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塞萬提斯撰寫《堂吉訶德》的第二部時，第一部已經出版、出名好幾年了。這啟發了他一個偉大的想法：堂吉訶德遇上的人物認出了他，知道他就是他們讀過的書中活生生的主人公；他們與他一起談論他以前的冒險，為他提供評點自己的文學形象的機會。當然，這是不可能的！這純粹是奇思異想！是個笑話！

接著，有一件意想不到的事震動了塞萬提斯：另一個作家，一個無名的作家，趕在他之前，出版了自己撰寫的堂九-九-藏-書吉訶德冒險故事的續集。憤怒萬分的塞萬提斯在他正在撰寫的第二部的章節中，對他大加斥責。但他馬上利用了這一醜惡的意外事件，從它出發，構思出另一個奇異的情節：在經歷種種倒霉、不幸的冒險之後，疲憊、悲哀的堂吉訶德和桑丘踏上了回自己村莊的路，路上遇見了一個叫堂阿爾瓦羅的人，這是那個該詛咒的抄襲者筆下的人物；堂阿爾瓦羅在聽到他們的名字的時候，暗自吃驚九九藏書，因為他心裏知道的，是另一個堂吉訶德，另一個桑丘！這次相遇發生於小說結束前幾頁。這是小說人物與他們自身的幽靈的令人窘迫的面對面相遇；是對一切事物的虛假的最後證明；是最後一個笑話憂鬱的淡光，也就是永別的笑話。

將一部小說建立在一件軼聞上，一個笑話上，這對於貢布羅維奇的讀者來講，應該是來自一名現代主義者的挑釁。確實：這是一個挑釁。然而，它紮根於一段非常悠遠的過去。在小說的藝九_九_藏_書術尚未確定自己的身份與名字的時代，菲爾丁就這樣命名：「散文的、喜劇的、史詩的寫作」，這一點需要時刻牢記，喜劇性是俯身於小說搖籃的三個神話仙女中的一個。

在貢布羅維奇的《費爾迪杜爾克》中，平科教授決定將三十多歲的尤瑟夫變為一個十六歲的少年，逼他每天都在中學的一張凳子上度過，成為中學生中的一員。這一好笑的處境其實隱藏了一個非常深刻的問題：如果大家總是像跟一個少年那樣跟一個成九九藏書人交往，這個成人是否會失去對自己真實年齡的意識？更普遍地講：人是會成為別人看他、待他的那個人，還是他會找到力量，不顧一切，不顧眾人，去維護他的真實身份？

笑話、軼聞、有趣的故事，它們是最好的證明，證明對現實的敏銳感知跟信步于不逼真之境的想象力是可以形成完美的一對的。巴奴日還不認識一位他想娶的女性，然而，帶著邏輯的、理論的、系統的、具有遠見的精神，他決定馬上徹底解決他生命中的根本問題：他九*九*藏*書是否應該結婚？他從一個專家那裡跑到另一個專家那裡，從哲學家那裡跑到法學家那裡，從女占卜家那裡跑到星相學家那裡，從詩人那裡跑到神學家那裡，在經過長長的探尋之後，最後確信這一關鍵問題是沒有答案的。整個《第三卷》就講述了這一不逼真的行為，這一笑話，最終轉化成了一次長長的、穿越拉伯雷那個時代所有知識的可笑之旅。（這讓我想到，在三百年之後，《布瓦爾和佩庫歇》也是從一個笑話，延長為一次穿越一個時代的知識的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