照四方、充滿天地，但是，國內老百姓怎麼沒得著您什麼好處呢？」——董仲舒對這個話題沒有深入，其實他已經點出了一個專制朝廷的通病：對內對外兩副面孔。

形式主義不僅要搞，而且要常搞，在改朝換代這等重大事情上就更要大搞特搞。事實上，儒家的專長就是形式主義，而形式主義在實際的政治生活中意義極其重大——我們現代生活里種種形式主義的痕迹：開張剪綵、婚喪嫁娶、開幕式、閉幕式、簽約儀式、電影首映式、新專輯首發儀式，等等等等，在原本都屬於儒家的專業範圍，從這層意義上說，專業的司儀、主持人、DJ，這些人都可以被命名為「新儒家」——大家可別以為「新儒家」都是梁漱溟那樣的大學者，不是的，梁漱溟他們只能說是儒家學說的研究者和學術繼承人，真正在現實生活中起到儒家功用的其實是那些司儀和DJ，而儒家思想的重中之重其實也就在這個「儀式」上邊，這一點留待後文再作詳說。至於現在講到的這個王朝開國的儀式，改黃曆、換logo和整體VI，看似幼稚，其實實用意義很大——在東漢的儒家官方權威典籍《白虎通義》里專門提到過這些形式主義工作的偉大意義：這是告訴大家江山換主人了，現在的主人和上一朝的主人沒有繼承關係——這點很重要哦，江山不是從前朝繼承下來的，而是從老天爺手裡接過來的，老百姓們都得明白這一點才行！我們來看《白虎通義·三正》這一節：

1）人是趨利避害的；

老百姓對這種作風有時是深惡痛絕的，而民間的好惡常常在俗文學中體現得淋漓盡致，比如《隋唐演義》痛斥隋煬帝在揚州接待外國使節，為了顯示國家繁榮，不但花大價錢假裝出一副歌舞昇平的氣象，甚至嫌樹葉凋謝影響美觀，竟著人把揚州城裡大小樹木的枝椏上扎滿綠色絲帶，這還真把一眾外國使節唬得不輕。可隋煬帝也有百密一疏，忘記把使節們從邊境進入揚州的沿途路線上也照方抓藥布置一番了，結果被人家看出了破綻。

我們這裏說的都是貨真價實的清官。首先從技術層面來看，清官不好管理。這就好比你開了一家公司，以業績提成的方式來激勵員工，但有這麼幾個員工出身豪門，錢多得幾輩子花不完，來上班只是為了消磨時間，還有幾個是苦行僧出身，視金錢如糞土，所以，他們自然有自己強有力的一套工作觀念，你想用提成和處罰來控制他們，可人家拿你那點兒小錢根本就不當一回事。你就算拿開除來威脅他們，人家也毫不在意。所以，這樣的員工是沒法管理的，即便他們能力再強，但用起來很不順手。當初趙構問岳飛國事如何可為的時候，岳飛回答了一句千古名言：文官不愛財，武將不惜命。——可是對皇帝來講，如果手下文臣武將全都符合岳飛的這個標準，國事反倒根本不可為了：獎勵對他們沒有激勵作用，懲罰對他們也沒有震懾作用，沒法使喚呀！而更加要命的是，這句名言雖然聽上去光芒四射，被一代代的草民們無限憧憬著，可當草民們真的置身於不愛財的文官或不惜命的武將的治理之下的時候，反倒有可能燃起對貪官的懷念呢。《老殘遊記》也有一段名言，正好適合拿來和岳飛的名言配對來讀：

而說到漢朝，都說漢朝初年休養生息，可就在漢高帝劉邦平城兵敗剛剛回到長安的時候，就看見蕭何在大興土木，把皇宮建築群的規模搞得奢華無比，大有不讓後人之勢。劉邦越看越氣，質問蕭何：「天下匈匈，勞苦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蕭何的回答是：「正因為天下未定，才應該大建宮殿，況且天子以四海為家，宮殿不壯麗不不足以立威。」這話果然在理，劉邦馬上又高興起來。

「我這個皇帝很發愁呀，古代聖王用的招兒都是互相矛盾的，這不是存心難為我么！我朝思暮想，我輾轉反側，想的可都是我的事業呀！我是個很有事業心的年輕人。我自己覺得，治理國家的關鍵在於兩點：一是搞好農業，二是任用賢人。我可不是光在嘴上說說，我當真都去做了：親自去種田，給農民做出好榜樣，鼓勵孝悌行為，尊重有德之人，我還派出了很多使者，去慰問窮苦人家，救濟鰥寡孤獨——哎，你們還別不信，這可都有錄像作證，那些老百姓感動著呢，對我千恩萬謝的。他們能不謝我么，他們得的那點兒好處可都是我萬歲爺開恩賞給他們的！（說句心裡話：就算我不開恩，他們也不能怨我不是？再說了，社會上總得有點兒窮苦人家才好，如果沒有他們，政客們上哪兒去展示滿腔高貴的同情心呢？）可我著急呀，能想的辦法都想了，能使的招數都使了，可怎麼看不見明顯的效果呀？現在這世道，唉，別提了，陰陽不調，黎民過不上安穩日子，到處都是寡廉鮮恥之人，榮辱觀錯位，好人壞人分不清，真真假假看不明，所以我才特意召集你們這些五湖四海的傑出人士，想聽聽你們的意見。可，可，可你們，你們實在太讓我失望了。瞧瞧你們，一百多號人，打麻將能湊三十桌了，可提的都是什麼意見，不是不著調的就是不著調的！難道因為你們心存顧慮嗎？放心，我這可絕對不是引蛇出洞，大家有話就說，有什麼說什麼，我不會找你們秋後算賬的！」

鄭先生把事情講得過於絕對了些，但這段話仍不失為幫助我們理解德治邏輯的一把結實的梯子。

3）權力是最好的腐蝕劑。

按照「以德治國」的邏輯，如果皇帝想要恩加於百姓，先要端正自己，然後把自身的光芒輻射到一眾官員身上，官員們受到了聖光的感染，便也越來越道德，越來越聖潔，最後再各自在各自的地盤上發出聖光，輻射到老百姓的身上。這用禪宗的詩境來說，就叫做「一波才動萬波隨」。

董仲舒指出了辦教育和選拔人才的辦法，建議讓諸侯和地方高官定期推薦賢才，這一招可開了後世科舉制度之濫觴。董仲舒說：「皇上您就照我說的去做，過不了多久您就是當代堯舜了。」

對了，這裏順便提一句：大家一般都以為老子強調無為而治，其實並不盡然，儒家也是強調無為而治的，像儒家推崇的聖人大舜，他的風格就是「垂拱而治」，《論語》里孔子還說過「以德治國，就像北極星，待在自己的位置上一動不動，所有星星都圍著它轉。」（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這就是說，領導不必費心去抓具體工作，只要自己是個道德完人，那就會很快地感染身邊的人，而身邊的官員如果都被感染了，他們也一樣會感染自己治下的老百姓。所以，搞政治就像鬧非典，領導什麼都不用做，只要當好非典源就行了，非典病毒會很快傳染給身邊的官員，官員們再把病毒傳染給治下的百姓，用不了多久，全國上下就全非典了——這就是以德治國的邏輯。這個邏輯最怕反推：當領導號稱自己「以德治國」的時候，你發現老百姓滿是刁民，地方官滿是蛀蟲，你反推出這都是因為最高領導人缺「德」——嗯，邏輯雖然成立，可你的小命難保。

這麼看來，漢朝初期所謂的「無為而治」倒有兩層意思，除了「休養生息」之外，卻是自己在政治上並無創新，只是照抄秦朝，投機取巧。至於箇中原因，錢穆以為是劉邦那伙人除了張良具有貴族血統之外，其他人全屬草根階層，讓這些人制訂國家法典什麼的那可真是難為他們了。現在把賈誼方才那兩篇文章拿來一加對照，這可著實露出了他的馬腳：好你的賈誼，把你說的那些壞人壞事抹去時代背景，嗯，怎麼看不出來是秦是漢呀？——難道是近似的政治框架終於搞出了同樣近似的不良後果？

——蘇軾此論，似乎有他借古諷今的一面，矛頭應該是指向王安石變法的。但從語氣上看，蘇軾倒也不像是在編造歷史來迎合己意。那麼，到底商鞅的改革成果是怎樣呢，到底事情的真相如何呢，反正我是沒法判斷的，惟一能說的是，無論正方還是反方，字裡行間都在強調著「風俗」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