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道德完人永不可求；

可我們這樣的反駁只能是事後諸葛亮，如果換到當時當地，就用當時當地的主流觀念來作反駁，這才是高手之風。

蘇格拉底煞有介事地講了一個「荒唐的故事」，說我們大家雖然都是一土所生，彼此都是兄弟，但老天爺在造人的時候配料卻搞得很有差別：他在有些人身上加了黃金，所以這些人是最高貴的，適合做統治者；他在另一些人身上加了白銀，這些人適合去作國家的護衛者；還有些加了銅和鐵的，就是那些工人和農民了。

這些話像極了孟子，但在論述上可比孟子嚴謹多了。前三點都是從神學立場出發，而最後兩點卻完全是出於世俗的考慮，因此而在現代的眼光看來才顯得更有意義。不過，我們既然在討論君權神授，就更應該關注前三點才是。其中的道理是：神授之權不是國君獨有的，而是國君和老百姓同樣擁有的——這是一種極有顛覆性的思想，讓老百姓在國君面前不再膝蓋發軟。值得我們注意的是：當初的西方世界正是因為有著王權和教權的制衡，這種顛覆性思想才得以存在下去，而中國歷史上的宗教卻必須是從教義上就擁護皇帝的，在管理上是受政府控制的，否則就無法生存。常有人從東西方宗教的不同教義出發來解釋歷史，可教義未必就真有多大的作用。

如果皇帝也是人，那他也一樣是追逐利益的呀，一樣是會「水往低處流」的呀。皇帝來統一思想，教化萬民，可誰來教化皇帝呢？那個「牧羊人的戒指」可千真萬確地就戴在皇帝的手上呀，如果拋開寓言的因素，這個「牧羊人的戒指」不就是不受制約的「絕對權力」嗎？如果格勞孔的論述成立，如果阿克頓勛爵「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的論述成立，那麼，不管一開始的時候皇帝是正義的還是不義的，只要他戴上了這個「牧羊人的戒指」，就必然會最終變成不義的了？想想天縱英才、勵精圖治的唐太宗和唐玄宗在執政晚期都變成了什麼樣子，好像還真是這個道理呢。

格勞孔自問自答：「可以想像，只要有這樣的法寶在手，沒有一個人還會堅定不移地繼續正義下去，沒有一個人會克制住自己的慾望而不去拿別人的財物。如果可以在市場上想拿什麼就拿什麼，可以隨意地穿門越戶，隨意調戲女人，隨意殺人越貨，總之，如果一個人就像全能的神一樣，可以隨心所欲地做任何事情，我敢說，那個正義的人和不義的人最後只會變得一模一樣。」

「道」這個詞，纏繞中國歷史兩千多年，聚訟不休。道家的解決方案是最絕的：「《老子》五千言，開篇就說『道可道，非常道』，所以，這個問題是無法言說的。如果你始終不說，你還可能理解對了，但你只要一說出口，那就肯定錯了。」（這就好像現在的網路敏感詞，版主既不公布，大家也不會說，但你還必須知道。可是，如果你想當然地以為一個詞是敏感詞，並把它規規矩矩地打了出來告訴別人，那隻能說明它不是敏感詞——敏感詞可道，非敏感詞。）——如果不是馬王堆的帛書和郭店楚簡的出土（後文再論），我們可能還真得承認《老子》是傾力在研究這個神秘的「道」的，嗯，看來儒家學者在這個問題上未必就不是專家。

莊子儀冷笑一聲：「我是鬼哎，攝像機要能拍到我，你就找司馬南領錢去吧！」

舉一個小例子好了：王莽準備篡位的時候，天下各地到處都有祥瑞出現，不但如此，還有大量童謠流行，全是歌頌王莽的。官員們單是上報這些祥瑞和童謠就幾乎把全部的工作時間佔滿了。如果你也是此中一官，你會如何呢？

（有件軼聞可作註解：程千帆在《桑榆憶往》一書中，回憶讀書時到胡小石先生家去，見胡先生在讀唐詩，正是這首《酬曹侍御過象縣見寄》——胡先生「念了一遍又一遍，總有五六遍，把書一摔，說：『你們走吧，我什麼都告訴你們了。』」）

還好，對絕對理性的懷疑也許一直都不是一個中國本土的問題，而聖人即便當真是可疑的，但他畢竟是迎合廣大人民群眾和知識分子的呼喚的，這就等於拋出了一個強有力的市場信號，於是乎，有需求便會有人創造出供給，這是人類社會行為的一個一般規律。

所以：

人間天堂可絕不僅僅只有以上這三處，它們只是最為有名罷了。十七世紀的法國作家維拉斯寫過一本《塞瓦蘭人的歷史》，同莫爾和康帕內拉他們一樣，維拉斯也在書中構建了自己的天堂，並且也同他們一樣認為自己設計的這個天堂是「古往今來的國家制度的楷模」。我們來看發生在塞瓦蘭人政治生活中的一個禪讓的故事：七十高齡的塞瓦蘭人的國君已執政了三十八年，感到年邁力衰，於是決定把政權禪讓給年富力強的新人。禪讓是成功的，再者，出於高尚的道德觀，老國王過上了真正的平民生活，不再有任何特權可言。

莊子儀一愣：「對呀，這又如何？」

如果你有這麼一個法寶，你會做什麼呢？

——這就叫「光天化日鬼殺人」，此事見於《春秋》。從此之後，大家互相轉告，都說：「瞧見沒有，人可不能亂殺呀，不然鬼神會報應的！」

這時候我們再來回顧一下孔子和孟子，人家可從來沒有講過什麼「忠君」哎，且不談孟子的「民貴君輕」思想，就算孔子著名的那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其中或許也有一種「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的精神——老闆如果對咱夠意思，咱就盡到咱的本份；老闆如果不夠意思，嘿，老子不幹了，拍屁股走人！——如果你「君不君」，那就別怪我「臣不臣」。

杜伯一愣，呆了半晌，囁嚅著說：「那，那，給個旱天雷總可以吧？」

也許「神」還更要可靠一些，畢竟神是無所不知的，而且可以獎善罰惡，撤換他不喜歡的代理人。

燕簡公「嗯」了一聲，摘了帽子，把腦袋探了過去：「也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咱們就試試好了。」

的確有過。在中國的歷史上，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他們都是拿過貨真價實的資格認證證書的，但他們的事迹過於遙遠，禁不得死腦筋的人去較真，而且遙遠的事迹也含混不清，讓人看不出具體的面貌。

對絕對理性的否定在政治領域里其實也就是對「以德治國」和「以計劃治國」的否定，畢竟道德完人和千手千眼的超人是從來都不存在、未來也不可能出現的。現在我們談起這個問題，一般都會想到一些著名的經濟理論，其實這個思想淵源甚早——還是康德。

法家要塑造的是強權皇帝，但這事最好關起門說；儒家要塑造的聖人皇帝，這事可最好敞開了滿世界去說。

杜伯歪著頭，又是好半晌，終於帶著哭腔說：「算了，你還是別管我了，求人不如求己，乾脆這樣，如果人死如燈滅那也就罷了，可如果死後有知，不出三年，我一定要讓我們國君知道我的厲害！」

——儒家確實一統天下了，但那只是幌子，歷史常常展現給我們的是：是政治選擇思想，而不是思想選擇政治；是政治改造思想，而不是思想改造政治；反過來說，是思想迎合政治，而不是政治迎合思想。所以，漢以後的儒家還是孔孟的儒家嗎？獨尊儒術真的是獨尊儒術嗎？這都是要多打上幾個問號的。

2）當以民主憲政使人們彼此互為制衡時，在這個制度之下，就算是魔鬼，也只能空有無限壞心卻做不了多少壞事了。其涵義是：人民群眾的普遍素質哪怕再低，也不會妨礙到民主制度的運作，進而也不會妨礙社會總體福利水平的提升。

蘇格拉底的這個比喻看似精闢，其實是有些毛病的：人、牧羊犬、羊，這三者的關係讓人想不清楚。蘇老師的本意可能是：「人」代表的是統治者，統治者雇傭了護衛者（牧羊犬），護衛者護衛著羊群（人民群眾）。但當時是個古老的民主社會，所以，「人」是應該由「羊群」來選擇任命的，並且，這個「人」其實也是羊群中的一隻或幾隻羊，只不過它們獲得了羊群的同意，坐上了「人」的位子。這一制度的邏輯應該是：牧羊犬對人負責，人對羊群負責，最後讓羊群里的羊都能過上好生活。

呵呵，此言一出，故事的涵義似乎就完全變了，看來，耶穌是要教導我們：就連上帝的兒子都要照章納稅，何況平頭百姓乎？——搞稅務的就是牛哦，連耶穌都得向他們低頭。

「准許賣掉孩子」，這一法令的言下之意就是：孩子不是「人」。——歷史上的殺嬰現象是層出不窮的，老百姓們雖然沒什麼文化，或許也沒受過多少「孝道」的宣傳，但在實際生活當中也對親生骨肉行使著家長的權力。日本學者西山榮久曾經研究中國的殺嬰現象，把原因居然歸納出十三條之多，後來江紹原還補充了駭人聽聞了一點：「西山榮久並且在末段『贅言』中辯明『幼兒的屍體遺棄』與Infanticide不能混為一談。他說殤兒被視為討債的冤鬼，故不埋葬。但我們可以補充一兩句：幼兒的屍體不但拋棄了『一任犬鴉的嚙食』，而且許被斫幾刀，或剁成幾塊，以防其再來投胎（今春漢口便發生過這種事，見《大陸報》，原文附在篇末）。又，怪胎往往也享不到埋葬的權利……」看來，無論談不談父權問題，父親確實天然就比孩子有「權」，而在那古老的社會裡，從父權到君權似乎也是順理成章的。

這就告訴了我們兩個信息：第一，《春秋》並不是孔子特別定下來的書名，並沒有什麼特殊的涵義，當時各國的史書還有好幾部也都叫《春秋》呢；第二，董仲舒在對待老天的態度上和孔孟已經有了很大的差異，反倒和孟子畢生竭力苦戰的墨家思想很有一些異曲同工之妙——這就讓我們想到，自從「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後，難道先秦諸子百家的思想真的全部消亡了嗎？也未必哦，墨家的「明鬼」思想不就悄悄地被藏進了董仲舒的儒家理念當中了嗎，而墨家曾經可是儒家最大的對頭呀。

整個歷史上，學孟子、像孟子最出名的應該得算王安石，當時人們讀他的文章，以為是孟子復生，而王安石還曾借權勢之便親手把《孟子》列入了科舉考試必讀書。而作為王安石的大對頭，司馬光自然是頭一個反孟子的，他寫了一篇《疑孟》，大批孟子，說孟老頭兒很會拿聖人之學給自己謀求天價講課費，而最重要的是，孟老頭兒混淆君臣之義，對國君的召見竟然故意不睬，哪像人家孔子，就算魯哀公那樣的昏庸之君，只要派秘書給打個電話，孔子馬上就畢恭畢敬地跑去了，這才是為人臣之禮啊！（有趣的是，司馬光那個家教嚴謹的兒子司馬溫卻很是推崇孟子，曾對皇帝說：「《孟子》這書最是淳正，把王道講得最是明白。」）李覯也是反孟子的，說孔子之道是君君臣臣的尊卑秩序，孟子之道卻是人人可以為君，這還了得！——看來，做奴隸也是會讓人上癮的。費正清曾經列舉過自1607年以後中國的幾位擁有超長任期的統治者，然後得出結論說：「這可以說明，中國人願意接受一個至高無上的個人權威，而不是法律的至高無上。」我不清楚的是，如果承認他的這個結論，是否意味著下面這句話也應該是相應成立的：「中國人天生就有奴性」？

如果反問一句：都說儒家思想如何如何，你們說的到底是哪個儒家思想呢？

這可是董仲舒很重要的思想了：天道最要緊的就是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德主生，刑主殺；陽主要在夏天活動，使萬物生長繁茂；陰主要在冬天活動，悄悄藏著，不動聲色。我們只要認真觀察一下老天的活動規律，就會發現他老人家是喜歡用德而不喜歡用刑的。所以，相應地，人間治國也該以德為主，以刑為輔呀。

中里繳「哎呦」一聲：「我怎麼這麼倒霉！」

我們知道，「君權神授」的說法中國有，外國也有，外國董仲舒也做過一套非常相似的論證，而且正如他們一貫所表現的那樣，更在意論述的嚴謹性，他們說：亞當的生育權是上帝授予的，所以是神聖不可侵犯的，進一步所以，亞當和他以後的父親們對自己所生育的子女也就擁有著絕對的權威。這個論證是有著《聖經》來作支持的，因為《聖經》的「十誡」中勸告人們服從君王所用的表達是「孝順你的父親」。

這句「既然如此，兒子就可以免稅了」，也就是朗巴德《嘉言錄》里引到的「既然如此，兒子就可以不受拘束了」，翻譯不同而已。嚴格來說，單獨這句話僅在字面上看是「不受拘束」，但聯繫上下文的話，意思則應該是「免稅」。另外，原始文獻我是看不懂的，但這個「兒子」和「外人」在有些英文版里譯作citizens和foreigners，前者特指their own people，後者特指the foreigners they have conquered。

既然「亞洲四小龍」都已經經濟騰飛了，應該是那些現代專家說的對吧？呵呵，卻也未必。其他因素就不說了，那些都和本文無關，我舉這個例子其實想說的是：大家爭論的這個問題，問題本身就是很不周密的。

——真是個驚世駭俗的觀點呀。格勞孔為了說明觀點，給大家講了一個故事：在很久很久以前，呂底亞的統治下有一個卑微的牧羊人，在一次地震之後，他驚訝地發現大地裂開了一個巨大的裂縫，深不見底。在好奇心的驅使下，牧羊人小心翼翼地走進了這個地縫，哈，果然沒有白來，地底下有得是千奇百怪的珍寶。最特別的是一匹空心的銅馬，馬身上居然還有小窗戶。這可太古怪了！牧羊人向這個小窗戶里偷眼看去，見裏面只有一具死屍，身量比普通人高大，身上什麼都沒有，只是手上戴著一隻黃金戒指。

「欠世宗一死」，這句話自宋太宗以後，就一直飄蕩在歷代知識分子的頭頂，在一代代皇朝更替的時候起著鬼頭刀的作用，嗯，再不能像五代那樣歷仕新朝了呀，必須從一而終，必要的時候就要勇於死節——因為你欠老皇帝一條命。

「噗——」觀辜死了。

這話如果當真，全世界恐怕就沒有非基督徒了。但是，這話在一定意義上還確實是真的，因為它說明了在西方世界里王權和教權對立的一面——為什麼西方傳統中有著權力制衡的意識，這恐怕也是原因之一。而中國歷史上卻是只有皇權而沒有教權的，一切的一切都被統轄在皇權之下，都是為皇權服務的，所以中國最深厚的傳統思想是明君專制。

老天爺可不是只會降下祥瑞的，他還會降下災難。董仲舒接著說：壞蛋君王廢棄了教化，濫用刑罰，致使道德淪喪，人心不古。而刑罰如果使用不當，就會積聚邪氣，邪氣積得多了，就會上下失和，陰陽錯亂，妖孽滋生啊。

只有周宣王是個明白人，把嘴一撇：「切，不就是玩個暴力美學么，你當自己是誰呀！」

老天微微一笑：「就你這小樣兒還想玩六月飛雪，不給你杜伯倆字搞成敏感詞你就謝天謝地吧。」

於是，齊莊王派人弄來一隻羊，帶著王里國和中里繳一起到神社祭祀，殺羊歃血。王里國說：「我莊嚴宣誓，我無罪。」中里繳也宣誓：「我莊嚴——」話沒說完，死羊https://read.99csw.com突然跳了起來，一頭朝著中里繳撞了過去，撞斷了他的一條腿。

——這種情形直到現代社會也依然不絕，擁有了自由的人們卻開始逃避自由，或許自由是一種「不安全」的狀態，而弱小的人類在天性上就是需要「集體」的，正如弗洛姆概括的那樣：「……極權主義運動吸引著渴望逃避自由的人們。現代人獲得了自由，然而在內心深處卻渴望逃避自由。現代人擺脫了中世紀的束縛，卻沒有能夠自由地在理性與愛的基礎之上營造一種有意義的生活，於是，他便想以順從領袖、民族或國家的方式，以尋求新的安全感。」——相形之下，孟子的精神就更顯得難能可貴了，他老人家的簡單真理卻原來在根子上就是在和基本人性作對啊。

這裏還有著很有趣的一點：我們若要分辨歷代的知識分子們對這個問題是什麼態度，一般來說，只要看看他們怎麼評價孟子就可以了。——有一點特別值得留心：咱們現在一提儒家思想就說「孔孟之道」，實際上「孔孟之道」這個說法是晚到北宋才有的，以前人們說的是「周孔之道」，是把周公和孔子並稱。孟子是到了唐朝才經韓愈的「再發現」，後來又得到一些宋儒的推崇，這才有了後來的名滿天下。

這件事，照舊是發生在光天化日、眾目睽睽之下，後來也被記入《春秋》。從此之後，大家互相轉告，都說：「祭祀不能不謹慎啊，鬼神在盯著咱們呢！」

董仲舒認為，一輛行駛在康庄大道上的好車應該是這樣的：司機認真負責，把住方向盤，認清路標，別把車給開歪了，而車上應有的加油站和維修點一應俱全——這些加油站和維修點就是仁、義、禮、樂。這一來，司機認真負責，加油站和維修點分佈合理，車上乘客們也就安安全全了。

這麼多靈異現象全都是《春秋》有載哦，可是，孔子不是一個無神論者么？至少他老人家對這些神神鬼鬼的從來都是存而不論的態度呀，這，這不是很矛盾么？

阿奎那所列舉的後面的四點是越來越激烈的：第二，人有了罪才受到奴役，而通過受洗，這罪已經被洗掉了，人就不該再在奴役下生活了；第三，一個較大的義務可以解除一個較小的義務，正如新法律解除了人們對舊法律的遵守一樣，人通過受洗禮而對上帝負有義務；這種義務的約束力比一個人因為遭受奴役而對另一個人承擔的義務要大，所以，人在受洗之後就擺脫了奴隸狀態；第四，如果有機會的話，任何人都可以取回被別人非法奪走的東西，而現在，許多君主們橫暴地奪取了所有土地，所以，當有叛亂髮生的時候，他們的臣民並沒有對他們服從的義務；第五，對於一個死有餘辜的人，別人是沒有義務服從他的，比如西塞羅在《論義務》中為殺死愷撒的人辯護，因為愷撒的王權是篡奪來的，所以，對這種人是不該服從的。

從這個角度來看，彼得·朗巴德的「嘉言」似乎就變得合情合理了：「基督徒對世俗權力特別是暴君負有服從的義務。」——我也不知道朗巴德到底是怎麼論證的，只能瞎猜了。

當時當政的王太后心腸還算不錯，下詔說：「不宣揚祥瑞和偽造災情應該分別處罰。班穉是班婕妤的弟弟，看在這層關係上，從輕發落好了。」結果，公孫閎入獄被殺，班穉引咎辭職。——看，這時候到底有多少「消極自由」可談呀？正直的人，不是被逼得學壞，就是被淘汰出局。這就像大家列隊，別人都往前跨了一步，只有你原地不動，那落後分子就是你了。我們都知道「學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其實造假使壞、溜須拍馬這些勾當更如「逆水行舟」啊。

是呀，所有的天堂都是稿子，我們也許應該為此感到無比的慶幸。在比較著名的例子里，似乎只有歐文和中國明朝的何心隱曾經把紙上的天堂藍圖小範圍地付諸實現（不太著名的例子就很多了，比如幾十年前西方的行為學派心理學家搞的試驗田等等，另外，據說列寧也曾經小範圍地搞過公社實驗）——我們這回應該慶幸的是：歐文和何心隱畢竟都只是一介匹夫，只能小範圍地搞個試驗田，卻沒有足夠的權力在更大的範圍里轟轟烈烈地大搞一場。

這也就是說，最高領導人要教育所有老百姓說：「都給我聽清楚了，我要教你們怎麼做人！」——看來沒人教的話，老百姓自己是不會做人的，非得由領導來認真教誨才行，最後把所有人都教育成一模一樣。

作「對策」的有很多人，全是天下英才，其中就有我們的主人公董仲舒。董仲舒的「對策」一開始就從《春秋》出發，說：「我看了《春秋》記載的歷史，研究天和人之間的關係，哎呦呦，真是不得了哇！國家如果『失道』了，老天就會降下一些警告，人世間的統治者一看：『什麼跟什麼嘛，不過是個行政警告罷了，老子毫毛都沒傷一根，不理會，不理會！』可老天爺是講公道的，不是意思意思給老百姓看看就完了的，當他發現行政警告不起作用，就降下更大的災禍，再搞些UFO和麥田怪圈什麼的靈異現象出來，那意思是嚇唬人間統治者：『臭小子，別給臉不要臉，你丫能有今天還不都是老子罩著，看你尾巴翹這麼高，可別忘了誰才是真正的老大！老天爺生氣了，後果很嚴重！』如果老天爺接二連三地發下警告，人間統治者卻還不悔改的話，老天爺就真生氣了，大災大難就全降下來了。

范質在去世之後又立起了一座里程碑——宋太祖看范質死了，感嘆他辛辛苦苦操勞了這麼多年，再看他家無餘財，房子也只有自住的一套，也不經營什麼產業，更是覺得這人不錯。（從趙匡胤的這些感慨里，我們可以反推出當時的很多的大臣肯定都是大炒房地產成風，同時還利用權力經營產業。）趙匡胤一挑大指：「這才是真宰相啊！」——更重要的評語是宋太宗趙光義作的，他說：「宰輔當中若論守規矩、慎名節、重操守，沒人能比得過范質。范質這人哪兒都好，但是，可惜了一點啊——他欠周世宗一死啊！」（宰輔中能循規矩、慎名器、持廉節，無出質右者，但欠世宗一死，為可惜爾。）

「基督徒對世俗權力特別是暴君負有服從的義務。」這個道理怎麼看怎麼不是滋味。不過，事情也許並不這麼悲觀——作為中世紀的一代神學巨人，托馬斯·阿奎那列出了大概是當時社會上曾經流行的五點反對意見，這五點意見主要也同樣是從《聖經》的文本出發的：第一，如果在所有的國家，當今君主的兒女可以不納稅，而所有的國王都是受上帝支配的，那麼，上帝的兒女當然更不該納稅。基督徒已經成為了上帝的兒女，正如我們在《羅馬書》第八章第十六節里讀到的：「聖靈與我們的心同證我們是神的兒女。」因此，基督徒在哪裡都是不該納稅的，從而也就不必服從世俗的權力。

眨眼間箭已離弦，呼嘯而來。在場好幾千人全都驚呆了，眼看著這一箭竟然速度變慢，形體變大，箭鏃處的氣流被推出了幾道璀璨的波紋，這，這是怎麼回事？

那麼，不符合韓非子這個忠臣標準的臣子又該如何呢？《韓非子·初見秦》告訴我們：「為人臣不忠，當死。」

吳梅村那句最著名的詩句「浮生所欠只一死，塵世無由識九還」，出處就在這裏，在那個明清易代之際，吳梅村因為自己沒去自殺而日日夜夜地受到良心的譴責。

對於第二點，阿奎那認為我們不該把洗禮的作用無限誇大，誠然，洗禮可以使人產生對未來的希望，但這並不會免除我們的原罪，我們照樣會死，照樣會經受許多不幸。

那麼，以董仲舒的大才，一定有辦法把這個破綻給圓上吧？

齊白石有則軼聞，說某天有外賓來訪，對齊老讚不絕口，可細心的翻譯註意到，齊白石的臉上始終帶有一絲不悅。送走外賓之後，翻譯忍不住來問齊老：「人家那麼誇您，您怎麼還不大高興呢？」齊老闆著臉回答：「他沒挑大拇指。」——這則軼聞原本是著意描繪老藝術家有一顆孩童般的純真的心，可我們卻可以從中體會出人情世故的另外一個側面：當誇讚已經成為家常便飯的時候，誇得不夠火候都會惹被誇者不快。

——如果換在我小時候，我是絕對支持蘇格拉底，反對阿得曼托斯的。我那時就很奇怪：為什麼職位越高，待遇也就越高呢？按說職位越高，就職者的思想覺悟也就越高；或者說，思想覺悟越高，也就越應該升到更高的職位，所以，應該是職位越高，待遇越低才合理呀！不怕大家笑話，這個問題可真困惑了我好多年呢。

格勞孔講完了這個故事，接著說：「我們想像一下，如果有兩枚這樣的戒指，讓一個正義的人和一個不義的人各戴一隻，結果會怎麼樣呢？」

一查資料，好像還真有：

董仲舒雖然不知道哈林頓這個「後車之鑒」，卻也明白不能拿自己的腦袋開玩笑，如果當真這麼說了，自己壽數也就到了。在整個兩千年的專制歷史上，雖然官方經常宣傳什麼直言進諫、心口如一，可現實一再告訴人們：有話直說是不會有好下場的，即便現在不收拾你，早晚有一天也會秋後算賬。

耶穌說：「既然如此，兒子就可以免稅了。」緊接著，耶穌又對彼得說了很重要的一句話：「可真要抗稅不交吧，又恐怕觸犯了他們。算了，彼得，你到海邊釣魚去，把先釣上來的魚拿起來，打開它的嘴，從裡邊可以摸出一塊錢，可以拿去給他們，作為我的稅錢。」

燕簡公很是不屑：「切，沒學過唯物主義不是，小庄啊，你犯了主觀唯心主義的錯誤，陷入了先驗論、懷疑論、不可知論、泛神論和超驗主義的泥沼，你這是形而上學哦！不殺你對不起馬克思，殺！」

當然，說歸說，這其中還有著一個很現實的因素，那就是「大一統帝國」的威力。帝國越是大一統，忠君的思想束縛就越強，原因很簡單：異見分子沒地方跑。——「天人感應」一說在兩漢時代還比較清楚明白，越到後來就越有些含含糊糊了，畢竟黑社會老大在私心之中也不大喜歡巡府大人的「另一面」。

這兩首詩，上下懸隔千年，而「萍花」或采或否，自由或有或無，都是「把書一摔」，便已經全說清楚了。而以這兩首詩來註解伯林所說，恰當與否，我也東施效顰，「把書一摔」好了。這境界，不比「拈花一笑」還要高些？

注意，這可不是三更半夜、月黑風高、偏街僻巷、孤身一人，而是白日當空、眾目睽睽啊。只見杜伯追得近了，張弓搭箭，瞄準了周宣王。周宣王還奇怪呢：咦，自己心口這地方怎麼有一個紅色的光點呀，這杜伯可真搞笑，弄張弓還搞個高科技，切！

董仲舒給出的解決之道就是「推行教化」，用現代的語言來說，就是：加強思想教育工作，加強精神文明建設，提高人民群眾的道德情操。當然，完全依靠教化也是不行的，要陰陽結合才行，而陰陽體現在政治上，就是德和刑，也就是德治和法治，但老天既然以陽為主，以陰為輔，人世間也應該相應地以德為主，以刑為輔——這就是董仲舒「德主刑輔」的施政理念。

半空中突然有人說話：「還有你倒霉的呢！」原來是神社裡的神靈現身，照著中里繳的腦袋就是一記重拳。

1）人的私慾永不可免；

洛克繼續論證：董仲舒們如果想使自己的推論成立，就必須首先證明出下面這兩個前提：第一，亞當的這種絕對權力不隨他的死亡而終結，而是在他死後全部轉移給另外某人，並且子孫萬代一直這麼轉移下去；第二，現在的君主們都是通過一種正當的方式獲得了亞當傳下來的這一絕對權力的。

那麼，如果我們就在文明社會遠遠地冷眼旁觀，會怎樣理解這種父權和君權呢？上帝真的賦予了亞當以「絕對父權」了嗎？這種「絕對父權」又真的可以合法演變成「絕對君權」嗎？——讓我們再想一步：如果老天爺或上帝暫時退席，君權的合法性難道就論證不出來了嗎？

如果事情真是這樣的話，那也就意味著：用光芒萬丈的道德情操來諄諄善誘地教化萬民的，卻是一個越來越向著不義滑去的皇帝？這就好像用善良、溫順、遵紀守法來教化羊群的，卻是一隻兩眼綠光的豺狼？

阿奎那是基本支持第四和第五點的——這可是大權威的支持哦——他甚至還說，在暴君當政而老百姓的苦難無處申訴的情況下，「如果有人用殺死暴君的辦法來解放他的國家，他是值得讚揚和獎賞的」。

——有些正直的人可能不以為然：「如果換了是我，我不求升遷就是了，就是不去造假，誰又能奈我何？孔子不是說嘛：『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言行遜。』這是說國家政治清明的時候，我們應該正直地說話，正直地辦事；國家政治黑暗的時候，話我們還應該正兒八經地說，但做事卻要謹小慎微才是。」

阿奎那擺出雄辯的架式逐條反駁，對於第一點，他說：「如果統治者本人有缺點，或者和他的地位不配，這是不應該影響到他的權威的，因為，既然他的權威是上帝給的，臣民們就應該服從，而無論他有多麼的不稱職；而如果統治者的權威是通過非法手段得來的，比如暴力或買賣聖職等等，那麼大家是有權不服從他的。」——嗯，不過，按照這個說法，難道人們對「很不稱職」的隋煬帝是應該絕對服從的，而對「通過非法手段」登極的唐宗宋祖卻是不應該服從的？

蘇格拉底接著對格勞孔闡述「應該是什麼樣子」的問題：請考慮一下，如果讓他們做優秀的護衛者，那麼，下述這種生活方式、這種住房條件能行嗎：第一，除了絕對必需品之外，他們中的任何人都不能有任何私產；第二，他們中的任何人都不許有私人住宅，房子和倉庫都是大家公有的。至於他們的食物，全由其他公民供應，以作為支付給他們的報酬。這些食物按照需要，每年定量供應，既不會過多，也不會短缺。他們必須同吃同住，像士兵在戰場上一樣。至於金銀，我們一定得告訴他們：他們已經從神明那裡得到了足夠的金銀，藏在心靈深處，所以再不需要人世間的金銀了，他們不應該讓神明的金銀和世俗的金銀混雜在一起，否則就是對神明的褻瀆呀。世俗的金銀是萬惡之源，而心靈深處的金銀則是純潔無瑕的至寶是也。國民之中只有這些護衛者不敢和金銀髮生任何關係，甚至不敢摸它們一下。他們不敢在身上掛一丁點兒的金銀飾品，也不敢用金銀酒杯喝酒。他們就這樣來拯救自己，拯救自己的國家。他們如果接受了土地、住房或者金錢，那他們就去種地、去做生意好了，九*九*藏*書不能再搞政治、作護衛者了。他們這是從人民的盟友蛻變為人民的敵人了，蛻變為暴君了。他們憎恨人民，人民也憎恨他們；他們算計人民，人民渴望打倒他們；他們終生處於恐懼之中，對本國人民的懼怕遠遠超過對外國敵人的懼怕。最後，一定會出現這樣的結果：他們和國家一起走上滅亡之路，同歸於盡。

這兩種自由，我覺得，倒都有著非常詩意的解釋。一是柳宗元的《酬曹侍御過象縣見寄》：

周宣王要殺大臣杜伯，杜伯很冤，憤憤地對老天說：「我不服！——哎，老天爺呀，跟你商量一下，等我死的時候給我搞個六月飛雪，我要讓大家都知道我是冤枉的！」

那麼，由黃金通體打造出來的統治者和護衛者應該是什麼樣子呢？

托馬斯·阿奎那是西方世界的聖人，是中世紀最偉大的神學家，對以上這五點意見他有點兒看不慣，於是一一展開分析——嗯，立了靶子就是為了動手去打的。阿奎那是以繁複的分析論證而著稱的，他反駁說：「可是，同上述靜證相反的，有《彼得前書》（第二章，第十八節）的說法：『你們作僕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順服主人，不但順服那善良溫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順服。』還有《羅馬人書》（第十二章，第二節）的說法：『抗拒掌權的，就是抗拒神的命令。』既然抗拒神的命合是不允許的，所以抗拒世俗的權力也是不允許的。」

再看第二個問題：「董仲舒所謂『人都是追逐利益的，就像水總是會往低處流一樣』，這都是正牌的儒家思想嗎？這不是等於在否認人性本善嗎？」

如果赤|裸裸地說真話，也許可以這麼說：「天下都是他們老劉家流血流汗打下來的，整個漢朝所有土地、所有人民，都是他們老劉家的私有財產。你們這些臭老百姓就跟豬狗一樣，人家想給你們飯吃，你們就有飯吃，想把你們飯碗砸了，你們就得挨餓。——怎麼著，不服氣是嗎？不服氣的話，你們也自己打天下去，也拿血汗換去！老話說的好：『既得利益者是不會自動退出歷史舞台的，無論他們已經腐朽到了何種程度。』」

「亞洲四小龍」經濟騰飛那陣子，不少人論證出儒家思想對政治經濟現代化的推動作用，而當初韋伯的名著《儒教與道教》和《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卻似乎從儒家思想推出了完全相反的結論，他的結論在很長時間以來都被許多人奉為圭臬。這時再想起韋伯開宗明義的「價值無涉」的學術姿態，越發讓人摸不著頭腦。

董仲舒說自己熟讀《春秋》，發現天下的大問題在於「失道」，這個詞是董老的原話，我方才加了引號，直接引用了。現在就得捉摸一下了：什麼是「道」？

是呀，僅僅是人，即便是位偉大的聖人，他可以嗎？

就這些必要的加油站和維修點來說，「仁、義、禮」我們現代讀者還都好理解，但「樂」真有那麼重要的嗎？——是呀，現在我們學校里音樂課幾乎就是最不重要的課程了，而無論貝多芬還是周杰倫，都屬於藝術/演藝範疇，難道這能和國家大政扯上什麼關係嗎？

如果真想看一下聖主明君的具體面貌，我們只好到外國去找了。不，這並不是說外國真的有過這樣的人，相反，從沒有過——我們又可以自豪一下了哎——但他們在理想中卻有過對聖主明君的非常具體而微的勾勒。

回到造假的問題，到底人們有著什麼樣的「自由」或者「不自由」呢？「萍花」當采還是不當采呢？想來想去，大白話還是那句：「當造假事件湧現的時候，我們不一定以卵擊石地前去聲討，但至少應該不去參与造假，不去助紂為虐、為虎作倀。」這總可以吧？

莊子儀死了。過了三年，燕簡公出行，隨從眾多，浩浩蕩蕩。還是在日中的時候，大家突然看到莊子儀衝到了馬路中間，手裡抓著一根紅色的棍子。交警先說話了：「嘿，小子，別以為亂闖紅燈就沒人管，還當自己是寶馬了，不知道路口有攝像機嗎！」

當然了，這些聰明的古人同樣可以從儒家思想里找到理論依據：我們是以德治國哎，皇上是聖明天子，朝廷是好人政府，社會是完美無暇的，即便掐喉嚨拿薪水，可掐的都是壞人的喉嚨。

聽上去很合理哦。

——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這就是人性呀，正如董仲舒說的：「人都是追逐利益的，就像水總是會往低處流一樣」。

看來，社會達爾文主義不但早於達爾文，還早得不是一點半點，而一位著名的神學家早在達爾文降生之前幾百年就說出了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觀點，倒真是一件值得深思的事情。另外值得留意的是，阿奎那在這段講完「君主制是最好的政體之後」，緊接著就講「暴君政治、即君主政治的腐化變質是最壞的政體」，這就與我們中國古人的擔心與憂慮如出一轍了，而真實的歷史上永遠上演著君主制走向腐化變質和暴君政治的節目——前者是後者的主要原因，後者是前者的必然結果。

所以，這個有些缺陷比喻也許倒更適合於專制社會：「人」就是皇帝，「牧羊犬」就是官僚集團與軍隊，「羊」就是老百姓，「人」雇傭「牧羊犬」來管理「羊群」，因為「羊群」是屬於「人」的，所以「人」要求「牧羊犬」把「羊群」管好，好讓「羊群」能為自己生產更多的羊肉和羊毛。那麼，既然最終的目的是羊肉和羊毛，「牧羊犬」再怎麼折磨「羊群」都無所謂，只要羊肉和羊毛的供給量能夠滿足「人」的需求。

這無論如何也是無可奈何之下的權宜之計，可權宜到這種份上，總有點兒讓人毛骨悚然。我們可以想像一下在那個大飢荒的歲月里，「賣掉孩子」是怎樣的一種情境？怕不會是「易子而食」吧？

蘇格拉底說話可真夠狠的，聽起來不像是位智者，倒像是個憤青。這時候，聽眾當中有位阿得曼托斯按捺不住了，出來問難說：「老蘇，你就忽悠吧，照你這麼說，要想做城邦護衛者就得讓自己成為一個毫無幸福的人，既不能像平常人那樣獲得土地、建造豪宅，也置辦不起任何奢侈品，要是來了客人，連頓像樣的飯都招待不起，只能帶人家到路邊無照小攤吃碗麵條？你說你這像人話么！」

呵呵，也不盡然，比如十七世紀的英國政治學者費爾瑪就大有「道法自然」的精神，說：既然「自然」建立了父權，那麼，由一個人來統治大家是非常合乎自然之道的。

我希望大家能把這個問題理解為反問句，但無論如何，相對於自由，很多人卻寧願選擇服從；相對於直立行走，很多人卻寧願選擇屈膝爬行，這恐怕既是人的天性所致，也是專制之下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吧？

阿奎那最後歸結：「……按照《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第二十一節）給我們的指示，『愷撒之物應歸凱撒。』當然，除非是宗教權力和世俗權力集中在同一個人的身上，如集中在教皇身上，因為根據既為祭司又為國王的基督的啟示，教皇的權力在世俗問題和宗教問題上都是至高無上的……基督是永遠的祭司，是萬王之王和萬主之主，他的權力必然不會喪失，他的統治權將永不消逝。阿門。」

真的可以嗎？

光天化日，眾目睽睽，莊子儀眨眼間就衝到了燕簡公的面前。

以上的幾個人間天堂，絕大多數都是聖主和教化並重，我們回過頭來再看董仲舒的儒家修正主義理論，真有異曲同工之妙。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在查看天堂藍圖的時候，我們應該把藍圖的設計者一併考慮進去。那麼，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是：人，如果僅僅是人，有能力設計出一幅周密的天堂藍圖嗎？

阿奎那大概自己也覺得這道理不大好聽，趕緊補充說：「如果統治者濫用權力為非作歹，臣民們是可以不服從的，而且應該反抗，正如那些神聖的殉道者那樣；如果統治者越了權，臣民們也是可以不服從的，比如一個主人要求一個僕人付出他不應支付的款項，僕人就有權拒絕。」——前半句話禁不起推敲，什麼才叫「濫用」，這概念很難限定，尤其是在沒有憲法的時代里，而後半句話其實卻隱含了對「統治者權力」的限定——統治者居然也有些「權」是不能「越」的？！

看大家該怎麼回答了。

那，那該怎麼說呢？

「做人」其實不是做人呀。

《墨子·明鬼》在上面講過的那幾個小故事之前還有一個總則似的大帽子，說：自從三代的聖王死了之後，天下越來越亂了，簡直沒法看了。怎麼會搞成這樣呢？還不都是因為大家對鬼神產生懷疑了，不知道鬼神是能夠賞善罰惡的呀。如果天下人都能相信鬼神可以賞善罰惡，世界很快就會好起來的。

儒家的思想，或者說中國的傳統思想里，通常都是聖人或賢人決定一切，比如，藍圖是聖人勾勒的，具體事件的意見要聽賢人的，而多數人的意見通常不被重視，除非這多數人是一個賢人群體。漢朝人曾經流行著一種說法，認為《春秋》是孔子預先為漢朝寫下的一部憲法，而儒家「十三經」里的《周禮》也是假託大聖人周公制訂的一整套理想的政治框架。這兩幅藍圖從未經過完整地實施，但這似乎還不足以否定它們具有被付諸實施的可能性。人的理性應該是有能力勾畫出完整周密而且充分可行的天堂藍圖的——哎，這可不是我說的，這是笛卡兒的意見。我這隻是扯大旗，做虎皮罷了，但隨之而來的是另一面大旗卻是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康德大聲質疑道：絕對理性真的存在嗎？

第三個問題我們得放到後邊再說，現在只來看看前兩個問題。

再看看董仲舒的原話：「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不錯呀，是說人都是趨利避害的，這是天性，改不了的，而這種天性如果任其發展的話，那一定是一發而不可收拾了。想解決也容易，好辦法只有一個：加強思想教育工作，加強精神文明建設，提高人民群眾的道德情操。

有需求自然就會刺|激供給，如果需求的東西並不存在，自然也會有西貝先生以假亂真。——這是個不爭的事實，也是個很容易被人們忽略的事實。儒家的「禮儀」正是造假的最絕妙的技術，它以森嚴的等級秩序（外在的和內在的）把統治者高高地架在空中。是的，這個統治者也許是個不折不扣的壞蛋，但當他端坐在高聳入雲的金鑾殿，穿著和別人迥然不同的華貴衣著的時候，「儀式化」給他帶來的萬丈光芒往往使仰望的百姓們崇敬不已。嗯，當我們在午夜的長街仰望一支巨大的霓虹燈時，我們是看不到燈管上的灰塵和鳥糞的——這就是「禮儀」的一個重要意義。

「不走空」的不止是賊，牧羊人摘下這隻戒指戴在了自己的手上，然後就回到了地面。

詢問意見的程序是這樣的：皇帝把問題寫在竹簡上，發給大家，這個竹簡就叫做「策」，竹簡上的問題就叫做「策問」，皇帝的問話叫「制曰……」，所謂「臨朝稱制」，就是這個「制」；大家要應對「策」上邊的「策問」，這個「應對」就叫做「對策」——我們現在也還常說「想個對策」，這個詞就是從這兒來的。

——這段故事至少可以給我們兩個啟示：第一，耶穌是上帝的兒子，自然不應該向世俗的君王納稅；第二，即便只以世俗的角度考慮，如果大老爺們都是「父母官」，那麼，老百姓也自然全是「子民」，哪有父母向子女收稅的道理？子女孝順父母倒是應該，可父母卻不該向子女強行收稅呀，尤其是，收不上來的時候還抓子女去坐牢。

想來想去，董仲舒理論的這個破綻僅靠人世間的政治理論是怎麼也圓不上的，非得請來老天爺不可。看，「天人感應」一點兒都不幼稚吧？能夠感應得天降祥瑞的皇帝當然就是真命天子了，其合法性是勿庸置疑的，道德品質之高更是勿庸置疑的，也正是因為如此，他才不僅是我們全國人民的政治領袖，同時還是我們全國人民的偉大導師和道德楷模。

先來捉摸一下問題一：《春秋》裡邊真有靈異現象嗎？

董仲舒這麼做，也等於搞了個「皇帝上崗資格認證」，意思是說：不是所有皇帝都是擁有這個認證證書的，老天爺看著誰好，才會發給誰這個證書，然後蓋個鋼印。證書和鋼印也就是那些祥瑞，於是，擁有祥瑞的皇帝也就是獲得老天爺有效認證的皇帝，順理成章地成為了一個道德完人，或者說是「聖人」、「聖主」，而聖主自然會代表萬民的利益，關心萬民的利益，他是大公無私的——如果他有私心，那就不可能得到資格認證的證書，而他既然已經考上了這個證書，那他必然就是大公無私的聖主。

而其實呢，儒家的做人不是做人，道德不是道德，哲學不是哲學，根子全在政治上呢，政治問題是所有問題的出發點，這一點我們一定要搞清楚。

另外，也許墨子自己都不知道，他的「明鬼」或許有著久遠得多的傳統淵源——愛德華·泰勒在他著名的《人類學》一書中講過一個神判的例子，簡直就是王里國和中里繳故事的外國翻版：「在俄羅斯的西伯利亞法庭上，可以看到奧斯加克人宣誓的有趣場面：當時，把一個熊頭帶到法庭上來，為的是如果見證人做了虛假的證明，在這種情況下，奧斯加克人就去咬這熊頭，以此為誓召喚熊咬死那見證人。」——原始的神判儀式是如此普遍，當社會發生改變的時候，這些古老的習俗還會頑強地存在一段時間，但終會變得不合時宜。現在，感謝文明的進步，我們在俄羅斯的法庭上已經見不到熊頭了（我詛咒這些北方的先民，居然犯了我的忌諱），而在墨子那個時候，熊頭這種東西也早已不是時代的主旋律了。墨子固守著這份傳統，確實像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宋國人——宋國人是以迷信著稱的商朝人的後裔，在百家爭鳴的時代沒少受人揶揄，揠苗助長和守株待兔的故事就都是好事者拿來編排他們的。

康德對柏拉圖的「哲學王」不以為然，他認為君王搞哲學和哲學家成為君王這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原因很簡單：權力會腐蝕理性。

燕簡公突然問了一句：「哎，小庄，你是鬼嗎？」

這畢竟是在回答皇帝的策問啊，如果董仲舒也玩一個「道可道，非常道」，說不定當時就被轟出去了。董仲舒用比喻來解釋「道」和「失道」，非常清楚明白，大意是說：最好的治國方法就是沿著這條大道一直走下去，就像開長途車走國道一樣，路只要能認準了，再加上駕駛技術過硬，距離目的地就會越來越近；可假若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你自來投，放著好好的國道不走，非要衝到荒野里另闢蹊徑，或者不專心開車，眼睛總踅摸著路邊的MM，或者酒後駕車，橫衝直撞，開到不曉得什麼地方去了，這些就都叫做「失道」。所以說，我們看到歷史上有不少昏亂的世道，那並不是因為國道不見了，而是因為昏君們不好好開車，拐到歪門邪道里去了。

但是，仔細想想，似乎還有個問題沒有解決呀：如果「人都是追逐利益的，就像水總是會往低處流一樣」這句話是成立的，那麼，皇帝是不是「人」呢？難道皇帝就是用特殊材料製成的人嗎？

——又是一件「光天化日鬼殺人」的靈異事件，此事也見於《春秋》。從此之後，大家互相轉告，都說：「瞧見沒有，人可不能亂殺呀，不然鬼神會報應的！」

宋太宗這個「但是」意義重大，《宋史》後文評論道：

當時，公孫閎和班穉就沒隨大流。公孫閎比較過分一些，直言地方災情，結果沒多久，就有積極分子彈劾兩人，說：「公孫閎偽造災情，班穉拒絕反映祥瑞，兩人都是對朝廷的聖明心懷不滿，實在大逆不道！」

莊子儀掄圓了大棍，「嗚」的一聲，照著燕簡公的腦袋就砸了下去。

人們總是期待著以道德完人面目出現的聖主明君，這種期待是如此真誠而漫長，以致我們不禁要問：「歷史上真的有過這樣的人嗎？」

這真是個讓人感動的故事呀，維拉斯大概沒聽說中國古史上堯舜禹禪讓的傳說，所以，難免會令人疑惑的是：如此溫和感人的禪讓制度真會一直延續下去嗎？

再看這樣一段話：「為人臣則忠，為人父則慈，為人子則孝，能審行此，無官不治，無志不徹，為人上則明，為人下則聖。君鬼（懷）臣忠，父慈子孝，政之本也。」——這是我們很熟悉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那套，分明是儒家無疑了，但是，這段話的出處卻是和儒家最無緣的——是睡虎地秦簡里的《為吏之道》，是以嚴刑峻法著稱的秦政府派發給公務員的行為準則。

世上有很多道理都是這樣充滿矛盾的，看來，如果聽從耶穌的教導，老百姓應該抗稅不交才是？

但這層意思最好讓它只在理論上存在（所以漢景帝要搞那個「吃馬肉不吃馬肝」的學術禁區），而且，從「天人感應」來看，只要不斷出現祥瑞，就說明天命依然站在當今聖上一邊。既然如此，大傢伙兒無條件的效忠皇上自然是天經地義的。也就是說，不管老闆對你夠不夠意思，你都得對老闆夠意思。

蘇老師說的好是好，但說的到底是個「理想國」（從中譯本的字面理解）呀，能夠當真嗎？曾經實現過嗎？

這道理也可以反過來說：如果在工人、農民的孩子當中發現了含金量極高的，那就應該把他提升起來，讓他來做國家的護衛者或者統治者。神諭說過：「銅鐵當道，國家破亡」，就是這個道理啊！

這件事，照舊是光天化日、眾目睽睽，後來也被記入《春秋》。從此之後，大家互相轉告，都說：「不要發假誓呀，神靈在盯著咱們呢！」

中里繳仆倒在地，當時就一命嗚呼了。

這段是說：五代到了周世宗的時候，天下已經快要歸於平定了。范質、王溥、魏仁浦這三個人都是周世宗提拔起來的，都有宰相之才。宋太祖接受天命當了皇帝之後，把這些超級能幹的前朝舊臣一塊兒給收編了，老天爺的心思真不是凡人能夠揣測的啊。范質是儒生出身，卻通曉軍事，當了宰相以後廉潔奉公，謹守法度。……范質臨終前，一再叮囑孩子們不可以給自己請謚立碑，看來他心中是有著很深的悔恨啊。宋太宗評論范質，說他「欠（周）世宗一死」。嗚乎，《春秋》筆法責備賢者，范質是逃不了這個責備嘍！

范質此番為相，來了一個意義深遠的破舊立新之舉：此前，宰相和皇帝議事都是坐著講話，但范質這時候可能覺得趙匡胤太偉大了，自己太渺小了，對坐議事實在說不過去，乾脆，有事就寫摺子遞上去讓皇帝自己慢慢看吧。范質這一改規矩，趙匡胤也欣然接受，從此之後直到清朝，被范質改變的這個傳統再也沒有恢復回去。

蘇格拉底和小時候的我站在一起，回答阿得曼托斯說：「你說的這些還遠遠不夠呢，他們還沒錢給女朋友買禮物，也不可能隨便就去旅遊，諸如此類我還能補充很多很多呢。但是，我們的護衛者過著這種生活卻是很幸福的，因為，我們建立這個國家的目的並不是為了滿足某個階級特殊的幸福，而是為了全體公民最大的幸福……打個比方，比如我在給一個人體塑像上顏色，有人質問我說：『人體最漂亮的部分是眼睛，顏色里最漂亮的金色，你為什麼不用金色來畫眼睛呢？』我會回答說：『如果我真把眼睛染成金色，那它們就不是眼睛了。半夜裡一雙金燦燦的眼睛瞪著你，你不覺得頭皮發麻呀？』同樣的道理，不要把我們認為的那些幸福強加在我們的護衛者身上，如果他們得到了那些幸福，他們也就不成其為護衛者了。就像我們給農民穿金戴銀，讓工人吃喝玩樂，那他們也就不成其為工人和農民了。」

到底誰說的對呢？

——這是儒家的一個經典思想，我們想想杜甫的「致君堯舜上，更使風俗淳」。

在說明「應該是什麼樣子」之前，蘇格拉底先用了一個比喻來說明「不應該是什麼樣子」：對牧羊人來說，人世間最可怕、最可恥的事情莫過於把那些幫助他們管理羊群的牧羊犬飼養成這個樣子：它們因為放縱、飢餓或是什麼壞脾氣，反倒去傷害那些本該被自己保護的羊群。它們更像是豺狼而不像是牧羊犬。

這三個鼎鼎大名的「理想國」既有共性，又各具特點。從共性上說，最主要的就是這三大世界都聖主明君的開明專制：烏托邦里有個哲學王，太陽城裡有個「太陽」，基督城裡是三位領導聯合執政，看起來像是寡頭體制——要同時滿足專制和寡頭這兩個條件可殊為不易呀。

這種現象發生在某個個體身上的時候，倒也透著可愛，可如果一個國家也變成這樣，那就只顯得可怕了。當歌功頌德成為每個人必修的功課時，不歌頌，甚至僅僅是歌頌得不夠肉麻都會把自己從人群當中凸顯出來，任身家性命作了聰明人邀功請賞的戰利品。比這更加可怕的是，專門有某一部分的國家機器嚴查著所有歌頌和不歌頌的聲音，消滅歌頌以外的音符竟成了某些人理所當然的「本職工作」，我們很難想像他們是靠扼緊別人的喉嚨來領薪水的——這也還不是最可怕的，比這更加可怕的是：領個薪水都如此這般了，拿獎金和提成的時候又會如何呢？（感謝人類的進步，到了近現代，這種機構就只有在納粹德國還碩果僅存了。）

統治者需要把自己打扮成聖主，於是便有了聖主，於是便也出現了不少上趕著把自己的主子打扮成聖主的聰明的奴才。

也許事情總是有兩面性的，從好的一面講，「天人感應」雖然是對專制的維護，但也對最高統治者起了一定的制約作用：好你個皇帝老兒，別看你在人世間說一不二，什麼都是你最大，可你頭頂上還有個老天爺呢。商紂王牛不牛，一旦不招老天爺待見了，馬上就完蛋。

1）「以德治國」絕無可能；

再把康德的意見歸納一下，大致是——

燕簡公臉色發青，嘴裏念叨著：「不要怕，不要怕，他不過是個鬼，而鬼是不存在的，我可不要犯了主觀唯心主義的形而上學的先驗論的泛神論的超驗主義的錯誤啊！」

這似乎真有點兒讓皇帝揪心，但好在一般來說，這個懷疑只會在理論上成立，現實總有現實的邏輯。比如說，我想找份體面工作，但我一沒能力、二沒學歷，怎麼辦呢？人家招聘都要你提供資格證明的呀。——這有什麼難辦的呢，街頭不是有的是刻章辦證的么。看，只要存在我這種有力需求，市場上馬上就會跟進以有力的供給。皇帝也一樣，刻章辦證還不容易！皇帝自己都不用開口，從中央到地方，有的是人主動來給他提供完善的刻章辦證一條龍服務，既嚴密又周到。正是因為刻章辦證的堅強存在，所以皇帝永遠不會缺少資格認證證書。那，為什麼不去打擊刻章辦證呢？安排工商、城管、警察聯合作戰，發動群眾積極舉報，不是很容易就端掉造假團伙了嗎？

這世上有很多問題比我們想像的更具有普世性，眼前這個問題也是一樣，大約和孔子同時代的西哲格勞孔很有一些真知灼見，而且說得有趣。

明清易代之際的大儒王夫之對這個問題也發出了一句來自常識的判斷：「其上申韓者，其下必佛老。」意思是說：最高領導人如果搞的是申不害和韓非那套法家路線，他手下這些人必然都是佛家和老莊的處世之道。正經話不必正經來聽，不正經的事卻必須正經去做。——聽上去不大讓人舒服哎。可是，自從漢武帝以後，中國曆朝歷代不都是儒家思想一統天下了嗎？關申不害和韓非什麼事呀？儒家思想可都是仁義當先，教人學好的哎！

燕簡公很是納悶：「這棍子怎麼還掛著風聲呀，它應該不是物質實體才對呀，為什麼……」

燕簡公擦了擦額頭的冷汗：「這就是說，你如果拿棍子打我，我應該根本就感覺不到才對！」

「噗——」燕簡公死了。

是呀，看上去真是這麼回事。那麼，這個問題如果是客觀存在的話，有什麼合適的解決之道呢？

——如果一套理論存在著如此巨大之漏洞的話，簡直就無法自圓其說嘛。

那麼，絕對父權和絕對君權是可以反駁的嗎？

這種事齊國也有。齊莊王時代，王里國和中里繳兩人打官司，打了三年也沒打出結果來。齊莊王很為難，有心把兩人都殺了，可又不忍錯殺無辜之人；有心把兩人都放了，又不想讓有罪的人漏網。但這案子實在太難斷了，包青天此時還未出生，江戶川柯南不懂中文，名偵探葉子的故事熊逸還沒寫完……唉，看來已非人力所能為。那，那就聽聽鬼神的意見吧。

二是陳寅恪的《答北客》：

我們設想一下：如果沒人教、沒人管，人會變成什麼樣呢？

一個月過去了，什麼事都沒有發生。這一天，是牧羊人集體開例會的時間，每人都要把羊群的情況向國王彙報。這位牧羊人和同事們坐在一起，靜候著每月一度的例行公事。

格勞孔這個人可能很多人並不熟悉——在柏拉圖的《理想國》里，眾人圍觀蘇格拉底和詭辯派哲學家色拉敘馬霍斯辯論正義與非正義的問題，小色從一開始的氣勢洶洶直到逐步被蘇格拉底逼得啞口無言，而這時候，旁邊看熱鬧的格勞孔起了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之心，把小色換下場，以生力軍的姿態再戰蘇格拉底。別看格勞孔是作為蘇格拉底的對手出現的，但憑心而論，他的發言極有價值。

一個顯而易見的道理是：凡是贊成君權神授的，就必然贊成獨裁，必然贊成統一思想。阿奎那在《論君主政治——致塞浦魯斯國王》一文中說道：

一般人都認為「忠君」是儒家思想，其實原本不是的，孔孟不講這一套，法家才講，比如韓非子，談忠孝一點兒不比后儒遜色。《韓非子》里專門有一篇「忠孝」，其中舉了這個一個例子：做兒子的如果常常稱讚別人的爸爸，開口閉口就說：「瞧人家誰誰他爸，每天都早起晚睡，努力工作來掙錢養家，離過勞死只有一步之遙，真是個稱職的好爸爸呀！」做兒子的如果盡說這種話，這不分明是在指責自己的爸爸么，這樣的兒子可絕對不是個孝子。同樣的道理，如果做臣子的整天都說先王如何如何好，這不也是等於在罵自己的主子么，這樣的臣子也絕對不是忠臣。那麼，怎樣才是忠臣呢？——很簡單，別提堯舜湯武那些古代聖王如何如何的好，別提先烈們如何如何的崇高，只要儘力守法，忠心不二地服侍主子，這才叫做忠臣。

但可惜的是，德治教化在古代中國其實也沒行得通，漢武帝雖然獨尊儒術，儒家思想成了官方意識形態，而真實的政治生活卻一直都是外儒內法，說一套做一套。嗯，這個表達不很準確，說「儒法合流」也許更好。

——其實呢，一點兒都不矛盾，因為上面講的這些個《春秋》並不是傳說中孔子編的《春秋》，而是燕國的《春秋》、齊國的《春秋》、周天子的《春秋》等等，這幾部《春秋》雖然沒有流傳下來，但書中的靈異現象卻被墨家彙集起來，編纂進了他們墨家的經典《墨子》，上面這些故事，就是取自《墨子·明鬼》。

但問題是，即便真是好人政府，就一定不會犯錯誤嗎？英國老詩人彌爾頓曾經對此就很是不以為然，他說：「一個好政府和一個壞政府同樣容易犯錯誤。試問有哪一個官員敢保證不聽錯消息？尤其當出版自由被少數人壟斷的時候就更加如此了。」——彌爾頓並不是一個思想家，而是一位詩人，人們知道這個名字往往是因為《失樂園》、《復樂園》和《力士參孫》這三部不朽的長篇敘事詩，但他在《論出版自由》這篇小文里並沒有訴諸什麼深邃的思考，而僅僅是提出了一些常識。的確，有些問題是僅靠常識就可以判斷的。彌爾頓的這句話提出了一個有趣的問題：少數人壟斷出版自由是為了（至少表面是為了）不聽錯消息，或者說不讓大家聽錯消息，然而，少數人壟斷出版自由這件事情本身恰恰最容易使這「少數人」以及大家「聽錯消息」。嗯，這是不是一個常識性的判斷呢？

可是，這樣真的可以嗎？

觀辜很有骨氣：「我們國君年紀小，還在吃奶呢，這些事全是我觀辜乾的，你想把我怎麼著吧？」

——這是不可能的呀，因為，有權力打假的人同時也正是假貨的需求者。這不是很清楚嗎，打假這種事，在專制體制下是註定不會被認真對待的，而越是高明的假貨販子，就越有升官發財的機會。再進一步，靠造假賺得升官發財，投資小，見效快，這就等於給整個官場發出了一個市場信號，激勵更多的人加入到造假的行列中來，不造假的人則被逐漸排斥出局。當然了，他們並不會一個不剩地被排斥掉的，皇帝還要留幾個人來樹立典型，號召大家來學習他們的正直清廉。大小官員們本來就忙著造假、忙著腐敗、忙著打擊異己，做正經工作的時間已經被擠得只剩下不多了，這一來又要被學習典型擠掉一大塊。能在專制系統里擠上位子的人誰也不傻，眼看著實際的升遷機制是鼓勵造假、打擊正直，誰還會把學典型的事情當真呢？——不，話應該這麼說：他們不會把那些「典型」當真，卻會把「學典型」學得勤勤懇懇的。

亂世就是亂世，在周世宗咽氣不久，小娃娃恭帝即位，隨即便發生了一件眾所周知的大事：後周武官趙匡胤陳橋兵變，黃袍加身，從此改朝換代，中國歷史進入了北宋時期。范質面對這突如其來的變化，一時還沒有緩過神來，可他既然已經歷仕幾朝，看看老天爺又變心思了，便也不在乎繼續為這個新建立的宋朝效力，於是，范元老又作了趙家王朝的宰相。

的確，想像一下人類社會的自然發展，好像還真是這麼回事，而且，兒子/子民的服從同樣也是自然而然的：「即使在最民主的社會裡，這種片面性和不可逆性也總是建立在社會模仿的基礎上，也就是說，建立在家庭的基礎上。因為父親一直是並且永遠是他兒子的第一位主人、神父和榜樣。每一個社會，即使今天的社會，都是從這種方式開始的。」莫斯科維奇引用了塔德的這一段話，並且說道：「服從與家庭相互依附，接受一個就意味著接受另一個。這種聯繫一旦建立，群體心理學就把它引向邏輯的極端，並把父親轉變成每一種領袖的先兆。」

不管怎麼說，「天人感應」確實把理論破綻給圓上了。現在見面率非常高的「天人合一」其實最主要的一個源頭就在董仲舒這裏，只是我們很多人把它一廂情願地理解成「人與大自然的和諧共處」——哦，很多很多古代概念都被我們理直氣壯地錯誤使用著，「天人合一」不過只是其中之一罷了。

杜伯死了。過了三年，周宣王會合諸侯一起打獵，豪車數百輛，從者數千人，聲勢浩大。就這樣一個車隊，按說撞死人都是白撞，誰敢招惹呀。可是，就在日中時分，風雲突變，只見一輛白馬素車兀然衝來，車上一人——按說都白馬素車了，車上一人應該是銀盔銀甲素羅袍，手持一桿亮銀槍才對，但這個年代還沒有說評書的，所以車上這位是紅衣紅冠，紅弓紅箭，直奔周宣王就衝過來了。大家一看：咦，這不是杜伯么，他三年前不是就死了么！

格勞孔說：那些做正義之事的人並不是真正地出於正義而為之，而僅僅是因為他們沒有作惡的本領。

宋朝開國初年的宰相范質算得上「忠」的歷史上的一個裡程碑式的人物，他的經歷對後世知識分子的盡忠觀念影響極大。據《宋史·范質傳》，范質小時候是個神童，文采出類拔萃，十三歲就開始鑽研《尚書》——這可是一部超級難讀的大部頭啊，而且他這麼小小年紀就開始教學生了。范質生逢五代亂世，在這五代當中，他在四代裡邊都當過官，進入後周的時候，范質早已是幾朝元老，後來周世宗病危，范質便是一位託孤大臣。

時代變了，傳統儒家的思想行不通了，該講無條件的忠君了，該對著龍椅宣誓效忠了。其中原因難道僅僅是「老闆是老天爺的人間代理」嗎？——未必，天命一說其實早在儒家尚未出現的商、周兩代就有了，並不是董仲舒的原創，而且，這個理論同時還有著這樣一層意思：如果老天爺變主意了，改朝換九*九*藏*書代就是理所當然的了，真到了那時候，投靠新主子也不是什麼丟人的事，無非是順應天意嘛。

巫子冷笑一聲：「Kao，還把自己當人大代表了！」嘴裏說著，船槳勢頭不減。

——看來德治教化之途在西方是行不通的哦，只有我們古老的東方文明才能如此。

再來看看太陽城：太陽城裡的婦女生育政策很值得單獨提出來看看——在這裏，「在古雅典的體育學校上課時，所有男人和女人都要按古代斯巴達人的風俗把衣服脫|光。這樣，領導人就能夠根據他們體格的情況，來確定哪個男人最適合同哪個女人性|交；他們只需很潔凈地洗過一次澡后，就可以每三夜進行一次性|交。體格勻稱和美貌的女子，只同體格勻稱和健壯的男子結合；肥胖的男子與消瘦的女子結合，消瘦的男子與肥胖的女子結合，為的是能使他們得到有益的平衡。」——這還不是最讓人吃驚的，他們還會「婦女初次與男子性|交后而不受孕者，便被配給另一個男子；如果多次與男子合歡而仍不受孕，便被宣布為『公妻』，而且也就不能像主婦那樣在『生育會議』上，在神廟和公共食堂中受人尊敬了。」

眼看著船槳離得近了，觀辜好像突然明白了什麼，大喊道：「——不對，鬼神怎麼可以野蠻執法？！」

且慢！《馬太福音》的故事還有下文，耶穌的話還沒說完呢。

雖然事在人為，但人並不是孤獨的，老天可一直在上邊瞧著呢。董仲舒說：如果有人接受了天命即將為王，世上必然會出現一些科學無法解釋的靈異現象，這就是王者承受天命的憑證。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天下人心都歸向他，就像小蝌蚪找媽媽，老天感受到了人類世界中如此強烈的誠意，於是便降下祥瑞，比如降下一頭會講歷史故事的熊什麼的。《尚書》里說武王伐紂的時候有白魚跳上了周武王的船，還有，周武王的屋頂上著了火，火燒著燒著就變成了烏鴉，這些可都是有據可查的靈異現象啊，正是周武王承受天命的憑證。（不知道飛碟和麥田怪圈的目擊者是否也承受了什麼天命？）

——這就是「天人三策」的第一策，原文太長，這裏只是節要而說。可能熟悉孔孟的人早就按捺不住要問問題了：「第一個問題：董仲舒講的那什麼天人感應，什麼靈異現象，是真的么？孔孟有這麼說過嗎？《春秋》裡邊有這類的記載嗎？第二個問題：還有那個『人都是追逐利益的，就像水總是會往低處流一樣』，這都是正牌的儒家思想嗎？這不是等於在否認人性本善嗎？第三個問題：《春秋》裡邊的『春王正月』啥的，真有那麼玄妙的奧義嗎？」

看看，這是很多人以為是儒家思想的東西，其實卻未必真是儒家，這就是隨著社會進入專制時代之後，儒家思想開始與時俱進，法家的一些妙處就這麼不動聲色地融到儒家思想當中了，在「儒家」這個大標籤下，其實是一鍋大雜燴，而董仲舒就是以「君權神授」在傳統儒家思想和法家的無條件忠君思想之間巧妙地搭了一座橋樑。

這真是個偉大的發現啊！從此以後，牧羊人搞了很多次試驗，把寶石轉過來、轉過去，結果是百試百靈！

看，這樣的真命天子倒很像柏拉圖理想中的「哲學王」，但耐人尋味的是，柏拉圖到了晚年，卻對正義和教化絕口不談，改論刑賞和法治了。

當然，也有不少人還真是把典型當了真的，這些人主要都是老百姓。

對於第三點，阿奎那的回答是斬釘截鐵的：「較大的義務並不免除較小的義務，除非二者是互不相容的，因為錯誤和真理不能並存。」——可這個理由怎麼看怎麼都覺得糊塗。

歸納一下來說：上帝授予了人類第一個男子亞當以「絕對父權」，而「絕對父權」等同於「絕對君權」，後世的統治者是從亞當那裡傳承下來這個「絕對父權/君權」的，所以他們對子民有具有天然的生殺予奪的權力，而子民們則要對統治者報以絕對的服從。

——事情也許並不會這麼糟糕，如果這個「人」真的是集老天的祥瑞於一身的道德完人的話。

這是一個很高明的辦法，我們想想，為什麼歷代那麼多的草民在飽受地方官的欺凌虐待之後卻依然堅信中央朝廷的聖潔無瑕，堅信皇帝和宰相們一心一意要讓全國百姓過上好生活，而自己之所以沒有過上好生活，完全是被惡毒的地方官害的。是呀，真命天子的政策全是好的，都是被地方上這些歪嘴和尚給念壞了的。

說實在的，這真有點兒難為人家董仲舒，因為儒家思想發源於宗法社會（詳見《孟子他說》第二冊），無論是孔子還是孟子，他們生活的時代雖然早已「禮崩樂壞」，但好歹是封建體制，好歹有著貴族民主專政的遺風。而秦朝以後，封建變為專制，社會格局變得和以前完全不同了，新儒家董仲舒面對的是一個面目全非的「美麗新世界」，新世界里的政治體制專制新格局是孔孟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也就是說，傳統儒家思想里根本找不出現成的解決方案，一切全要靠董仲舒自己去想方設法。

國王先在主席台上發表他的重要思想的重要講話：「……取得了重大進展和偉大勝利……思想的指導下，進一步統一思想認識，同心同德……」我們的牧羊人在底下坐著，聚精會神地在走神，胡亂擺弄著手上的戒指，把戒指上的寶石向自己這邊轉了一下。

——看，同樣是以老天/上帝為出發點，有人論證出了皇帝擁有絕對君權，而洛克卻論證出了人民擁有天賦自由。董仲舒應該慶幸自己沒遇上洛克，洛克也應該慶幸自己沒生活在董仲舒時代的中國。

——這個邏輯可不是完全虛擬出來的哦，比如哈林頓在《大洋國》的書稿里提倡共和制，委婉地建議獨裁者克倫威爾功成身退，而克倫威爾只是輕蔑地說：「老子靠刀劍打下來的天下，難道因為一粒紙彈的打擊就輕易放棄？」隨之便扣留了哈林頓的書稿，不許印發。

這個問題我曾經再三強調，實在是因為太多的人都有這個誤解——不光是中國人，外國人也有，黑格爾教哲學的時候就說過：儒家哲學只是一種道德哲學，孔子只是一位現實生活中的智者，在他那裡，思辨的哲學是一點兒也沒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練的、道德的教訓，從裏面我們不能獲得什麼特殊的東西。

因為：

這可不止是董仲舒一個人要解決的問題，也是漢朝以後幾乎所有儒家知識分子都要面對的問題。但誰讓董仲舒生得早呢，螃蟹他得先啃。

董仲舒接著說：我還沒把《春秋》一開篇的大道理說完呢。您知道《春秋》里的「一」和「元」是怎麼回事么？所謂「一」，就是萬物的開始；所謂「元」，就是「大」。《春秋》紀年，把第一年稱為「元年」，意思是說這是個重要的開始啊。這裏可暗示著《春秋》的中心思想哎，是說一切的根源都在最尊貴的人那裡——所以，做君主的要先讓自己正心，正了心才能端正朝廷，端正了朝廷才能進一步端正百官，端正了百官才能端正萬民，端正了萬民才能端正天下四方，這樣一來，大家就全往正道上走了，於是乎陰陽和諧，風調雨順，五穀豐登，草木繁茂，不管多遠的人在聽說了君王的聖德之後都會趕來歸附，老天的祥瑞會接二連三地降臨，這就是王道的景象啊。

董仲舒接著引用孔子的話，說：「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這句話見於《論語》，有名得很，但它到底是什麼意思，卻歷來都是有爭議的。董仲舒把它引在這裏，看來他所理解的意思是：道是客觀存在的，就像一台功能強大的電腦，但電腦怎麼用，這主要不是取決於電腦本身，而是取決於電腦使用者，比如，有玩遊戲搞得系統崩潰的，也有用電腦編寫出很多精彩程序的。所以，那些壞的世道並不是因為天命終結了，世道就該著壞了，而是由於那些壞蛋國君造的孽太多，偏離了正道太遠。世道的治與亂，全在人為呀！

當然了，我們都有很好的榮恥觀，真有了這件法寶也只會用它更多地去學雷鋒、做好事，但這個古代的外國牧羊人卻遠遠沒有我們這麼高的覺悟——他心裏有了小算盤，想辦法混進了公務員隊伍，然後，靠這件法寶的幫助，勾引了王后，謀殺了國王，奪取了王位。

再說一件宋國的事。宋文君時代，有個負責祭祀的官員叫做觀辜。有一天，厲鬼附在巫子身上，責問觀辜說：「臭小子，最近的祭祀工作搞得很差勁嘛，玉器拿塑料仿製品充數，茅台是工業酒精兌敵敵畏，獻祭的肥牛全有瘋牛病，也太不像話了吧。老實交代，這到底是你們國君乾的，還是你自己乾的？」

好了，再看董仲舒的「教做人」，好像老百姓全是壞坯子似的，這思想說它不是儒家吧，卻和荀子的「性惡論」很像，而當年在荀子的這個思想里卻發展出了法家——真是說不清、道不明啊。

靈異現象不止一件，類似杜伯的事件在燕國也出現過。燕簡公要殺大臣莊子儀，莊子儀在臨死之前說了和杜伯一樣的話：「如果人死如燈滅那也就罷了，可如果死後有知，不出三年，我一定要讓國君知道我的厲害！」

別以為這僅僅是理論上的說法——首先，原始部落里確實有著這樣的父權例子，比如人類學家愛德華·泰勒以巴西森林中的低級野蠻部族為例，說在那裡「父親可以隨意處置他的妻子和孩子，甚至把他們賣為奴隸，而鄰近的人既沒有權力、也不願干涉他的處理」，而愛倫·坡的詩中以「偉大」來定義的羅馬令人吃驚地也曾是這般「絕對父權」的領地：「最古的羅馬法律允許家長進行嚴厲的統治，其嚴厲性是我們新時代人的思想所難以理解的，因為父親可以對自己成年的兒子進行體罰或者把他們處死，可以強迫他們結婚或跟妻子分離，甚至把他們賣掉」；其次，就在我們著名的中國盛世，就在比董仲舒稍早些的時代里，絕對父權和絕對君權就曾經有過一次真實的聯手——這是漢朝初定的時候，戰亂方歇，民生凋敝，糧食價格暴漲，《漢書·食貨志》記載說：人吃人，全國人口減半，劉邦下令，准許人民群眾賣掉孩子，准許到蜀漢地區逃荒。

燕簡公遲疑著說：「按說，鬼是沒有物質形體的，沒有重量的，電視里的鬼片不是都演鬼從人的身體撞過去，而人卻渾然不覺嗎？」

——如果上面這個問題意味著「有沒有『權利』反駁」，這就得看時代是不是開明了；可如果它意味著「有沒有『理由』反駁」，則當然是有理由的。歷史一再地告訴我們：對於同一個文本，只要你肯動腦子，就可以從中引申出無數多的解釋；或者說，你想把它解釋成什麼樣就可以解釋成什麼樣；再或者說，你看看世上正在流行什麼，統治者正在鼓吹什麼，如果你很會投機的話，就完全可以從你手裡的文本中論述出什麼。看上去這是個不可能的任務，事實上一點兒都不難。

箭鏃突然恢復正常速度，一瞬間便洞穿了周宣王的心臟。周宣王一口氣都沒多出，當即便往車上一撲，死了。

所以，當我們再說「儒家如何如何」的時候，其實是在作一個很不周密的表述，如果我們再常常搬出孔子、孟子來論證之，那就很容易犯刻舟求劍的錯誤了。

如果上述理由成立的話，也許熊彼特這段「帶著有色眼鏡」的描述自然會成為順理成章的發展：「首先，有一個龐大的……共和國，由屬於少數的一個政黨統治，對任何別的政黨不給任何機會。那個政黨的代表參加黨的第18次代表大會，聆聽報告，一致通過決議，毫無任何我們稱之為討論的過程。他們一致緊張地投票通過——如官方所說——『俄羅斯人民（？）無條件地忠於列寧-斯大林的黨，忠於偉大的領袖，接受我們時代最光輝的文件——斯大林同志的報告——中提出的宏偉工作計劃，並毫不動搖地完成它』和『在偉大斯大林的天才領導下，我們的布爾什維克党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那種一個候選人的選舉，加上裝樣子的訊審和國家保安部的做法，無疑可以形成『世界上最完美的民主』……」

老百姓需要聖主，於是便有了聖主。

因為偉人完美周密的設計，三大世界里的人民從衣食住行到生老病死全被安排得井井有條。我們窺一斑而知全豹，先看看基督城的生活好：在這裏，食物是定量配給的，衣服也是，而且每人只有兩套，顏色非白即灰，沒有任何花樣和裝飾；住宅也是國家統一分配的，所有的住宅樓都長得一模一樣，一律三層；當然，最主要的是，這裏的人民都具有高尚的思想情操——這一方面是因為領導人起到了良好的表率作用，上樑既正，下樑也就不歪；一方面和他們重視教育有關，每個人的德、智、體、美都在良好的教育之下得到了全面發展。

董仲舒繼續論述，從理論轉入現實：秦朝搞的那套就是拋棄了德治而代之以苛刻的法制，把天下全搞壞了，所以僅僅十四年就亡國了。咱們漢朝接下了秦朝這個爛攤子，嘿，這個攤子還真夠爛的，正如孔子說的「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污也」，爛泥扶不上牆，麻尾兒串豆腐——提不起來！董仲舒下邊幾句話說得很漂亮，其中就有好幾個我們熟悉的成語：「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看，這麼一句話里出了「揚湯止沸」、「抱薪救火」、「琴瑟不調」、「改弦更張」四個成語，意思是：天下給秦政府毀成這樣了，咱們漢朝皇帝怎麼想辦法結果都治理不好，法令剛一頒布下去就催生了更多的奸佞邪惡，諸多政治措施不是揚湯止沸不解決根本問題，就是抱薪救火越搞越糟糕。那，怎麼辦呢？正如琴走音了，得把琴弦解下來重新調整一下，政治搞不下去了，也應該換個思路另外搞搞。咱們漢朝都已經迎來七十多年國慶了，老辦法也該換換啦，不是都說要與時俱進嘛！

孟子思想里的知識分子獨立人格和「民貴君輕」在大一統時代里確實處境尷尬，忠君就得無條件地一忠到底才是正理，而當這類「忠」的意識已經在很多人的腦海里根深蒂固的時候，僅僅是「忠」卻又顯得不夠了：一定要以「更忠」來超越「忠」，就像追求平等的領袖們從不會滿足於平等，而要再接再厲地去追求「更平等」。

看，墨子想「明鬼」其實是為了現實服務的，所以他才從各國的《春秋》里摘選了那麼多的「見鬼」的例子，告訴大家：鬼神就在我們身邊。墨子為了取信於人，特意都選的那些光天化日、眾目睽睽之下見鬼的例子，看起來確實很有說服力。可問題是，如果鬼神當真像墨子說的這樣，天下還怎麼可能大亂呢？誰還敢不老老實實地過日子呢？所以，天下大亂的現實其實已經把墨子的「明鬼」給結結實實地打翻在地了。我們再看董仲舒，他的「天人感應」理論在鬼神觀上介於孔子和墨子之間，取了墨子神道設教的主意，但說得更虛了、更玄了，也就是說，把墨子那個重大的邏輯漏洞給補上了。——想反駁墨子的「明鬼」是很容易的，像我方才那樣，一棒子就可以打倒，但反駁董仲舒的「天人感應」可就難了；墨子的「明鬼」說法用簡單的邏輯就可以駁倒，而要反駁董仲舒的「天人感應」就需要藉助現代化的「奧卡姆剃刀」了。

莊子儀一邊說著，一邊舉起了大棍，惡狠狠地直撲燕簡公。

這個邏輯好像很嚴密呦，況且，就連一向被譽為東漢時期偉大的唯物論者的王充都曾經以自己的方式為董仲舒的祥瑞邏輯作過證明，那麼，既然皇帝是君權神授，老百姓自然該以服從為天職。嗯，就算不提什麼君權神授，咱們退一步說，君權歷史授、階級授、民族授，老百姓還不該無條件地服從嗎？誰會說這樣的話呢：「我們是歷史的代理人，我們應該做這做那，這是歷史的要求，階級的要求，民族的要求。我們所走的是向前進的高速公路，這是歷史本身決定的，因此凡是阻礙我們前進的一切東西，統統要掃除乾淨。」……然後，又會發生什麼呢？

——依咱們現代人看，宋太宗這就叫得了便宜還賣乖，但開國初期的皇帝們都是這樣，打天下的時候是一個邏輯，坐天下的時候又是一個邏輯，打天下的時候是一個天命，坐天下的時候又是一個天命，而且還得想方設法讓大家把打天下時候的邏輯和天命都給忘了，讓老百姓們把打天下的時候對他們的許諾都給忘了，誰要敢舊事重提誰就是犯禁，必須給以嚴懲。這就是伯夷、叔齊的經典悖論，也是漢景帝那句「吃馬肉不吃馬肝」的另一種體現。想那范質，到底是周世宗的託孤之臣，從這一點上來說，范質也確實有點兒對周世宗不住。這個問題一經宋太宗的渲染，就成了：皇恩浩蕩，臣子應當肝腦塗地。這個邏輯進一步會演變成：不管皇帝睬沒睬你，只要你生在這個皇朝，那麼，這個皇朝就對你皇恩浩蕩，你就應該對這個皇朝肝腦塗地，如果這個皇朝被篡奪了，你就應當為此獻出生命——是這個皇朝給了你生存權，所以，你自然也就欠這個皇朝一條命。（這會兒就不提天命了。）

聖人皇帝確實是一個美好的憧憬，就像民間故事里的亞瑟王、就像電視劇里乾隆爺、雍正爺，看著這些聖明的「爺」們剪除敵人，把權力大攬在手，然後堅決肅貪，貪官們看見他們就渾身發抖，他們還如此親民，笑呵呵地走訪窮困的鄉親，他們還如此儉樸，一件衣服打了補丁穿很多年……是呀，這是老百姓們最最喜聞樂見的了，這真要感謝一些天才們超卓的造夢本領，也見得老百姓心裏九_九_藏_書永恆的期望。

這故事聽上去好像是出身論哦，難道這種金屬血統也會遺傳嗎？蘇格拉底說：確實是會遺傳的，但有個麻煩，那就是：金子的爸爸有時也會生出銅鐵的兒子，銅鐵的爸爸有時也會生出金子的兒子。所以，老天爺交給人間統治者的一項最重要的任務就是：要好好來做他們的後代的監護人，認真了解他們後代的靈魂中究竟混進的是哪一種金屬，如果發現孩子的含金量太低，而臉蛋兒上卻能吸得住磁鐵，這可是個危險的信號呀，要趕緊把孩子安排到銅鐵的位子上去，讓他去做工人、農民，絕對不能讓他做國家的統治者和護衛者！

巫子二話不說，抄起一支船槳當頭便劈了過來。

——再來換個角度，從神學換到歷史，我們如果從歷史角度反駁外國董仲舒的絕對父權和絕對君權之說，就像從同樣的角度反駁中國董仲舒一樣容易：《舊約》時代普遍是氏族時代，家族裡的爸爸一般也就是最高首腦，我們現在可以用「父家長」這個專業名詞來稱呼他們，並且，正如梅因在《古代法》里所說的那樣：「從歷史表面上所能看到的各點是：——最年長的父輩——最年長的尊屬親——是家庭的絕對統治者。他握有生殺之權，他對待他的子女、他的家庭象對待奴隸一樣，不受任何限制；真的，親子具有這樣較高的資格，就是終有一天他本身也要成為一個族長，除此以外，父子關係和主奴關係似乎很少差別」；然而時代變了，社會結構變了，「父家長」和國君雖然字面上都是指最高首腦，但實質卻是完全不同的，簡直是沒有可比性的，就像漢武帝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沒有可比性一樣。（孟德斯鳩也對費爾瑪這類觀點做過有力的反駁：「父權的例子並不能證實任何東西。因為，如果父親的權力和單獨一人的統治有關係的話，那麼父親死後兄弟們的權力，或是兄弟們死後堂表兄弟們的權力，也與幾個人統治的政體有關係了。政治的權力也就必須包括幾個家庭的聯合了。」）

「這麼看來，老天爺不是不講理的主兒，對人君是能罩著就罩著的，只有當人君實在太不像話的時候，老天爺才會發火，而只要人君不鬧得太離譜，老天爺還是願意罩著點兒的。所以，國家大治的關鍵就是看人間的統治者努力不努力了。」

莊子儀冷笑道：「廢話！」

思想家摩萊里的《自然法典》發展了維拉斯的思想，他假想了一位「英明的立法者」到美洲去，「到那些還生活于自然狀態的『野蠻民族』那裡去，這位立法者向野蠻人傳授新的飲食方法、新的藝術、正確的勞動組織，但還是原封不動地保存了財產共有制，以滿足共同的需要。摩萊里斷言，大家都會歡迎這位立法者的倡議的，實行他這個計劃的一切條件都是良好的。」

董仲舒繼續扯起《春秋》這桿大旗，說：《春秋》一開篇的第一句話就是「春王正月」，表面看上去好像僅僅是記載時間，就像「2010年1月」，或者「2038年3月」，其實可沒這麼單純哦，這四個字里蘊涵著極深刻、極深刻的意義——咱們來看看《春秋》的「微言大義」到底有多麼微妙——「春王正月」，王道之端就在「正」，而「正」次於「王」，「王」次於「春」，嗯，好好看看這四個字的排列順序，難道不是這樣嗎？「春」是什麼，是季節呀，是老天的所作所為；「正」是什麼，是「王」的所作所為呀。這就是說，君王向上要效法老天，在人間要端正自己，走上正大光明的王道。

這情形倒很像某種黑社會類型：所有人都以為老大是最大的，是說一不二的，是擁有無限權力的，可大家不知道，老大上邊其實還有個人，只是大家從來都看不見——那就是當朝的巡府大人，他老人家才是這整個黑社會的保護傘和真正大股東。在董仲舒的體系裡，皇帝就是這位黑社會老大，老天爺就是巡府大人。惟一不同的是，巡府大人畢竟也是個人，是人就有人類的缺點，而老天爺卻不是人，他既是至高無上的，也完美無缺的。

知識分子需要聖主，於是便有了聖主。

「皇恩浩蕩，臣子應當肝腦塗地」，這兩者之間真有因果關係嗎？可能在宋朝的時候還有，到了後來就越發地淡了。一個典型的例子是：被電視劇渲染得清正廉明的雍正爺在真實的歷史上曾經對臣下的一份奏摺中「君恩深重，涓埃難報」這句話大為光火——我們一時恐怕很難理解，這八個響噹噹的字分明是在表忠心的呀，難道還有什麼不對嗎？這的確是表忠心的，也的確說得不對，雍正駁斥說：「你只管去盡臣節，說哪門子君恩深淺呀！」是呀，無論皇帝對你恩深還是恩淺，甚至冤枉了你，你也得盡忠，不能有絲毫二心，這個「忠」，總是要無條件一忠到底的。但這裏也可能有個語境隔閡：奏摺里所謂的「君恩深重」也許正是前文講過的《菊與刀》的那種無所不在的「恩情」。

只聽天上「噗哧」一笑：「給你打旱天雷，哼哼，也行，可你得先告訴我，就你這點兒小小冤屈我都給打旱天雷，那等誰誰誰死的時候我可該怎麼辦呀？」

不妨自己先想想：如果你是董仲舒，你會怎麼把話給圓上？

——不要輕易否定哦，還當真實現過的，這世界上曾經出現過許許多多的由高人們精心設計出來的人類生活實驗場，比如，有莫爾的「烏托邦」，有康帕內拉的「太陽城」里，有安德里亞的「基督城」，這裏邊都有蘇格拉底的餘音繞梁。

年輕的漢武帝廣開言路，讓各地推薦人才進京，然後親自就國家大政方針向一眾人才詢問意見。

如果真有這樣的人問出這樣的問題，我首先要欽佩他的正直。但是，做事和說話真是截然不同的兩件事嗎？想起有一段時間，以賽亞·伯林的思想流行，大家津津樂道於他提出的「積極自由」和「消極自由」，我們未必選擇be free to，但我們可以堅持be free from——當造假事件湧現的時候，我們不一定以卵擊石地前去聲討，但至少應該不去參与造假，不去助紂為虐、為虎作倀。

董仲舒當然遠比康德「古典」，他如果對漢武帝說什麼「最高領導人也有私慾，在權力不受限制的情況下私慾也會無限膨脹」，那他的下場也就可想而知了。無論如何，領導人一定是道德完人，是道德楷模，是全國人民學習的榜樣。可我們如果把冠冕堂皇暫且拋在一邊，躲在自家書房裡關上門偷偷捉摸捉摸——哎呀，如果絕對理性是可疑的，如果聖人是可疑的，如果祥瑞是可疑的，那麼，由此而派生出來的人間天堂和德育教化等等等等，豈不全都成了空中樓閣了么？

嗯，還有人認為儒家思想都是教人怎麼「做人」的嗎？

作為外國董仲舒的反對派，自由主義老前輩洛克同樣從上帝創造亞當出發，論證出了居然完全相反的結論：亞當雖然是人類之始祖，我們所有人都是他老人家的後代，但我們的生命（靈魂）卻不是亞當賦予的，而是得自於上帝，所以，我們每個人所擁有的不但不是「天賦的服從」，反而是「天賦的自由」。

天下間有著各種各樣的理論，有對的，有錯的，有精湛的，有搞笑的，但無論如何，「能夠自圓其說」總該是一個基本要求吧？一個無法自圓其說的理論恐怕很難得到人們的認真對待。

觀辜一看：「好傢夥，居然是岩流島宮本武藏！」

3）絕對理性絕對沒有；

首先值得一看的是柏拉圖的《理想國》，蘇格拉底在那個古代民主制度的城邦里和格勞孔（我們已經認識過他了）討論如何「選擇和任命統治者和護衛者的總辦法」。——看，蘇格拉底談的是「選擇和任命」，而不是董仲舒談的「聽天由命」，我們往下會看到，即便在古代民主的「選擇和任命」里，一個英明統治者的俊朗模樣也會顯得是多麼的遙不可及。

說回董仲舒的「天人感應」，因為洛克的缺席，也因為「老天」或「老天爺」在人格化的程度上比「上帝」要低，所以這個邏輯倒也說得上圓滿周密，毫無破綻。但即便這樣，皇帝心裏也會打鼓：祥瑞真能來么？如果祥瑞遲遲不出現，反倒三天兩頭災荒、地震什麼的，那不是質疑我的合法性嗎？

自從伍子胥時代消逝之後，對「忠」的認識上普遍都是雍正主義的，其影響波及之廣甚至讓我們現代人也深有切膚之感。比如，在談到太平天國史的重要史料《李秀成供詞》的時候，潘旭瀾為我們講述的關於這份供詞的真偽之辨：

嗯，這樣看來，這些君權歷史授、階級授、民族授……和君權神授有什麼本質上的區別嗎？

董仲舒果然厲害，把問題的源頭推到老天身上，大體上彌縫了理論破綻。可我們如果多問一句的話：「他的推論真的那麼嚴密嗎？」呵呵，也不一定哦。

康德對人類的私心私慾洞若觀火，他雖然在倫理學領域造詣極深，卻絲毫也不認為人類可以通過提升道德水準來達到天下大治——嗯，那就民主好了。一個古典的偉大哲學家、倫理學家提出這樣的觀點簡直令人難以置信，但康德確實認為：民主制度的形成並不依賴於人民的道德素質，當然也不依賴於統治者的道德素質，這些人儘管各有私心，但合理的憲政體制會迫使他們彼此互為制約。他們雖然壞心依舊，卻受制於彼此間的約束而幹不了多少壞事。而且，別說人類可以如此，就算是一群魔鬼，只要他們都是具有理性的，也一樣可以如此。

——從上文我們已經看到，儒家僅僅發展到了漢朝，就已經和先秦時代大大不同了，董仲舒的主義里既有墨家成分，又有法家成分，孔孟如果在世，非得被小董氣死。這還沒完呢，董仲舒還融合了陰陽學說和五行學說，把一個無神論的儒家給搞得神神道道的。（陰陽和五行原本並非一家。）而在董仲舒之後，儒家也每每與時俱進，反正通常都是政治改造思想，而不是思想改造政治，我們甚至可以想像：如果漢武帝不是獨尊儒術，而是獨尊道術，或者獨尊法術，這「道術」和「法術」最後也都會變成和被獨尊的「儒術」並無二致的思想。

莊子儀又是一愣：「咦，好像是這個理呀……不行，那，那咱們試試？」

——看，不分古今中外，一些偉大的社會藍圖都是由這位或那位偉人精心設計出來的，這樣的藍圖是如此的周密而完備，只要我們把自己當作藍圖中被設計出來的某個零件而按照該零件被設計出來的功能落腳在相應的位置上，這就夠了，等大家都一起運轉起來，這個藍圖就會變成真實的天堂。

漢武帝的第一次策問主要問的是：聽說三皇五帝的時候大搞政改、創作新樂章，天下由此大治，後來的君王都紛紛效仿，可到了夏桀王、商紂王的時候，王道完全敗壞了，後來的人再想扭轉卻很難扭轉過來了，直到后王興起，好不容易才把頹勢給止住了。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是人們丟掉了當初的治國大道了，還是老天爺就這脾氣？那，人力有什麼可為之處嗎？怎麼做才能把國家治理好呢？

值得注意的是：算起來，康德也是個很古老、很古老的人了。

是呀，只要有需求，便不愁沒有供給。這個簡單樸素的道理直到現在還依然有許多人不太明白，所以才會一直糾纏在「為什麼那麼多虛無飄渺的東西會存在了那麼久，並且現在還一直存在著，既然存在，肯定合理」這樣的問題上去——要知道，在這裏起決定性作用的並不是「真」和「假」，而是「需要」或「不需要」。

——到了最後才是正解，雖然世俗的君主們要受到這樣那樣的限制，但教皇的權力卻理所當然是至高無上的。如果我們拋開最後這段歸納，單看阿奎那對五點意見的論述的話，或者，單獨看那五點意見的話……

這種有趣的例子並不是絕無僅有的，我們就此再來考察一下所謂的「儒家思想」。

奇迹發生了！突然間，這位牧羊人在人群中消失了——並不是真的消失，只是別人全都看不到他了。他自己呆住了，莫名其妙，好半晌，又把戒指上的寶石向著外側轉了一下，馬上，別人又能看見他了。

就拿外國董仲舒先來試試。彼得·朗巴德《嘉言錄》里有這麼一句「嘉言」：「基督徒對世俗權力特別是暴君負有服從的義務」，據說這話的根據是在《馬太福音》第十七章第二十五節里耶穌的話：「既然如此，兒子就可以不受拘束了。」——單看這麼一句話看不明白，我得把《馬太福音》的上下文交代一下：

這是多麼近的事情，顯然，「封建傳統的大包袱」對我們來說從沒有真實存在過，「儒家思想的大包袱」的真實性就更成問題，真正成為我們現代人的「大包袱」的或許正是綿延兩千多年的專制傳統吧？「忠」的意義就是其中一例。

董仲舒該轉折了：現在皇上您這好那好，可為什麼老天沒受到感應呢，為什麼沒有祥瑞出現呢？這都是因為沒有搞好教化工作，而老百姓沒有走上正途啊。人都是追逐利益的，就像水總是會往低處流一樣，而教化就是水的堤防啊。不建立堤防的話，水就會亂流一氣的。只要教化工作做得好，那就會人心向善，姦邪不生；教化工作如果做得不好，就如同豆腐渣大壩決口一般，沒法收拾了，靠刑罰是解決不了根本問題的。古代聖王全都明白這個道理，所以全都重視教化工作，在首都建設大學，在地方建設中小學，用仁來教育人民，用義來感化人民，用禮來節制人民，所以，那時候刑罰雖然很輕而犯罪的人卻少之又少，這都是教化大行而風俗淳樸啊。

是呀，從父權很容易推論出君權，從絕對父權也很容易推論出絕對君權，兩者之中全都暗含著子女/子民對父家長與君主的「依賴和恐懼」（這兩個詞是套用弗洛姆的說法），而當時代演進之後，絕對君權也很容易推論出「絕對國家之權」——如果我們刻意混淆「國家」的諸多定義的話。這些理論都是一脈相承的，像蔡元培這樣的近現代開明大學者就曾提出：每個國民的性命和財產都是國家賜予的，所以，當國家遇到危難的時候，每個國民都應當勇於捨棄自己的財產和性命來作衛國之戰。——如果我們把蔡元培的「民約國家」這個前提刻意拋開的話，那麼他這番話就和董仲舒等人的君權之論沒什麼差別了，遺憾的是，很多人都在有意無意地忽略這個前提。

同在十七世紀，英國的掘土運動領袖溫斯坦萊寫成了《自由法》。與莫爾等人不同的是，他注意到了在其他人的天堂里都普遍缺乏制度約束觀念，他這可算是天堂設計師的一個較大進步了。於是，太陽城裡的領導幹部終身制和塞瓦蘭人中的禪讓制在這裏受到了強烈質疑，而普選和監督則被提到了日程上來。天堂日新月異，哈林頓的「大洋國」更把法律提高到了眾人之上的位置——這就是前邊提到的受到克倫威爾輕蔑譏笑的那部稿子。

英哲洛克就是這樣的一位高手。

董仲舒不玩虛的，很直截了當地解釋說：「所謂『道』，就是通往理想政治的道路。這可是一條真正的康庄大道啊，路上每隔三五里的就有仁義禮樂，比收費站還多！」（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

——在古代還真就能的，「樂」幾乎和「禮」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所以前邊漢武帝才會把搞政改和創作新樂曲並列來談，所以董仲舒在這裏特別指出：「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這就是說，音樂具有顯著的移風易俗之功，是一種很有用的政治技術。他後邊還說：歌功頌德也全要靠「樂」呀。——嗯，這很重要，我們可以看看《詩經》裡邊「頌」的部分，多都是些官方音樂，對開國老前輩和歷代（當然也包括現代）的君王們極盡歌頌之能事。是呀，如果能用流行上口的旋律編寫出若干極富感染力和麻醉力的政治歌曲來，大家天天唱著「我們大王真偉大」，或者「我們全心全意緊跟大王的步伐」之類，這對天下人心真可謂春風化雨、潤物無聲啊，有著絕對不可小覷的教化之功。一支歌的力量未必就輸給一支軍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