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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天人三策 (三)「天人三策」之三

第三章 天人三策

(三)「天人三策」之三


當然,求雨不是單單祭祀共工,而是春天祭祀共工,夏天祭祀中霤,秋天祭祀少昊,冬天祭祀玄冥。——反正說到底也沒有龍王什麼事。
堆柴——又是一聲絕叫,高高的柴堆不久便豎立在這大平原的地面上了。

龍終於變成操縱降雨的神物而獲得官方的祭祀,這大概始於六朝隋唐,到了宋朝就相當普遍了。龍忍了這麼多年,總算可以吃上豐盛的祭品了,地位提高了就是不一樣呀。這真是貨真價實的「多年潛龍勿用,一朝見龍在田」。但飽餐祭品的龍未必就真的快活,因為宋朝人祭祀的神靈實在太多了,龍混在芸芸眾神裡邊毫不顯眼。這就像我們的小學生爭取入隊,好容易戴上紅領巾了,卻發現全班已經成為「紅領巾班」了。——單說求雨要祭祀的神靈們,說出來簡直就像開玩笑,比如有子張和子夏,這兩位都是孔子的學生,還有神醫扁鵲,也不知道這些人和下雨究竟有什麼聯繫,最搞笑的是,這裏邊居然還有單雄信,聽過評書《隋唐演義》的應該都熟悉這位英雄吧?
「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有眾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
希臘古代神話里,曾有一個可怖的傳說:Athamas做了achai地方的國王。古代Achai人在飢荒或瘟疫時,常要在Laphyatius山的高處,把國王作為犧牲,獻給Zeus。因為他們的先人告訴過他們,只有國王才能擔負了百姓們的罪:只有他一個人能成為他們的替罪的,在他的身上,一切毒害本地的不潔都放在他們身上。所以,當國王Athamas年紀老了時,achai地方發生了一場大飢荒;那個地方的Zeus祭師,便將他領到Laphyatius山的高處而作為Zeus的犧牲……我們的湯禱的故事和此是全然不殊的。湯的禱詞:「餘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餘一人」的云云,也可證其並不是什麼虛言假語。
如何求雨,這在古代農業大國可當真是件大事。商湯的求雨看上去並沒有太高的技術含量,可到了董仲舒這裏,運用《春秋》精神,雜糅陰陽觀念和五行觀念,專門寫了一篇「求雨篇」(《春秋繁露·求雨》),整個兒就是一篇《求雨實用操作技術手冊》。因為內容太多,我只好簡要講講:
事情也許並非如此。在那個遙遠的年代,這個故事也許確實是合情合理的。鄭振鐸有一篇《湯禱篇》,把這個問題說得很透。
《搜神記》講得非常簡潔:商湯滅了夏朝之後,連續遭逢七年乾旱,洛水枯竭。商湯剪掉指甲和頭髮,以自己的身體為犧牲,在桑林中向上帝祈禱。大雨立刻降下,全世界都得到了滋潤。
答案是:龍在這時候還沒有成為「王」呢。
——反正董仲舒就是這麼解釋的,他一本正經地說:「這可不是我拍腦門拍出來的哎,我是有理論依據的。」他的這個理論依據,自然就是孔聖人的《春秋》。
還是著重說說第一個問題好了:《春秋》當真是大講「天人感應」嗎?既然都說《春秋》是孔聖人所作,而孔聖人又一貫「敬鬼神而遠之」,一貫「不語怪力亂神」,那《春秋》難道真會講什麼災異嗎?
可鄭先生的這兩個例子似乎並沒有足夠的說服力。以活人來作犧牲,這在古代並沒有什麼新鮮的,後世打仗還常有殺人祭旗的呢,要舉例子一定得舉以國家領導為祭祀犧牲的事情才好。
「今爾有眾,汝曰:『我后不恤我眾,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眾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従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那位湯要喊叫,但沒有一個人理會他。他已重重密密的被包圍在鐵桶似的人城之中。額際及鬢上的汗珠盡望下滴。他眼光惶然的似注在空洞的空氣中,活像一隻待屠的羊
該是那位湯有什麼逆天的事吧?天帝所以降了那末大的責罰,這該是由那位湯負全責的!
禱告!禱告!要設法使天帝滿足!
王充《論衡·四諱》也說過這事,拿孟嘗君舉例子,說俗傳在正月和五月出生的孩子會殺父母,又說這傳說由來已久,並給出了一個嘗試性的解釋。我還曾見《南社詩集》里郁慶雲《東京柳枝詞》,其中有「五月蒲人解辟邪,更開黃屋建高牙。生兒不相淮陰背,赤幟分明屬漢家。」詞下小注:「俗生兒於五月五日,張大幟曰五月幟。」看來近代日本竟也有這個風俗,卻不聞紀念,只見辟邪。
——對這個問題很多專家都作過考證,我這裏只簡要談談江紹原的《端午競渡本意考》。

來了,來了,村長們從城裡擁了那位湯出來了。還有祭師們隨之而來,人們騷然的立刻包圍上了,密匝匝的如蜜蜂的歸巢似的,人人眼睛里都有些不平常的詭怪的凶光在閃露著。
該有什麼逆天的事吧?該負責設法挽回!
再往下考察,發現五月在傳統上一直被認為是個不好的月份,禁忌很多,究其原因,大概是人們發現夏至以後白晝漸短、黑夜漸長,是謂陰盛陽衰,於是心存畏懼。再往下推論,如果五月是個「惡月」,那麼,也許「五」這個數字不大吉利,那麼,兩個「五」疊在一起應該更不吉利才對,於是,五月初五尤其為人所忌。(哦,五十五可明明是大衍之數哎!)——江先生沒有講到的是,第一,還有一些地方把五月初五當作介之推被燒死的日子而加以紀念,風俗是一連三天不生爐子,只吃冷飯,這看來是和寒食節的傳說混在一起了;第二,把五月初五視為不吉,在史料里不乏例證,比如孟嘗君據說就是這一天出生的,所以一直不受爸爸待見,晉朝有個將軍叫王鎮惡,為什麼爹媽給起了「鎮惡」這麼個名字,就是因為他生在五月初五,《風俗通義》明確記載,說這天出生的孩子,男孩會害爹,女孩會害媽。
兩晉南北朝天下大亂,正史里居然也鬼怪滿街跑了,也許老天和人世當真有著什麼奇妙的感應吧?當然,也許是寫歷史的人出於安全第一的考慮,不大著墨於人世而更多地著墨于鬼怪了。世界名著《鬼家村》也許就是這麼寫出來的吧?
可能有人早就懷疑了:「旱災就旱災好了,不過餓死一批草民罷了,只要加強管制https://read.99csw•com、加強宣傳,連哄帶打別讓他們鬧事就行了。商湯一國之君,難道一遇到自然災害還真拿自己當犧牲啊?!——什麼是『犧牲』,就是獻給神的祭品,一般都用豬、牛、羊,是要活活殺掉的。商湯這要麼就是當真感動上帝了,要麼就是運氣好,可如果在他祈禱完畢卻還是沒有下雨,他這一國之君的小命難道還真會丟在這裏不成?董仲舒對漢武帝大談天人感應,如果哪天漢朝也鬧旱災了,漢武帝也學著商湯的榜樣去祈禱,萬一不靈,難道漢武帝就這麼死了?兩千多年來這麼多皇帝,到底有幾個是真把自己作犧牲而死在祭壇上的?!」
對這段話的解釋歷代專家們是有些分歧的,我這裏姑取一說,大意不差。雖然有人懷疑「堯曰篇」晚出,但這裏的思想似乎倒也與孔子相合。《論語》這種語錄體的東西有一點很討厭:經常不給出上下文,只是孤零零一句話拿出來讓人去猜。好在這事在其他書里另有記載,讓我們可以一窺端詳。
鄭振鐸給出的更有說服力的例子卻是外國的事情:
——也不是。我們看看《論語》最後一篇「堯曰篇」里有這樣一段:




我還曾不止一次地在國外人類學作品中看到過以下的說法,或許多少也有一些參考價值:部落里的人因為生活資料匱乏而不得不殺死嬰兒,這到底是個殘忍的做法,於是他們發明出來一些折衷的辦法,比如規定出吉利的日子和不吉利的日子,在吉日出生的孩子就讓他活下去,在不吉利的日子出生的孩子就被殺掉或者被拋棄在森林里。而即便社會已經發展得使殺嬰或棄嬰行為變得毫無必要了,這類行為還是會頑固地以風俗或儀式等等形式被虔誠地傳承下來,雖然誰也不知道為什麼要這樣做。嗯,這或許正是「路徑依賴」的強大作用——偉大的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在他的倫理學著作《道德情操論》里這樣說到:「遺棄嬰兒,即殺害新生嬰兒,是幾乎在全希臘、甚至在最有教養和最文明的雅典人中間都被允許去做的事;無論什麼時候,父母的境況使他們難以把這個嬰兒養大,從而把他遺棄在外任其挨餓,或者被野獸吃掉,都不受到責備或非難。這種做法可能始於最野蠻的未開化時代。人們在社會發展的最初階段就已熟悉了這種做法,對這種習慣做法始終如一的承襲,妨礙了後代的人去察覺它的殘暴。」——「習慣做法始終如一的承襲」,這是後文將要說到的一個重點。

翻譯過來就是:大王說:「大家都過來,聽我講話。不是我膽敢發難,實在是夏朝作惡太多,上帝命令我去消滅它。你們當中有人會說:『我們的大王不體恤人,為什麼要我們荒廢農活兒去打夏朝呢?』你們的想法我不是不知道,可這不是我想打仗,是上帝派我去打仗,我不敢違背他老人家的命令啊!
其實若說起大搞「封建迷信」,漢武帝比漢文帝可強出太多了,漢文帝再怎麼著也不過是請個高知來問問情況,漢武帝卻是把特異功能大師接二連三給弄到宮裡,金銀財寶不說,還把女兒往外賠。但是,從另外一層意義來看,「問鬼神」和「問蒼生」並不矛盾,甚至還可以說是一事的兩面,因為天和人是互相感應的:人世好了,就會天降祥瑞;人世壞了,就會天降災異。這也就是說,當你發現UFO滿天飛、麥田怪圈無處不在、妖魔鬼怪四處顯靈、到處都有靈異事件發生的時候,你就應該知道,這都是國家政治沒搞好鬧的。
人心騷動著,到處都在不穩的情態之下。
其實這個故事在古代文獻里非常常見,《搜神記》是比較晚的,早些的還有《墨子》和《國語》等等。也許正因為商湯也是儒家吹捧的聖王之一,而天和人又可以如此感應,所以流風綿延到秦、漢以後,直到晚清、民國,皇帝要祭天、祭地、祭祖,也要這樣作作自我批評——「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這句話成為了皇帝們的經典台詞。當然,皇帝如果這麼說,大家聽了自然也會舒舒心,可皇帝心裏是否真這麼想,這卻要打個大大的問號了。
至於《湯誓》,專家們從文字的風格上覺得,這東西不大可能是商朝的貨色,尤其不可能是商朝初期的,而且,從周代文獻里看,《國語》引述《湯誓》,引的句子是「餘一人有罪,無以萬夫;萬夫有罪,在餘一人」,正是湯禱傳說里商湯的禱詞,卻不載於《尚書·湯誓》,而見於《尚書·湯誥》;《墨子》里引述《湯誓》,引的句子是「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也是《尚書·湯誓》所無,卻和《尚書·湯誥》里的「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眾請命」很是相像。
我還得再插一句:古人的引述一般並不像現代人這樣嚴謹,經常不核查原文,只憑記憶一寫,大意差不多就行。所以呢,崔適這裏引的董仲舒的說法並不是人家的原話,在《春秋繁露·暖燠常多》,董仲舒說的是:
再看疑問之三:等社會發展了,國王的權力更大了,國家機器更厲害了(比如董仲舒及其以後的時代),國王(或皇帝)如果也面臨商湯當時一樣的巨大災異,並且祭祀無效的話,那會面臨怎樣的結果呢?反正肯定不會真被扔到柴堆上燒死的吧?
——這事在我們看來實在匪夷所思,難道帝王祭祀就是這麼搞的嗎?真要是下雨下得再晚一些,商湯還不就真被燒死了?可沒聽說過秦皇漢武們這麼搞過呀!這樣的領導誰敢作呀?試想一下,如果董仲舒這麼樣讓漢武帝去搞「天人感應」……
——《搜神記》的怪力亂神
同一個詞,古代也有,現代也有,可意思不同,讀起來最是讓人糊塗。古人說「君主」通常並不是在說國家最高領導人,而是說「公主」。所以,「秦靈公八年,初以君主妻河」,意思就是:在秦靈公八年,開始以公主作河伯之妻。估計就是把公主給沉到河裡去了。
這段是說:孔子作《春秋》,上查天道,下證人事,參考歷史,分析現實。所以《春秋》所譏諷的,也就是災害所侵犯的;《春秋》所厭惡的,也就是怪異所降臨的。孔子是把國家的過失與災異現象寫在一塊兒的,以此來彰顯善惡。古代掌管文教的官員致力於以道德感化萬民,人民全被感化之後,監獄里也就一個人都沒有了。而現在,古風不存,人民得不到教育感化,心裏已經沒有仁義了,為了賺錢可以連命都不要,所以犯法的人才這麼多,一年裡邊攤上刑事官司的人就有成千上萬。這樣看來,古法是不可不用的,所以《春秋》對改變古代制度的事情總是大加譏諷的。
董仲舒自然給過解答,崔適自然也沒有忽略,他說:「董仲舒當年是這麼說的:商湯時期的超級旱災不是商湯招來的,而是上任夏朝暴君夏桀留下來的余虐。」

龍舟競渡源出屈原投江,最早的記載應該是南北朝時代的一本筆記,叫做《荊楚歲時記》。人們引述龍舟出處往往會追溯到這本書,說當年荊楚百姓划船去尋屈原,於是留下了這個風俗。但《荊楚歲時記》並沒有把這個說法當作定論,書中還談到了另外一個說法,說事情不是源於屈原,而是源於伍子胥。
崔適的問難似乎言之成理,但鄭振鐸批評崔適說:不該以後人的常識來判斷古代事情的有無。
趙翼又舉一例:干寶的《搜神記》,盡人皆知書里全是怪力亂神,可干寶其人在晉朝卻是位出色的官方知識分子,他曾被皇帝委任編修國史,成就出一部《晉紀》,頗受好評,時人稱之為「良史」。可就是這樣一位出色的史家,家裡邊卻出了一樁史筆難以描繪的靈異事件:干寶的爸爸很寵一個婢女,等爸爸死後下葬的時候,失去了靠山的婢女被妒火中燒的幹家老媽活活推進墓中,就這麼連活人帶死人一塊兒埋了。干寶那時候還小,不大懂事,也就沒受太大的刺|激。又過了十多年,老媽也死了,幹家人安排合葬事宜,挖開了當初埋干寶爸爸的墳墓。這一挖,只見地底下場面駭人,那個婢女栩栩如生地趴在棺材上,就像活人一般。大家用車把婢女載回了家read•99csw.com,過了一天,婢女竟然醒過來,回憶墓中生活,說干寶的爸爸對她很好,給她好吃好喝,兩人恩愛非常。後來,幹家把這婢女嫁了人(也許是不敢把這麼一位奇人留在家裡吧),她婚後居然還生了孩子。
我們現在熟悉的龍的形象基本就是在這個時候確定起來的。據閻雲翔反駁聞一多「龍圖騰」的說法:「……無論如何也不會發生蛇氏族在不斷的征服過程中也不斷地將被征服者之圖騰融于自己的圖騰物上的事。這是現代人想像出來的征服者歷險記,缺乏人類學報告的證明。……所謂具有多種動物特徵的龍之定型不會早於漢代。只是從西漢開始,龍的形象才逐漸趨於統一,而在此之前,除了長身之外,龍的其他部分變化萬千,互不相同。」(順便一提,在2006年末,有所謂專家否定龍圖騰的事成了熱點新聞,其實正如「引子之一」所說的,新問題常是老問題,閻老師在他這篇文章里就詳細論證過這個問題,其中講到:「在遠古時候,中國的土地上由一個龍圖騰的華夏民族代表著中國文化,這種說法可能適應現代人的心理,但並不符合事實。」——這篇文章原載於香港《九洲學刊》1988年第2卷第2期,差不多是二十年前的舊事了。誰想拍磚儘管去找他。如果前推一百年,還有更能激怒大眾的說法呢——「章鴻釗先生認為中國的龍就是西方文化中的毒|龍(Dragon),約在黃帝時期傳入中土。」章文詳見1919年北京法輪印刷局(別誤會哦)出版的《三靈解》。當然,這個說法現在已經不被專家們當真了。)
呵呵,這問題如果是一個白痴來問,那就是一個十足的白痴問題,可是由我來問,必然是有緣由的。
在這篇《湯誓》里,商湯不但公然謊稱上帝的命令,對手下人還有著相當大的生殺予奪大權,如果這篇「重要講話」屬實,湯禱一事就顯得可疑了。反正,這兩者實在難以並存。
要雨,我們要的是雨,要設法下幾陣雨!
——「問鬼神」和「問蒼生」並不矛盾
王曰:「格爾眾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把時間再往後推,商周兩代之中,高宗雉雊、帝乙慢神、宋景守心,這幾個著名的故事我在《孟子他說》里都已講過。再往後看,滑過十四年的短暫的秦朝,就到了漢朝了。現在我們知道,董仲舒的「天人感應」理論,陰陽五行學說,在當時並非全新的東西,並非突然間橫空出世,而是早有了至少數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歷史鋪墊,只有如此,董氏理論才能夠水到渠成——這正是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而在我們的傳統當中,總是把發明權歸到少數名人的身上,比如周公制禮作樂,而像禮樂這樣的複雜的社會行為規範和政治框架,如果當真是全新的東西,恐怕一經使用就會全盤砸鍋呢。
——好了,對第二個問題的解答只能到此為止,很難更進一步了。但以此來反溯湯禱的傳說,似乎也能夠給我們一些隱約的啟發,雖然我們無法確切地說出如此這般或是如此那般。
李九我這番話非常有力,但這在解決了舊問題的同時,卻帶來了新問題:既然上帝是有頭腦的,既然「天人感應」是確實存在的,那麼,像七年大旱這樣的超級自然災害只應該降臨在暴君當政的時代,卻怎能出現在聖王統治的時期呢?
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湯禱

——嗯,大家看出疑點了沒有?
湯既克夏,大旱七年,洛川竭。湯乃以身禱于桑林,翦其爪、發,自以為犧牲,祈福于上帝。於是大雨即至,洽於四海。
這時候卻看出鄭振鐸的「不厚道」了,他考釋湯禱傳說,連《屍子》這樣的冷門書都檢索到了,卻放著《尚書·湯誥》這等醒目的文獻不予理會,也不知道是什麼道理。我們查一下《尚書》,會發現「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這句話在這裏根本就不是商湯求雨的禱詞,而且和求雨一點兒關係都沒有!整篇「重要講話」,是商湯滅掉夏朝之後返回首都,向同盟諸侯作的總結,說:「凡是歸順我商朝的諸侯,不能無法無天,要以遵紀守法為榮,以好逸惡勞為恥。如果你們做得好了,我不會隱瞞;如果我有了過錯,我也不會原諒自己,上帝全都看得一清二楚呢。」緊接著的話就是那句「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聯繫上下文,這句話應該翻譯成:「如果你們四方諸侯有了罪過,這是我的罪過;如果我有罪過,好漢做事好漢當,我不會連累大家。」
先來說說「疑問之一」。
——簡單來說,這問題的答案是顯而易見的:如果事情當真如此,誰還敢當皇帝呢!

如果深究個中原委,卻也值得多費一些口舌。
七十年前的白話文現在讀起來倒別有一番風味。鄭振鐸「逼真再現」了商湯的那一次影響深遠的桑林禱告,我就簡潔一些來複述好了:後來,商湯被推上了柴堆,誠心誠意地向上帝禱告——這時候他沒法不誠心誠意,因為當真若再不下雨,祭師和村長們就該在柴堆上放火了。
後來,曆元、明、清三代,龍的地位越來越高,而龍的地位到達頂峰還得說是在近現代:聞一多率先提出龍為圖騰,但他的論證並不足夠有力,自然也沒有成為定論,直到很近很近的時候,歸功於一首歌曲的流行,國人普遍認同了「龍的傳人」這一充滿感情|色彩的說法,龍也許終於算是修成正果了。至於董派的求雨技術,也一直沿用到近代——1927年6月,北京某地紳商聯合各界求雨三天,《世界日報》的報導是:「是用寡婦二十四名,童男女各十二名,並用大轎抬了龍王遊行,用人扮成兩個忘八,各商家用水射擊他,鼓樂喧天,很是熱鬧。」當時周作人看著這個消息,大惑不解:「……那些傢伙是什麼用意呢?水淋甲魚,大約是古時乞雨用蛇醫的遺意,因為他是水族,多少與龍王敖廣有點瓜葛,可以叫他去轉達一聲。那個共計四打的寡婦童男女呢?我推想這是代表『旱』的吧?經書上說過『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或者用那一大批人就是表示出這個意思來的?」——我們對照一下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求雨》,就能解一些周作人之惑了。不過,周作人的困惑正好說明了古老傳統在經歷了漫長的時間之後,很多本意都已經湮滅不清了,在細節上也慢慢發生著變化,比如,漢朝可沒有什麼龍王敖廣的——舞龍求雨雖然不假,可龍只是一個配角,真正的主角當是女巫,而當女巫退出了社會主流之後,龍的地位就開始上升了,畢竟一齣戲總是得有人唱主角的。九*九*藏*書
認真考證一下,競渡風俗可能和以上三位名人都沒什麼關係,而是為了穰災。江先生的重要依據是《古今圖書集成·歲功典·武陵競渡略》,書中說道:划船直奔下游,燒祭品,把酒倒進江里搞儀式,詛咒一切災害、瘟疫、妖孽,煞是熱鬧。競渡完后,人和船還是要回來的,可回程的景象卻和競渡恰成對照:也不張旗,也不打鼓,偷偷把船划回來,拖上高岸,還要拿東西給蓋住。今年的事就算完了,再搞就要等來年了。如果有人生病,還會用紙做成龍舟的樣子,拿到水邊給燒了。
崔適可惜沒和董仲舒生活在同一個時代,不然的話,他去問難一番,肯定很有看頭——崔適對董仲舒的解釋明顯抱持不屑的態度,他說:「按您董老這個邏輯,嗯,商紂和夏桀可是同一個級別的壞蛋,那為什麼武王伐紂那次改朝換代就沒有商紂的『余虐』呢?那時候可是豐年啊!看來這事不可信,商湯以己身為犧牲的說法尤其不近情理。」
照理說,如此重要的一個問題,是不可能留到明清才讓人研究的,董仲舒要圓上自己的理論,必然要對這個問題作一個完滿解答,不然的話,一經其他學者問難,張口結舌答不上來,這個面子可就跌大了。
——這麼說也很有道理哦,我們都知道上古時代有兩個著名的暴君,一個是夏朝的末代君主夏桀,一個是商朝的末代君主商紂。夏桀實在太壞了,搞到天怒人怨,所以,商湯雖然推翻了他,建立了全新的商朝,可夏桀留下來的爛攤子不是一下子就能清理乾淨的。
看那位湯穿著素服,披散了發,容色是戚戚的,如罩上了一層烏雲,眼光有些惶惑。

這段是說:商湯時期的大旱只是特殊情況罷了,與此相同的還有大禹時代的洪水,都是起因於世道變化而產生的陰陽失調。話說堯聖人當領導的時候,把人民群眾當成兒女一樣,人民群眾也把堯當成父母一樣。《尚書》里說:「堯死的時候,老百姓們都悲哀得像死了親爹親媽一樣。這悲哀的情緒瀰漫在四海之內,沒有了音樂,也沒有了娛樂,就這樣一連過了三年。」——看,一連三年啊,這三年裡,陽氣一直被陰氣壓抑,陰氣盛行,所以後來才有全國範圍的大洪水了,所以才有了後來的大禹治水。商湯大旱的道理也是一樣:商湯改朝換代,滅了夏桀,而夏桀是天下頭號大壞蛋,滅了他就導致陽氣旺盛;商湯是天下頭號大好人,他掌了權,使盛德布滿天下,這也是促使陽氣旺盛的。而同一時間里陽氣全都旺在一起了,這就像人上火一樣,所以就有了大旱了。(熊逸按:這兩句原文有些費解,加之我的水平有限,解釋得不一定準確,但想來大意應該不差。)所以呢,大禹時代的洪水和商湯時代的大旱都是事出有因的,偶然而已,並不證明大禹和商湯不夠聖王的標準。
諸位——他開始喊叫,但沒有一個聽他。
天帝要犧牲,要人的犧牲!要血的犧牲!我們要將他滿足,要使他滿足!——彷彿有人狂喊著。
「奧狄甫士!聰明的奧狄甫士!你不能救護我們么,我們的國王?」這城遭了大疫,然而他們卻向國王去找救護!但在比較文化進步的社會裡,這一類的現象已漸漸的成為「廣陵散」。國王也漸漸的不再擔負這一類的精神上的或宗教上的大責任了。然而在我們的古老的社會,卻還是保存了最古老的風尚,一個國王,往往同時還是一位「祭師」,且要替天下擔負了一起罪過和不潔——這個不成文的法律到如今才消滅了不久!
後來的帝王,無論在哪一國,也都還負有以一人替全民族承擔的災患的這種重大責任。我們在希臘大悲劇家Saphocles的名劇《Oedipus the King》里,一開幕便見到Thebes城的長老們和少年人,婦人們,已嫁的和未嫁的,都集合於王宮的門前,有的人是穿上了黑衣。群眾中揚起哭喊之聲,不時的有人大叫道:
董仲舒在這重要的一段里暴露了三個問題。一是他的「天人感應」理論來自《春秋》;二是《春秋》的核心精神之一是「復古」;三是露了狐狸尾巴——前邊一直都說秦朝法制橫行,刁民逐利犯法,結果一不小心說漏了嘴,敢情漢朝如今也是這樣啊!
原則上說,求雨一定要閉住陽氣、釋放陰氣,在人間搞出陰盛陽衰的效果,上天被人間的陰氣感應,就該下雨了。這個原理如果應用到現代社會,我們可以說,為什麼這些年總有大雨,總有洪水,都是因為女子體育項目經常出彩,可男足總也踢不出亞洲。
司馬遷在《報任安書》里說過一句非常著名的話,說他寫作《史記》是要「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這三句排比蕩氣迴腸,很容易稀里糊塗就讀過去了,如果細看一下,這個「天人之際」還能是什麼意思呢?——要知道,司馬遷可是在董仲舒門下聽過課的,而且,以前的歷史學家同時還得是天文學家。
漢武帝繼續提問,這一回詳細問道了天人感應之事。我們很多人都熟悉李商隱一首詠嘆賈誼的七絕:「宣室求賢訪逐臣,賈生才調更無倫。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這是感嘆政治新星賈誼好容易又得到了漢文帝的召見,本擬有機會施展抱負,可漢文帝關心的卻只是鬼神之事,並非天下蒼生的福祉。
《春秋》記事非常簡略,一年的事情也統共不過幾句話(前邊咱們已經見識過了),全書一共也不過一萬多字,可對日蝕就記了好幾十次,另外還有不少對彗星、流星雨等等「怪異」天象的記載。天上如果發生了什麼不尋常的事情,人間可就真得好好得捉摸捉摸。
配合龍舟競渡的,還有一大堆的巫術活動,所作所為怎麼看怎麼都像穰災,卻看不出紀念活動的樣子,更看不出和屈原有什麼關係。至於五月初五這個時間,事實上也並非各地普遍遵守的,還有五月初一、十五、十七,或者其他日子,惟一相同的是:全在五月。
鄭振鐸這話很是在理,每個時代都有各自的社會風俗和道德觀念,文明開化程度也不相同。鄭振鐸舉了兩個《史記》里以活人來做犧牲的事情:一個是婦孺皆知的魏國西門豹治鄴為河伯討老婆,一個是「六國年表」里的「秦靈公八年,初以君主妻河」。
亂子還沒完,繼續深究一下,又會發現《湯誥》似乎也不大可信,因為這篇文章僅見於「古文《尚書》」,卻不見於「今文《尚書》」,八成屬於偽作。
抬祭桌——一人倡,千人和,立刻把該預備的東西都預備好了。
沒有下田或採桑的男婦,他們都愁悶的無事可作的聚集在村口,竊竊的私語著。人心惶惶然,有些激動。左近好幾十村都是如此。村長們都已到了城裡去。
——有趣的是,如果說這事《論語》有載、不屬於「怪力亂神」吧,可偏偏《搜神記》這部「怪力亂神大全」里也有收錄:
這筆糊塗賬咱們暫且放過不論,反正專家們的基本意read.99csw.com見是:《尚書》里的《湯誓》絕非原文,至於真假成分各佔多少,那就真不好說了。「古文《尚書》」和「今文《尚書》」之別,背後是古文經系統和今文經系統之爭,可謂是從漢到清兩千年學術史上的第一大案,這裏先放個話頭,容后再講。
那位湯抬眼望了望;個個人眼中似都閃著詭異的凶光。他額際陣陣滴落著豆大的黃汗,他的斑白的鬢邊,還津津的在焦聚汗珠。
春夏秋冬舞的龍各不一樣,哪一天開始舞、舞多長時間等等,這裏邊有很多繁瑣的技術細節和規矩講究,搞儀式正是儒家之所長啊。
趙翼舉例只是隨手點檢,而《晉書》里緊接著還記載了干寶家另外一樁奇事:干寶的哥哥曾經斷了氣,一連好幾天,身體都僵硬了,後來卻奇迹般地醒轉,述說自己見到了鬼神,宛如一場大夢,不記得自己曾經死過。
——端午節到底紀念誰?
——我現在深夜寫字,寫到這裏也彷彿見了鬼:趙翼說的婢女復生事件確實《晉書》有載,可在《搜神記》里卻沒有這篇呀,只有兩三個類似的故事而已。如果不是版本問題,那就真是見了鬼了!咳咳!
但是,鄭振鐸這裏絕非小說家言,在「逼真再現」之後就是詳實的考據工作了。我們也跟著他的考據來看看事情到底是怎麼回事。
那麼,如果真拿私家野史的標準來衡量,《春秋》大談災異似乎倒也說得過去。可事實上,這根本就不成為一個區分正史與野史的合理標準,因為在官方正史當中,靈異現象其實是無處不在的。當然,這也許是因為《春秋》對後世的影響力實在太大的緣故吧。
從歷代官方說法來看,《春秋》原本還當真是部野史,因為孔子不過是個私立學校的校長,是沒有權力來修治史書的。修史書是史官的職責,是官方的行為,從古至今都是如此,這也表現了歷代官方對歷史的重視。如果放任私家修史,你這麼寫,他那麼寫,一個人一個說法,也沒有人來給敏感事件統一口徑,這樣的歷史哪還有嚴肅性呢!所以,《孟子》裡邊提到孔子作《春秋》,說孔子感嘆著「知我者《春秋》,罪我者《春秋》」,原因很可能就在這裏,就是因為孔子自己也清楚自己這種私家修史的做法是一種僭越行為。
唉,先秦文獻可真是一團亂麻呀。
單是這麼一件事,倒也沒什麼太讓人奇怪的,也許這婢女是個特異功能大師呢。可讓趙翼感覺奇怪的是,這事居然是堂堂正正記載在正史《晉書》里的?!趙翼說:這事怎麼想怎麼不可信,但干寶正是因為自家出了這件怪事,這才四處搜羅靈異事件,編寫出了《搜神記》來的。如果這是干寶瞎編的,他這不是自曝爸爸的隱私和媽媽的妒忌么,念過書的人是不會做這種事的呀。也許真是天地之大、無奇不有吧。
江先生說,端午競渡的來歷在文獻里有很多不同的記載,吳人認為是源於伍子胥,楚人認為是源於屈原,越人還認為是源於勾踐,都拿自己地方上的名人說事。——看來這種風氣不是現在才有的,而是古已有之呀!
看來西漢時代對於龍來講是一段重要的日子。及至東漢,富有刺兒頭精神的大學者王充論證黃帝不曾升天仙去,所著力攻擊的一個重點就是黃帝乘龍的傳說。王充說:「龍是不能真正升天的,它們只是隨雨雲而起,又隨雨收雲散而落入深淵罷了。如果黃帝當真騎上龍了,那等雨停的時候還不和龍一起落到深淵里了?」
那,龍王呢?為什麼是祭祀共工,而不是祭祀龍王呢?
是呀,這事仔細一想,確實處處透著荒誕。商湯的事迹渺茫難考,隨便那些知識分子們怎麼說就怎麼是,看來我們也只能拿它當故事聽了。這也就是說,在後世如此重要的一個理論/行動,竟是部分地紮根在一則虛構的故事之上?!
再來看看疑問之二,回顧一下問題先:鄭先生的這句話「因為他們的先人告訴過他們,只有國王才能擔負了百姓們的罪:只有他一個人能成為他們的替罪的,在他的身上,一切毒害本地的不潔都放在他們身上」,讀著雖然不太通順(可能是編排有誤吧),但猜想中心意思應該是說國王身上擔負了全部老百姓的「毒害本地的不潔」,如果這樣的話,國王豈不是成了麻風病人的角色,人們的合理邏輯應該是:既然我們所有的「不潔」都在他一個人身上了,那麼,把他給燒死(或者用其他什麼類似的辦法處死)不就同時也把所有的「不潔」都消除了嗎?
要使他滿足!如雷似的呼聲四應。
鄭先生不愧是搞文學出身,在《湯禱篇》的一開始,就以文學的筆法渲染了全部的湯禱場面,說連年乾旱,搞得人心惶惶,於是——
董仲舒的求雨方法在操作上是極其複雜的,比如,春天在求雨期間禁止砍伐山林,把侏儒聚到一起,把女巫暴露在太陽底下曬著,建壇掛旗等等,祭祀共工,找來三歲大的雄雞和公豬,燒烤完後放在神廟裡,關南門,在門外放好水,開北門,門外放一頭公豬……如果真下了雨,就以一頭豬來答謝老天爺。(看來老天爺也真夠沒出息的,鬧了半天原來就是貪一頭豬吃?!)
先提一個小小的、或許不是問題的問題:龍舟競渡是為了什麼?
——這還的確是真的。
不過呢,如果我們較真一下,這個五月初五的傳說,當初從風俗傳說上或許當真屬於不祥的日子,但從歷史查看卻未必如此:孟嘗君不就是一個典型的反例么,還有漢朝的王鳳,也是這一天出生的——據《西京雜記》說,父母本來顧忌風俗傳聞,不敢養他,是王鳳的叔叔舉出了孟嘗君的例子,這才把孩子撫養起來,結果這位王鳳後來非常發達,權勢和地位就像是包青天故事里的那位著名的龐太師。
——龍圖騰和龍王
而事實上,湯禱的傳說和這篇《湯誓》其實都很可疑,張飛和李逵誰也別說誰黑。鄭振鐸對湯禱傳說的結論是:「雖然『旱』未必是『七年』,時代未必便是殷商的初期,活劇里主人公也許未必便真的是湯,然而中國古代之曾有這幕活劇的出現,卻是無可置疑的事。——也許不止十次百次!」
進一步來說,很多人都知道「天人感應」是董仲舒提出來的,而事實上,這種觀念由來已久,董仲舒不過是在一個恰當的時間、恰當的地點,作了一次恰當的闡發而已。那麼,這種觀念到底由來多久呢?嗯,至少在《春秋》里就已經有了。董仲舒在「天人三策」里論道:
也不知道是商湯的誠意感動了上帝還是事有湊巧,就在千鈞一髮之際,終於下雨了,商湯於是在眾目睽睽之下,被祭師和村長們護擁著走下柴堆,享受著人們的歡呼。
太陽蒸得個個人氣喘不定。天帝似在要求著犧牲的血。
鄭振鐸很好地解答了湯禱問題,但作為讀者的我們,很容易又從此產生出一些新的疑問。比如說吧,疑問之一:傳統上,求雨不都是向龍王來求嗎,為什麼商湯是向上帝來求呢,這時候龍王在幹什麼呢?疑問之二:鄭先生的這句話「因為他們的先人告訴過他們,只有國王才能擔負了百姓們的罪:只有他一個人能成為他們的替罪的,在他的身上,一切毒害本地的不潔都放在他們身上」,讀著雖然不太通順(可能是編排有誤吧),但猜想其中心意思應該是說國王身上擔負了全部老百姓的「毒害本地的不潔」——如果這樣的話,國王豈不是成了麻風病人的角色,人們的合理邏輯應該是:既然我們所有的「不潔」都在他一個人身上了,那麼,把他給燒死(或者用其他什麼類似的辦法處死)不就同時也把所有的「不潔」都消除了嗎?疑問之三:等社會發展了,國王的權力更大了,國家機器更厲害了(比如董仲舒及其九-九-藏-書以後的時代),國王(或皇帝)如果也面臨商湯當時一樣的巨大災異,並且祭祀無效的話,那又會面臨怎樣的結果呢?反正肯定不會真被扔到柴堆上燒死的吧?(至於商湯為什麼要剪掉頭髮和指甲,深究起來也頗有一些意義,不過我就不扯那麼遠了,有興趣的人可以看看江紹原的《發須爪——關於它們的迷信》。)
那麼,「初以君主妻河」,好像有點兒這個意思,是不是說:把國君扔到河裡給河伯當老婆?——怪怪的哦?
——這是一個合情合理的邏輯,我們可以參考一下五月初五端午節的龍舟競渡。
這裏的「予小子履」就是商朝的開國之君商湯,這段話是他在一次祭祀活動當中的重要講話:「我用黑色的公牛獻祭,告訴偉大的上帝:有罪的人我不敢擅自赦免,您的僕人我對您老人家不敢有任何隱瞞,這您是知道的。我如果有罪,您就懲罰我一個,別牽連天下人;天下人如果有罪,都由我一個人承擔!」
沒有「龍王」卻有「龍」。在董仲舒的求雨設計里,確實有不少工作是要龍來擔綱的,但龍只是被用來舞的,並不是被高高地供奉起來的,這也就是說,那些酒肉祭品龍是一點兒也吃不著的。
話說回來,我們眼下的疑問是,商湯他們到底只是個大的氏族部落呢,還是已經有了比較成型的文明國家,這也不大好說。有一句流傳極廣、膾炙人口的格言,在現在的小學課本里我還見過,叫做「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這話是「四書」中的《大學》引述的商湯一件器皿上的銘文。如果商湯時代能有如此深刻的道德箴言,想來文明程度已經相當之高了。可郭沫若對此起過疑心,他是金文專家,覺得商周兩代金文多多,可拿道德箴言來作銘文的卻絕無僅有。遺憾的是,這件器皿早已失傳,沒法拿實物來作驗證了。郭沫若想來想去,終於發現,《大學》作者看到的那件青銅器應該是件殘缺的東西,缺了頂上的一小部分,所以文字也就跟著殘缺了,如果補上頂端的話,這句箴言就變成了「父日辛,祖日辛,兄日辛」,這就順理成章了。另一位專家徐宗元則認為這三句話是歷代大儒讀了錯別字,應當是「考日辛,且日辛,兄日新」。總之,無論郭說還是徐說,這句古話讀出來都是商王的世系,而絕非道德箴言。——呵呵,這可不怪我們見識淺,要知道,從東漢頂尖大儒鄭玄到唐代頂尖大儒孔穎達,再到宋代頂尖大儒朱熹,對這句話全是按照道德箴言來解讀的。還有一點要說的是,這件青銅器(如果當真存在的話)只能推斷出是屬於商代的,卻不一定就是商湯本人或商湯時代的。
《尚書》裡邊有一篇《湯誓》,是商湯準備討伐夏桀時對手下人發布的總動員令,這可是真正的「重要講話」:
……
——如果你自己或是你的孩子恰好也是五月初五齣生的,那你就當我前邊這些話沒說好了,只要記得自己生在滿懷偉大愛國主義情操的端午節就好。呵呵,不過嚴格來說,即便說屈原是位偉大的愛國主義詩人,他也該算是個偉大的「外國」愛國主義詩人。(因為楚國原本只是加入過周人的「邦聯」,後來又退出,最高領導人自稱為王,和周天子平起平坐,和中原諸國形成了南北對峙的關係。)
有人讀到這裏可能會大為不屑:「《春秋》怎麼這麼寫呀,這還哪像是正史所為呀,還什麼中國第一部編年史呢,哼,說野史還差不多!」
這就是董仲舒的經典解釋。看似說得很圓,可如果較真一下的話,如果漢武帝的時候天降災異,完全可以託詞說那是秦始皇暴政的余虐呀。這天人之間的感應如果不一定是即時生效的,很多事情可就真都說不清了。
先別說「等社會發展了」云云,只說商湯其人,他老人家當真那麼窩囊嗎?
那麼,《春秋》就是「天人感應」的源頭么?
一件怪事的降臨也許只是一系列怪事的開端,就在這個時候,劉聰的皇後生孩子了,生的是一對雙胞胎,可惜不是人,而是一蛇一虎。這一蛇一虎傷人而走,大家去找,卻在怪肉旁邊找見它們了,而怪肉的哭聲也奇怪地停了下來……

鄭老師先是講了歷代專家對湯禱一事的分析質疑,質疑得最為有力的要算清代的辨偽大家崔適。崔適廣徵博引,認為此事太過不合情理,他贊同明人李九我的邏輯:「商湯是位著名的聖王,兢兢業業治理國家,難道上帝看不見他終日的辛勞,卻只相信他兩句話的祈禱詞?上帝這也太沒頭腦了吧!」
「你們當中還會有人不理解,說:『夏朝犯什麼罪啦?』我來告訴你們吧,他們的領導夏桀驅使民力為自己建設都城,他們的人全都怨聲載道,氣憤地賭咒說:『你這個日頭呀,趕緊完蛋吧,我們寧可跟你同歸於盡!』啊,你們看看,夏桀夠不夠壞,所以我們非出兵不可!我們要解救那些生活在水深火熱當中夏朝人民!
農民們騷然的在吵著喊著;空氣異然的不穩。


禹水湯旱,非常經也,適遭世氣之變而陰陽失平,堯視民如子,民視堯如父母,《尚書》曰:「二十有八載,放勛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四海之內,閼密八音三年。」三年陽氣厭于陰,陰氣大興,此禹所以有水名也。桀,天下之殘賊也,湯,天下之盛德也,天下除殘賊而得盛德大善者,再是重陽也,故湯有旱之名,皆適遭之變,非禹湯之過,毋以適遭之變,疑平生之常,則所守不失,則正道益明。
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為,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棄行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
董仲舒說:「孔子作《春秋》,上查天道,下驗人情,網羅古事,考察現實。所以《春秋》所譏諷的,也就是災害所侵犯的;《春秋》所憎惡的,也就是災異所降臨的。」
「你們都得幫我才行,執行上帝的命令去討伐夏朝。你們不會白辛苦,大王我是不會吝惜賞賜的。你們也別不相信我,我這人說話算話。當然,醜話也得說在前邊,如果你們不守誓言,嘿嘿,我會讓你們去當奴隸,我還會大開殺戒!你們掂量著吧,我是不會手軟的!」
趙翼的《廿二史箚記》里專門有「《晉書》所記怪異一條」,說:「采異聞入史傳,惟《晉書》及《南》、《北史》最多,而《晉書》中僭偽諸國為尤甚。」這好像還真呼應了董仲舒的說法,在亂世最亂的時候,在三天兩頭有壞蛋僭越稱帝的那些時代里,靈異現象總是在全國風起雲湧。趙翼提到劉聰時代里,天上掉下來一塊大隕石——現代科學告訴我們,地球上每天都得掉個一噸半噸的隕石,這沒什麼稀奇,可這塊隕石稀奇的是:大家以為它是石頭,走近一看,卻是一大團肉?!哎呀,都說天上不能掉餡餅,這還真就掉下一個來,看來餡餅的皮兒是在和大氣層的摩擦當中燃燒掉了。這一大團肉,長有三十步,寬有二十七步,幾里之外都聞得見味道,更有奇怪的,這肉旁邊還有哭聲!
回顧一下鄭老師的意見,嗯,他有些話說得不夠嚴密,比如商湯時期未必就真有什麼城鄉之別,但他的意見確實給人以很大的啟發。這樣看來,董仲舒在文明社會裡提出的「天人感應」理論,其源頭竟然有可能是原始氏族社會的風俗習慣——雖然時代早就變了,世界早就變了,但人的思想上總還有些膠柱鼓瑟的意思。更加要命的是,當事人往往對此渾然不知。——這樣的事,無時無刻不在歷史和現實當中發生著。
是呀,這可真難回答了。我們想想,剛才講過兩晉南北朝災異頻頻,分明是昭示亂世;如果大臣向皇帝進諫,也常會借災異來說這是老天爺在發警告了。所以,「天人感應」理論的邏輯分明是:聖主有祥瑞,昏君有災異。可到商湯這個例子上,怎麼卻講不通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