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恐怕很少有智力健全的人會認同這樣一種社會形態，我們知道哪怕僅僅是道德問題也遠不是千言萬語所能說盡或說清的。道德即便像王守仁所說的那樣需要求之於心，表現為自我修養，但我們必須承認的是，道德歸根結底是人際關係的衍生物，倘若沒有人際關係便無所謂道德，換言之，對於在荒島獨自求生的魯濱孫來說是不存在任何道德問題的，只有當「星期五」出現之後，道德問題才隨之發生。所以在今天顯而易見的是，道德，或王守仁所謂的天理，其根源只在人際關係上，而不在任何人的心裏。

當然，王守仁會認為我這樣的說法屬於「義外」，是告子異端的居心險惡的升級版。

徐愛站在「常識」的立場上，以儒家「原心定罪」的傳統發出質疑，認為王通續寫六經，只是為了邀名，否則的話，自己寫自己的書，闡述自己的主張，何必非要披上聖賢經典的外衣呢？

對名人的認同是一種很常見的、自然而然發生的劃分內外的手段。徐愛向王守仁討教王通、韓愈孰優孰劣，這又涉及一個心理學所謂認知一致性的問題：希望自己高度認同的人也會認同自己所認同的名人，譬如九九藏書熱戀中的女人總希望男友也會喜歡自己喜歡的明星，使彼此都能歸屬於同一個群體，即那位明星的粉絲群。

誠然，倘若我們所需要知道的只有天理，而天理是永恆不變的，並且早已被孔子刪述的儒家經典盡數揭示清楚的話，王守仁的看法完全順理成章。

是的，王守仁所謂的天理，很大程度上不過是社會習俗內化在我們心中的行為守則。我們不妨參照孫悟空的一生：他頭上的緊箍就是社會習俗的制約力量，對他每一個恣意而為、觸犯習俗的舉動施加懲罰，久而久之，他終於修成正果，緊箍消失了——確切地說，是頭上的緊箍內化為他心裏的緊箍，從此他的任何「恣意而為」天然地都會囿於社會習俗的規範之內，不會有任何出格的念頭，這也就是孔子所謂「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了。

上述意見隱含著這樣一個觀點，即一切必要的知識在孔子以前的典籍里一應具備，後人要做的只是傳承罷了。當然，在王守仁看來，這些知識全部都是關於「至善」的道德知識，很簡單，很直接。後人不應該再有任何新著作，不應該發表任何新觀點，也不應該用鋪天蓋地的九_九_藏_書文學修辭淹沒古聖先賢那至高至簡的道德哲學。

可以預見的是，王守仁的評價當然是逆潮流而動的：「韓愈不過是個文學家，後人只以文學成就作為評判標準，這才把他推尊到那麼高的地位，其實他比王通差得遠。」

讓我們設想一個理想國，王守仁就是這個國家柏拉圖意義上的哲人王，在那裡他將有足夠的能力來實現自己的文化主張。焚書顯然是一件首要事務。在較嚴苛的標準下，我相信存世著作的總字數大約不會超過一萬。文學趣味會受到最嚴厲的壓制，任何新穎的思想即便不會在火刑柱上灰飛煙滅，至少沒機會得到有效的傳播。

這種小小的歸屬感問題在今天常常引發|情侶之間的矛盾：倘若對明星各有所愛的話，兩人最直接的做法都是試圖說服對方「你喜歡的明星是如何如何庸俗，而我喜歡的明星是如何如何卓越」。當然，「以理服人」在這種問題上從來不會得到令人愉快的結果，而最後只能是較弱的情感讓位於較強的情感：如果對戀人的愛更強烈，明星往往會遭到背叛，反之亦然，而凡是以「求同存異」的理性光芒維繫著戀愛關係的情侶，彼此之間往往https://read.99csw.com缺乏牢固的感情紐帶。同理，我們完全可以預測徐愛的心態轉變，只不過徐愛此時與王守仁所做的畢竟是一場學術討論，後者還是要以理服人的，儘管從效用上而言這並不重要。

從內心入手，立乎其大，只抓綱領性的問題，自然就會綱舉目張，一通百通。王守仁的立言宗旨與陸九淵如出一轍，如果算上必要的輔助說明性的文字，兩三千字就已經綽綽有餘了。

即便對傳統六經，王守仁也不是盡數接受的。在他看來，《禮記》和《詩經》等都出於后儒附會，《春秋》可以獨立成書，不必依賴《左傳》。所以我們看到王守仁論學一概在做減法：凡是複雜的說法，他會刪繁就簡；凡是成對的概念，他會合二為一。陽明後學不可避免地興起反智主義浪潮，以至於被批評者譏諷為「束書不觀，游談無根」。心懷寬厚的學者每每將這些所謂的「流弊」歸罪於王守仁的弟子及再傳弟子身上——當然，「為賢者諱」是一種來自儒家傳統的美德，但如果可以拋開感情成分的話，我們必須承認王守仁對反智主義有著極其明確的主張以及一套足以自洽的邏輯。

王守仁接下來發表了一番在今天ｈttpｓ://reaｄ.９９ｃsｗ•ｃom看來很有點驚世駭俗的意見：「天下之所以大亂，是因為虛文太多而實行太少，孔子的時代就已經如此了，所以孔子才做了刪述六經的工作，只留下足以明道的核心內容，把紛紛雜雜、五花八門的說辭通通刪除。後來秦始皇焚書，錯就錯在出於私心，又焚掉了儒家經典，否則的話，是與孔子刪述六經一樣的好事。秦漢以降，文學再一次興盛起來，刪不勝刪，也只有本著孔子的宗旨篩選那些近於正道的文字，以期各種異端邪說自行消亡。我雖然不知道王通當初續寫六經的初衷，但想來就算聖人復出也會讚許這樣的做法。」

比較王通與韓愈的優劣，這在當時是一個關乎價值取向的敏感話題。明朝人推崇前代古文，以「唐宋八大家」為翹楚，韓愈位列「八大家」之首。王通則是隋唐之際的一代名儒，隱居教授，仿儒家六經著作《續六經》。明朝知識界的風氣是推崇韓愈而貶低王通——推崇韓愈，是因為欣賞韓愈的文章；貶低王通，是因為他膽敢續寫六經，這分明是以聖賢自居的僭越行為，即便不算欺師滅祖，至少也算恬不知恥！凡是對王通有任何認同的人，一定有同樣的厚臉皮，士大夫階層理九_九_藏_書應群起而攻之。

更為「義外」的是，道德問題既是人際關係的衍生物，就必然會隨著客觀知識而變化。舉一個簡單的例子：英國人一度相信女人的性高潮是導致受孕的一項要素，於是，因強|奸而受孕的女人就會順理成章地遭到正義的唾罵。如果唾罵者當中有一位是王守仁的弟子，無論他怎樣求之於心，他心中的天理都會告訴他這樣一個正確答案：「這女人是個盪|婦！」

王守仁正因為太拘泥於內外之別，這才導致問錯了問題，而錯誤的問題又導向了錯誤的答案。他追問「孝」要到哪裡去求，是到父親身上去求嗎？不，這是「義外」，「孝」不在父親身上，而只應到我們心底去求。在王守仁看來，「孝」只可能存在於兩個地方，要麼在父親身上（義外），要麼在自己心裏（義內）。他不曾想到的是，道德是人際關係的衍生物，所以還存在著第三個選項：「孝」既不在父親身上，也不在我的心裏，而是存在於我和父親的關係里。

曾經有人批評陸九淵，說他的全部學術只是信奉孟子的一句話：「先立乎其大者。」陸九淵的回答簡單直截：「誠然。」

如果標準更嚴苛一些的話，全世界值得傳承的文字只消一句話便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