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譜》所謂「當時邊報甚急，朝廷推舉將才，莫不惶遽」，一言以蔽之的就是這樣的情形。王守仁當時從餘姚到京師，從湖山吟詠的慵懶一下子進入這樣的緊張氛圍，強烈的反差應該深深觸動了他吧。此刻再看「嚴光亭子勝雲台，雨後高憑遠目開」以及「破虜玉關真細事，未將吾筆遂輕投」這些剛剛寫過的詩句，會不會感到幾分滑稽呢？

以今天的某種常識，似乎任何一個政權都不樂於看到鄰邦的統一和崛起，所以正九*九*藏*書確的外交策略總該是扶植弱勢者以制衡強勢者。這正是有明一代對北方草原勢力的基本國策，然而壞處也是顯而易見的：由於草原上沒有形成一個統一而穩定的政權，任何通商之類的和平外交關係都很難持久。如遼國和宋廷自澶淵之盟以來的百年和平，以及遼國變成一個高度漢化的政權，這樣的局面從不曾在明朝出現。

空穴來風，事出有因，大約是對蒙元帝國掃蕩寰宇的記憶深刻影響著明朝的邊疆政read.99csw.com策，使他們走出了一條與漢、唐、宋迥然不同的道路，勢必承受比前代更多的邊疆騷動。一旦設身處地，我們便很難責怪明政府短視。

比之農耕民族，游牧民族更屬於靠天吃飯的，一旦氣候異常、水草凋零，就意味著會有大量牛羊死亡，整個部族都會陷入飢荒狀態。既然抗災害能力極差，他們自然會覺得無論掠取多少財富都嫌不夠，所以在與農耕民族的交往中，無論是和親還是開始互市貿易，任何https://read.99csw.com一段和平都不會維繫太久，除非他們被漢化了，開始建城定居、開荒種地。「套寇」雖然佔據了河套，但只是駐紮而非定居，仍然保留著遊牧的生活方式，所以和平註定是既不可望亦不可即的。

北疆的蒙古勢力始終都是令大明帝國左支右絀的邊患，土木堡之役甚至動搖了國本。明憲宗成化元年（1465年），蒙古幾大部落先後進入河套地區，一開始還是本著游牧民族的作戰方式四處剽掠，後來發現河套這個九-九-藏-書地方三面有黃河為阻，水草豐茂，耕牧皆宜，於是駐紮下來了。依託這樣一個理想的前哨基地，這些弓馬嫻熟的騎手年年都要深入內地，殺掠人畜。明朝人稱他們為「套寇」，打又打不過，躲又躲不開，簡直無計可施。

弘治十年（1497年），年已二十六歲的王守仁終於離開餘姚，進京和父親住在一起了。這究竟是因為成聖成賢之心並未滅盡，還是終歸屈服於世俗的壓力，需要再擺一擺應舉的姿態，我們不得而知。我們能夠知道的是，九*九*藏*書這一年時局動蕩，邊境傳來的告急文書一封接著一封，「見獵心喜」的規律就這樣在王守仁身上發生作用了。

查《孝宗實錄》弘治十年的記載，三月，甘肅邊境被掠，甘肅自游擊將軍以下七十三人下巡按御史問罪；四月，大同雲州衛被掠；五月，湖河川被掠，把總指揮王玉帶兵迎戰，在泉水灣中伏，王玉僅以身免；五月，蒙古兵入寇大同，連營三十里，明孝宗命宣府、大同相關官員各自進呈戰守方略，並調動各地軍隊、戰馬、糧草、銀錢，幾乎舉國騷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