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常規的理解里，所謂「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是說人聞到惡臭自然就會厭惡，見到美色自然就會喜歡，這是自發的、自然而然的心態。在王守仁的解釋里，「見好色」，即看到美色，屬於知，「好好色」，即喜愛美色，屬於行。貌似知是知，行是行，實則看到美色的時候就已經自發地、自然而然地喜愛上了，並不是看到美色之後立心去喜歡它，同理，聞到惡臭的時候就已自發地、自然而然地產生了厭惡感，並不是聞到惡臭之後再立心去厭惡它。

私慾云云，原是禪宗與理學的老生常談。朱熹所謂「存天理，滅人慾」，要滅的人慾就是這個私慾。在理學的世界里，大略言之，人的天性里屬善的部分被划入天理或天命之性的範疇，屬惡的部分被划入人慾或氣質之性的範疇。

王守仁在這裏拋出了一個「本體」概念，所謂本體，就是本來面目，今天的讀者萬不能以西方哲學里的本體論來理解。譬如我們說一面塵封多年的鏡子雖然看不出半點光澤，但從本體意義上說，即從它的本來面目上說，它是纖塵不染、光可鑒人的，現下它之所以失去了鏡子的功用，是因為本體被灰塵遮蔽了。知行本體與私慾的關係九_九_藏_書，正是明鏡與灰塵的關係。

在王守仁看來，徐愛以及我們所有人的知行分離的常識都是就次一級的層面而言的，而在本體層面上，或者說從本質上看，在沒有私慾遮蔽的時候，知與行確乎就是一回事，有所知則必然有所行。那麼順理成章的是，那些所謂知孝悌卻不行孝悌的人，歸根結底只是不知孝悌罷了。

這樣的邏輯當然算不得嚴密，即便我們不去援引現代知識來說明看到一個美女和愛慕這個美女在神經傳導上確實存在微小的時差——這確實無關緊要——但我們總該知道，無論「看到」與「愛慕」也好，「聞到」與「厭惡」也好，都沒有「行」發生。換言之，看到美女，心生愛慕，然後走過去搭訕，搭訕才屬於「行」，倘若在心生愛慕之後不動聲色地走開，正如我們絕大多數人會做的那樣，「行」也就無從談起了。同理，在接受領導訓話的時候，雖然聞到他口臭，並且立即生出了厭惡感，但大多數人都會裝出一副若無其事的樣子，「行」同樣不曾發生。這樣看來，知與行畢竟是兩回事，無論如何也不能混為一談的。

王守仁的解釋頗有幾分玄妙：「這隻是知行被私慾隔斷的緣故九*九*藏*書，不是知行的本體了。從本體上講，根本不存在知而不行這回事。所謂知而不行，其實只是不知。」

而在通往天理的光榮的荊棘路上，知行分離的觀念是一隻可怕的攔路虎。

譬如惻隱之心、羞惡之心是我們與生俱來的心理，這都是人類天生的善性，是人類最為本質的特性，所以屬於天理或天命之性；好勇鬥狠、欺善怕惡也是我們與生俱來的天性，但理學家認為聖人沒有這種天性，我們凡夫俗子才有，即便在我們凡夫俗子身上，這些惡的天性也不是最本質的，而只是次一級的屬性罷了，是人慾、私慾或氣質之性。既然後者能遮蔽最本質的善性，人們當然也可以通過後天修養洗凈這些惡的浮塵，顯露出最本質的善性。儒家是持性善論的，作為新儒家的理學家就是用這種思路來解釋性善的人為什麼會有惡性。

韓非從沒有過治理國家的經驗，卻以一部《韓非子》奠定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基本政治格局；秦王嬴政倘若是陽明心學的信徒，會不會以「知而不行，必非真知」的理由將韓非的全部著作付之一炬呢？今天我們似乎也能夠以同樣的理由貶損霍金一類的理論物理學家，甚至可以得出更加荒九九藏書謬的結論：只有經驗性的知識才有屬於真知的可能。

再如有人長於理論，有人長於實踐；理論家未必是實踐家，反之亦然。

這就是說，見好色（知）和好好色（行）是同時發生的；聞惡臭（知）和惡惡臭（行）是同時發生的。當男人看到美女的時候，總會一見傾心，並不是看到之後再斟酌一下「我到底要不要喜歡她呢……哦，她是美女，而我是個正常的男人，我當然要喜歡她」，想通了之後，才開始產生愛慕的心理。

當王守仁在文明書院開講「知行合一」的時候，大弟子徐愛未能與聞，後來從旁人那裡曉得了這個命題，卻始終無法想通。等到他終於有機會向老師當面請教的時候，憑著和我們一樣的常識講出了心底的疑惑：「如今人人都明白事父當孝、事兄當悌，但很多人偏偏就是不孝不悌，這難道還不說明知與行分別是兩件事嗎？」

嵇康在《養生論》里「預先」反駁過——「夫至物微妙，可以理知，難以目識」，即我們的認知方法有感知和推知兩種。試想我們中的絕大多數人都沒見過自己的祖父，但我們可以很篤定地「推知」祖父的存在。既然這都是顯而易見的常識，我們便想象得到當王守仁read.99csw.com提出「知行合一」命題的時候，他的聽眾自然會感到大惑不解。

《安娜·卡列尼娜》的著名卷首語說：「幸福的家庭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如果請王守仁就天理和人慾的角度解釋這句話，他會說「理一而已，人慾則有萬其殊」（《約齋說》），即天理只有一個，人慾五花八門。

《大學》是「四書」之首，是儒家讀書人入門的功課，小時候讀的第一本書；《大學》的綱領是所謂三綱領、八條目，這裏涉及的誠意功夫正是八條目之一，是儒家最基礎、最粗淺的功課。對於「如好好色，如惡惡臭」這兩句話，任何一個儒家弟子都是自幼便耳熟能詳的，所以王守仁單單挑出這兩句話來，無論對徐愛還是對當時所有的讀書人來說，真有「睫在眼前長不見，道非身外更何求」的況味。

在我們的常識里，知與行顯然是兩件事情，孰易孰難也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絕不可以一概而論。譬如戒煙、減肥，都屬於知易行難；一台複雜的機器出了故障，也許只須擰一顆螺絲就可以解決，但到底要擰哪顆螺絲，只有行家裡手才能認準，這就屬於知難行易。

在是否應該「存天理，滅人慾」這個大是大非的問題https://read.99csw.com上，王守仁和朱熹沒有半點分歧，他們的分歧只是方法或途徑上的。

於是，基於唯一天理而相處的家庭肯定都是相似的，而陷於人慾的家庭，有的因嫉妒而不幸（如勞倫斯的同名小說《嫉妒》所呈現的），有的因虛榮而不幸（如莫泊桑的小說《珠寶》所呈現的），有的因權欲而不幸（如莎士比亞的悲劇《麥克白》所呈現的），有的因價值觀的衝突而不幸（如屠格涅夫的小說《父與子》所呈現的），有的因時代車輪的碾壓而不幸（如帕斯捷爾納克的小說《日瓦戈醫生》所呈現的），而我們在周遭的世界里或多或少都能找到這些文學名著里不幸家庭的影子。倘若我們徹底做到「存天理，滅人慾」，當然就會避免這些不幸，從而在天理的模式下享受高度相似的幸福。

這樣的解釋當然還不夠妥帖，王守仁還有下文：「聖賢教人知行，正是要使人回歸知行的本體，所以《大學》指出了一個真正的知行給大家看……」

王守仁所援引的《大學》例證，正是很有名的兩句——「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聯繫《大學》上下文，這是說君子要有真誠的心意，不能自欺，這種真誠就如同厭惡臭味、喜愛女色一樣，是一種當下直截、自然而然的反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