艱險的環境被詩句形容為黃帝與堯舜時期的質樸世界，那是儒家高度推崇、道家絕對推崇的遙遠而美好的黃金時代。陶淵明自命為「羲皇上人」（意即伏羲時代的先民），此時的王守仁倒真可以冠上這個頭銜。

這正如今天大多數人已經能夠從理性上接受關於死亡的生物學意義上的知識，但真到生死關頭還是不免會產生恐懼。所以陽明心學總是強調學問須在「事上磨鍊」——以今天的概念來約略表述的話，這就是要人在實踐中將思辨獲得的理性知識轉化為不假思索的情緒反應。

貶官的旅途倒不急迫，這算是唯一的好處了。

明代極重驛站建設，一來是便於中央集權式的管理，二來可以吸納大量的閑散勞力，免得他們變成四處生事的流民。驛站的建設既然有無遠弗屆的必要，註定會有一些驛站設置在人跡罕至的蠻荒之地，到這種地方任職簡直形同流放。

其實自武夷山之後，他的行程究竟如何，今天已經很難考證。無論如何，總是一番棧石星飯，總是一番結荷水宿，原本的似錦前程在身後越拋越遠，這位年已三十七歲的中央官員終於以驛站管理員的身份在崇山峻岭中成功就任。雖然他早已經對龍場驛做了最壞的預想，但他發現自己的預想還是過於樂觀了。ｒｅad•99cｓｗ•ｃom

當然，這一切都只是苦中作樂、強顏歡笑罷了。詩句里雖能自嘲，心裏卻未必真放得下。每念及北京的政壇，只覺得在劉瑾專權下一切已不可為；每念及南京的老父，又傷悼自己不是自由身，沒辦法回家盡孝，於是「南歸斷舟楫，北望多風埃」（《采蕨》），只是進退失據。有時會想到遠方的湛若水，不禁又生起天地懸隔、孤獨無侶的嘆息，只有在無可奈何中醞釀著「如何兩分植，憔悴嘆西東」（《猗猗》）的傷感。

小人的生存法則是功利主義，只有確切知道善有善報的時候，他們才會積極行善；君子相反，但行好事，莫問前程。但畢竟說來容易做來難，正如《舊約·約伯記》為我們展現的那樣，約伯，一個極度虔誠、只曉得敬信上帝的義人，當財產、親人、健康被一一剝奪之後，終於忍不住發生了動搖，而《約伯記》也因此成為歷代神學家們聚訟紛紜的焦點，激發各式各樣的神學理論。

必須承認這是一種非常苛刻的道德要求，幸而古人開明，只要求君子，不要求小人，即只要求士大夫，不要求老百姓。

當理性終於佔了上風，情緒漸漸沉澱之後，此時的王守仁自問得失榮辱皆能超脫，唯有生死一念仍然在心底糾纏。畢竟貪生怕死是一切生物最核心的本能，面對死亡威脅時的恐懼實在是再正常不過的九_九_藏_書感受。為了克服心底這最後一點的軟弱，王守仁暗暗立誓「吾惟俟命而已」，每日每夜在一隻石墩上打坐入靜，一段時間之後，一顆心終於止水不波。

古代的集權政府要想使政令在一個龐大的帝國里行之有效，必須建立起一個龐大的交通網路。交通網路上的節點便是驛站，往來官吏可以在這裏歇宿，傳遞公文的差役可以在這裏換馬。

儒家看待人生，明確區分出何為人事、何為天命。你做不做一個好人，這屬於人事，是你自己完全可控的。倘若你偏偏要去為惡，或者懦弱地向邪惡妥協，這怨不得旁人，只怪你自己事理不明、意志不堅。但你做了一輩子好人，也許有福祿壽考、妻榮子貴，也許從來得不到好報，一生經歷坎坷偃蹇，這都屬於天命，不是你個人可以把控的。做好人並不一定會得到好報，做好人也不應該是為了得到好報，無論境況是好是壞，你都應該做一個好人。換言之，你所能夠把控的事情就是儘力去做一個好人，至於你得到的是善報還是惡報，這由不得你九_九_藏_書，也不是你應該關心的。

正德三年（1508年），王守仁抵達了龍場驛這個新的任所。

王守仁於此時此地恰恰酷似陷入了約伯的處境，內心的堅守其實已經非常接近崩潰的邊緣，所以當務之急必須找出一個強大的能讓自己真正信服的理論來支撐自己的意志，使自己對一切所煩惱的、所憂懼的都能釋然。古聖先賢雖然給出了答案，但這些答案只要還有半分停留在書本上，停留在理性思辨的階段，而不曾成為自己發諸內心的吶喊的話，糾結的情緒便永遠不會得到徹底的釋放。

龍場驛更屬於荒蠻中的極品：論地理環境，處於貴州西北萬山從棘之中；論生態環境，有毒蛇環伺，瘴癘漫山；論人文環境，能接觸到的除了語言不通的少數民族，就是從中原逃竄過來的亡命之徒。讓一個自幼在文明社會裡長大的人來這裏適應原始生活，實在殘忍得令人髮指。

文明人初入蠻荒，人文知識一概沒了用場，原本不甚要緊的簡單技術https://read.99csw.com反而成為第一要務：王守仁開始和僮僕一道搞起了范土架木的安居工程——今天我們在一些偏遠鄉村仍然能見到這一類古老的住宅樣本，夯土築牆，木龍骨的屋頂框架，茅草鋪設的屋頂。來自文明社會的一點點最粗淺的技術，便足以在蠻荒之地創造生活品質的飛躍，畢竟茅舍和豪宅的差異遠不如有房和無房的差異。這一番凄苦境遇寫入《初至龍場無所止結草庵居之》詩中之後，看起來竟然也有幾分詩意：

龍場驛的建制，只有驛丞一名、馬二十三匹、卧具二十三副，但洪武年間的建制到了正德年間也只是徒有虛名罷了，此時的驛站幾乎與廢墟無異。周邊左近雖幸而不是荒無人煙的地方，但寥寥的一些人煙盡過著近乎原始的生活，甚至連房舍都沒有。

所謂「俟命」，語出《中庸》「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意即君子是本著原則行事，有一貫的操守，會選擇安穩妥當的生存方式，做好自己的本分，至於窮通貧富，則聽天由命；小人是奔著明確的功利目的行事的，寧可冒險來貪圖僥倖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