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師在女秘書的眼中看出了恐懼。他能做什麼呢？他趕到《紅色權利報》的編輯部，在那兒找到了主編。主編向他道歉，確實，這件事做得真尷尬，可這不是他這位主編的錯，他這篇文章是直接從內政部收到的。

那位布拉格的工程師可以明白這句話：他檔案中的一個錯誤將他拋向了倫敦；就這樣，他在布拉格遊盪，成了真正的幽靈，尋找著丟失了的身體，而他進進出出的那些辦公室在他眼裡彷彿來自一個未知神話的漫無邊際的迷宮。

在一首由一百組四行詩構成的長詩中，偉大的捷克詩人揚·斯卡采爾帶著一種幾乎是孩童式的單純，探索了最重大與最複雜的問題。他寫道：

在這樣一個服從、機械和抽象的世界中（其中，人的惟一經歷就是從一個辦公室到另一個辦公室）放置小說，這一點顯得跟史詩的本質相反。所以就有了這個問題：卡夫卡是如何將這樣一種灰色的反詩性材料轉化成引人入勝的小說的？

阿瑪麗亞的父親想保護他的家庭。可有個困難：不光判決的主人找不到，而且判決本身也不存在！要想能夠上訴，要想要求寬恕，先得被定罪！父親哀求城堡，請它宣布他女兒是有罪的。這就不能說是有懲罰就一定有過錯了。在這個偽神學的世界里，被懲罰的人哀求人們承認他是有罪的！

首先：

在卡夫卡式的世界內，喜劇並不像在莎士比亞那裡是悲劇的對應（悲-喜劇）；它並不靠輕鬆的口吻試著讓悲劇變得更好受些；它並不陪伴悲劇，不，它把悲劇扼殺在搖籃中，這樣就使受害者連惟一可以企盼的安慰也失去了：處於（真實的或假設的）悲劇的崇高性中的安慰。工程師失去了祖國，而所有的聽眾都笑了。

我的朋友約瑟夫·什克沃雷茨基在他的一本書中講述了這個真實的故事：

但為什麼卡夫卡是第一個把握這些傾向的小說家，而這些傾向只是在他去世之後才完全清晰地、粗暴地展現在歷史舞台上？

在卡夫卡那裡，邏輯反過來了。受懲罰的不知道受懲罰的理由。懲罰的荒誕性是那麼讓人難以忍受，所以為了找到安寧，被控告的要為他所受到的懲罰辯護：有懲罰就一定有過錯。

可在這種情況下，對詩人來說，歷史（也就是並非不變的）又代表了什麼？

約瑟夫·K的故事也是以隱私遭到侵犯開始的：兩個陌生的先生來到他床前拘捕他。從這一天起，他就再也不覺得孤單了：法庭追著他、觀察他，跟他說話；他的私生活漸漸消失，被一直圍捕著他的神秘機構吞沒。

黨沒有能夠在這位母親身上做到的，這位母親在她兒子身上做到了。她逼著他跟那個荒誕的指責認同，去「尋找自己的過錯」，還公開認錯。我很驚訝地看著這一幕微型的斯大林式審判。我馬上明白了在一些大的歷史事件（表面上看來是不可思議的、非人性的）中起作用的心理機制跟那些在隱私的處境（完全是平凡的、人性的）中起作用的心理機制是一樣的。

第二：

假如說「詩」已經在那裡了，那麼說詩人有預見的能力就不合邏輯；不，他只是「發現」一種人的可能性（即這「很久以來」就在那裡的「詩」），而歷史有一天也會發現它。

那位布拉格的工程師被警察的嚴密監視所懲罰。這一懲罰召喚著並沒有犯的罪，於是被人控告非法移民的工程師終於真的移民了。有懲罰，就真的有了過錯。

兩個非常普通的先生（並非法文譯本讓人以為的「檢察官」），一天早晨突然來到約瑟夫·K床前，對還在床上的他說，他被捕了，而且還吃了他的早餐。K這位盡職本分的公務員沒有將他們趕出房間，而是穿著睡衣在他們面前為自己辯護了很長時間。當卡夫卡向他的朋友讀《審判》第一章時，所有人都笑了，包括作者本人。他們笑是有理由的，喜劇跟卡夫卡式的本質是不可分的。

多虧他在官僚世界中看到的神奇的一面，卡夫卡成功地完成了在他之前看來不可能的事情：將一種根本反詩性的材料，即極端官僚化的社會，轉化為小說中偉大九-九-藏-書的詩性；將一個極其平凡的故事，即一個人無法得到被允諾的職位（這其實就是《城堡》的故事），轉化為神話，轉化為史詩，轉化為前所未見的美。

我十四歲時，第一次讀了《城堡》，這本書讓我欣喜若狂，儘管它所包含的廣博知識（卡夫卡式的整個真正意義）我當時還無法理解：我感到眼花繚亂。

卡夫卡沒有寫宗教寓言，可卡夫卡式的東西（不管是在現實中，還是在虛構中）無法跟它神學的（或更確切地說：偽神學的）一面分開。

在將辦公室的布景放大到一個世界那麼大的範圍后，卡夫卡在他自己都沒有料到的情況下，展現了讓我們著迷的意象，因為這意象跟他從沒有經歷過的社會，也即今天的布拉格人的社會，是那麼相似。

第二，公務員從事的只是龐大的行政工作中的一小部分，而這一工作的目的與前景都是他所不清楚的；這是一個動作手勢變得機械化的世界，人們在其中不知道他們所作所為的意義。

可這句話又是什麼意思：辦公室屬於神奇的世界？

事實上，假如詩人不去尋找隱藏在「那後邊的某個地方」的「詩」，而是「介入」，去為一個已知的真理服務（這一真理自己顯示出來，在「那前邊」），他就放棄了詩人的天職。而且不管這一預想到的真理名叫「革命」還是「分裂」，是基督教信念還是無神論，是正義的還是不那麼正義的；詩人為有待發現的真理（炫目的真理）之外的真理服務，就不是真正的詩人。

權力的催眠目光，對自己過錯的絕望尋找，被排除在外以及害怕被排除在外，不得不隨大流，現實的幽靈般特點以及檔案的魔法般現實，對隱私生活的不斷侵犯，等等，歷史和人在它巨大的試管中進行的所有這些實驗，卡夫卡都在他的小說中（早了好幾年）進行了。

可工程師沒能高枕無憂相反，他很快就意識到自己突然被嚴密監視了，有人監聽他的電話，他在大街上也有人跟蹤。他無法入眠，老是做噩夢，直到有一天，他實在受不了這份緊張，於是冒了很大的、真正的危險，非法地離開了國家。就這樣，他真的成了一個移民。

第四：

事實上，一個極權國家只是一個龐大的行政機構：由於所有的工作都在那裡國家化了，所以所有職業的人都成了職員。一個工人不再是工人，一個法官不再是法官，一個商人不再是商人，一個神甫不再是神甫：他們都成了國家的公務員。在大教堂內，教士對約瑟夫·說：「我屬於法庭。」在卡夫卡那裡，律師也是為法庭服務的。一個今天的布拉格人並不會對此感到驚訝。他不會比K更好地受到辯護。他的律師也不是為被告人服務，而是為法庭服務。

當我還生活在布拉格的時候，我不知多少次聽到人家用「城堡」這個詞來指黨委所在地（一棟醜陋而且還很現代的房子）。我不知多少次聽到人們將黨的第二號人物（某位叫亨德里希的同志）稱為克拉姆（更妙的是，在捷克語中克拉姆是「幻景」或「騙局」的意思）。

五十年代，捷共的一位重要人物，詩人N，在一次斯大林式的審判之後被關了起來。在牢房裡，他寫了一本詩集，他在詩中表白說，儘管遭遇了一系列可怕的事情，他還是對共產主義忠誠無比。這並非出於懦弱。詩人認為他的忠誠（忠誠於他的那些劊子手）是他的品德、他的正直的表現。得知有這樣一本詩集存在的布拉格市民將它戲稱為《約瑟夫·K的感恩》

在詩人眼中，奇怪的是，歷史處於一個與他個人的歷史相平行的位置：它並不創造什麼，它只是在發現。通過一些前所未有的處境，它揭示出什麼是人，揭示出「很久以來」就在人身上的東西，揭示出人的可能性。

所以對詩人來說寫作就是要打破隔板，發現在它後面藏在陰影中的某種不變的東西（「詩」）。這就是為什麼（由於這一令人驚嘆的、突然的揭示），「詩」首先是作為一種炫目的現象而出現在我們面前的。

卡夫卡式也不符合對極權體制的定義。在卡夫卡的小說中，既沒九九藏書有黨，也沒有意識形態與意識形態的語言，既沒有政治，也沒有警察，也沒有軍隊。

那怎麼可能不是他們的作品，而是他們那位孤獨的夥伴，那個內向的、只專註於他自己的生活和他的藝術的人的作品，在今天被接受為一種社會與政治的預言，並因此而在當今地球上的許多地方遭禁？

人們經常把卡夫卡筆下的主人公詮釋為對知識分子的寓意化投射，可格里高爾·薩姆沙沒有一絲知識分子的味道。當他醒來發現自己變成一隻甲蟲時，他只有一個挂念：如何在這個新形態下，準時趕到辦公室去上班？在他的腦子裡只有他的工作已經使他習慣了的服從和規矩：他是一個職員，一個公務員，而且卡夫卡的所有人物都是如此；並非作為一種社會學類型的公務員（比如在左拉的小說中），而是作為一種人的可能性，一種存在的基本方式。

第三：

拉斯科爾尼科夫無法忍受他負罪感的重壓，為了找到安寧，他自願接受懲罰。這是一個大家都能明白的處境：有過錯就一定有懲罰。

因為所謂的民主社會也經歷了非個性化和官僚化的過程。整個地球都成了這個過程的舞台。卡夫卡的小說是這個過程夢幻的、想像的誇張；極權國家是這個過程乏味的、物質的誇張。

在現代歷史上有過一些傾向，在大的社會範圍內產生了卡夫卡式的東西：有神聖化趨向的權力的逐漸集中化；將所有的機構都轉化為漫無邊際的迷宮的社會行為的官僚化；因之而產生的個體的非個性化。

從卡夫卡的小說中摘選出來的意象、處境，甚至很具體的話，都是布拉格生活的一部分。

我們可以在他寫給米萊娜的一封信中找到答案：「辦公室並非一個愚蠢的機構；它應該屬於神奇的世界而非愚蠢的世界。」在這句話中隱藏著卡夫卡最重大的秘訣之一。他看到了任何人沒有看到的東西：不光是官僚現象對人、對人的境遇以及人的未來的重要性，而且還有（這一點更讓人驚訝）在辦公室幽靈般的特色中隱含的潛在詩性。

有一天，阿瑪麗亞收到一封來自城堡一名公務員的淫穢不堪的信。她感到非常氣憤，把它撕了。城堡根本不需要去斥責阿瑪麗亞這一大胆的舉動。恐懼（正如工程師在他的女秘書眼中看到的）自己會起作用。沒有來自城堡的任何命令，任何看得見的信號，所有人都迴避阿瑪麗亞一家，彷彿這一家子染了鼠疫一般。

在公務員的官僚世界中，首先，沒有主動性，沒有創造，沒有行動自由；只有命令與規矩：這是一個服從的世界。

「詩」是不變的，它在那裡等著我們，揚·斯卡采爾說，「很久以來」就在那裡等著我們。但在一個永恆變換的世界里，「不變」是否是純粹的幻覺？

但對工程師來說，知道自己的故事是喜劇的，只是一個杯水車薪的安慰。他被困在自己生活的玩笑之中，就像一條魚被困在玻璃缸之中；他不認為這好笑。確實，一個玩笑只對那些在玻璃缸前面的人來說是可笑的；而卡夫卡式則相反，它把我們帶到魚缸內，帶到一個玩笑的內臟深處，帶到喜劇的恐怖之處。

工程師於是去了內政部。在那兒，人家跟他說，對，肯定是個錯誤，可這不是他們內政部人的錯，他們是從駐倫敦使館的秘密機構那裡收到關於他的報告的。工程師讓他們闢謠。人家跟他說，不，闢謠，那做不到，但保證他不會有什麼事，他盡可高枕無憂。

在現代歷史上的有些時期，生活就像是卡夫卡的小說。

工程師面對的權力有著一個漫無邊際的迷宮的特點。他永遠也無法到達它那些無窮無盡的通道的盡頭，永遠也找不到是誰發布了那致命的宣判。read.99csw.com所以他跟約瑟夫·K面對法庭，或者土地測量員K面對城堡時的處境是一樣的。他們身處的世界都只是一個巨大的迷宮般的機構，他們無法逃出，他們也無法理解。

那位布拉格工程師的故事有滑稽故事、有玩笑的性質，它引人發笑。

卡爾·羅斯曼不斷被別人打擾：人家賣了他的衣服；人家拿走了他父母的惟一一張照片；在寢室中，在他的床邊，男孩們在練拳擊，而且時不時地有人摔到他的身上；兩個流氓，羅賓遜與德拉馬什，逼著他跟他們一起生活，因而肥胖的布露內爾妲的嘆息聲在他的睡夢中迴響。

我之所以這樣強烈地堅持卡夫卡的遺產，之所以像捍衛我個人的遺產一樣捍衛它，並非因為我認為去模仿不可模仿的東西（即再一次去發現卡夫卡式的東西）有什麼教益，而是因為他的小說是小說徹底自主性的上佳典範（即作為詩的小說）。弗蘭茲·卡夫卡通過小說的徹底自主性，就我們人類的境遇（按它在我們這個時代所呈現出來的樣子）說出了任何社會學或者政治學的思考都無法向我們說出的東西。

那些抒情的作家喜歡鼓吹消除秘密，鼓吹個人生活的透明性，他們意識不到他們因此而帶來的一系列進程。極權主義的起點跟《審判》的開頭是一樣的：有人突然會到你床前來抓你。他們會走過來，就像你父親、你母親喜歡做的那樣。

人們經常說卡夫卡的小說表達了一種很強烈的對集體、對與人接觸的慾望；K這樣失去了根的人好像只有一個目標：超越他那不幸的孤獨。而這樣一種解釋不光是一種俗套，一種意義上的消減，而且還正好理解反了。

K不知道他是為什麼而被控告的。在《審判》的第七章中，他決定審視他的一生，他的過去，「連最小的細節也不放過」。「自我負罪」的機器開始啟動了。被控告的在尋找他的過錯。

卡夫卡寫給他父親的那封沒有發出的信很好地表明，卡夫卡是從家庭，從孩子跟父母的神聖化權力之間的關係中學到關於負罪技巧的知識的。這一技巧成了他小說的重要主題之一。在《判決》這個跟作者的家庭經歷緊緊聯繫在一起的短篇中，父親控訴他的兒子，命令他去跳河。兒子接受了捏造的罪行，然後乖乖地投入河中，就跟後來他的後繼者約瑟夫·K被一個神秘的機構控訴有罪，就自願被人絞死一樣。這兩個控訴、這兩種負罪和這兩次判刑之間的相似性暴露出卡夫卡作品中將隱私的家庭「極權主義」跟他的那些社會大視野的「極權主義」連在一起的延續性。

極權國家作為這些傾向的極端集中，將卡夫卡小說和現實生活之間的緊密關係變得顯而易見。但是，假如說在西方看不到這種關係，那並不僅僅是因為所謂的民主社會沒有今天的布拉格社會那麼卡夫卡式，我認為那也是因為在這裏，人們已經徹底失去了現實感。

後來我的眼睛習慣了「詩」的光芒，我開始在震撼了我的東西中看到我自己的生活經歷；然而，光芒依然存在。

這種詮釋在我看來是錯誤的（因為卡夫卡抓住了人類生活的一些具體處境，而這種詮釋卻認為那只是個寓言），但深具啟發意義：在權力被神聖化的任何地方，權力自然而然就生出它自身的神學；在權力像上帝一樣為所欲為的任何地方，權力就引起對於它的宗教感情；在這種情況下，世界就可以用一種神學語言來描繪。

卡夫卡式既不局限於隱私領域，也不局限於公眾領域；它把它們兩者包容在一起。公眾世界是私人世界的鏡子，而私人世界又折射著公眾世界。

在談到產生卡夫卡式現象的微觀社會實踐時，我不光想到了家庭，還想到了卡夫卡度過整個成年生活的機構：辦公室。

在卡夫卡之前，小說家經常把那些機構作為不同的個人或社會利益在其中相鬥的競技場來揭露。在卡夫卡那裡，機構成了一個遵循自身法則的機制，而這些法則誰也不知道是由什麼人、在什麼時候定下的，而且跟人的利益沒有任何關係，所以根本就是不可理解的。

兒子代替母親https://read•9９cｓw•coｍ回答：「不，我母親沒有過分，我母親是個優秀勇敢的女人。她在所有人失敗的地方頂住了。她希望我成為一個正直的人。是的，我起得太晚了，但我母親指責我的，是更深刻的東西。那就是我的態度。我自私的態度。我願意成為我母親希望我成為的樣子。這一點我當著你的面向她承諾。」

卡夫卡沒有預言。他只是見到了「那後邊」的東西。他不知道他的所見同時也是一種預見。他沒有揭示一個社會體系的意圖。他闡明了他通過人的隱私與微觀社會實踐而了解的機制，沒有想到歷史後來的發展將這些機制在歷史的大舞台上啟動了。

今天在布拉格，經常發生一個人一旦遭貶，就再也找不到工作的現象。他要求得到一紙說明他犯了錯誤而被禁止工作的證明也是徒勞的，判決書是找不到的。而且由於在布拉格工作是一項法律規定的義務，他最後被控告是寄生蟲；也就是說他的罪就是不工作。有懲罰，就終於有了過錯。

說到這兒，人們可能會想這樣來作出結論：卡夫卡的那些意象在布拉格是活生生的，因為它們是對極權社會的預言。

土地測量者K根本沒有在尋求跟人接觸，尋求他們的溫暖，他不想跟薩特筆下的俄瑞斯忒斯一樣成為「眾人中的一員」；他不想被一個集體接受，而想被一個機構接受。為了達到這一目的，他必須付出極大的代價：他必須放棄他的孤獨。而這就是他的地獄：他永遠都不是獨自一人，從城堡派來的兩個助手不斷地跟隨著他。他們觀看了他跟弗莉達的第一次做|愛，就坐在咖啡館的櫃檯上，從上往下觀看，而且從這一刻起，這兩人就不離開他們的床了。

在她被捕的時候，她的孩子才一歲。從監獄出來之後，她找到了已經十六歲的兒子，跟他開始了兩人樸素、孤獨的幸福生活。她在感情上完全依賴他，這一點再合情理不過了。他兒子已經二十六歲了，有一天，我去看他們。母親在生氣，憤憤然的，在哭泣。原因完全是毫無意義的：兒子早晨起得太晚了，或者類似的什麼事情。我就跟她說：「幹嗎為這麼一件小事動怒？為這麼一件事值得流淚嗎？你過分了！」

在卡夫卡的世界，檔案就像是柏拉圖的理念。它代表的是真正的現實，而人的物質性存在只是投射在幻覺屏幕上的影子。事實上，土地測量員K和那位布拉格的工程師都只是他們檔案卡片的影子；他們甚至遠遠達不到這點：他們只是檔案中的一個錯誤的影子，也就是一些無權作為影子而存在的影子。

所以卡夫卡式更像是代表了一種人與其所處世界的基本可能性，一種歷史上並沒有確定下來的可能性，它幾乎永恆地伴隨著人類。

極權社會的真實世界與卡夫卡的「詩」之間的相遇總會保留著某種神秘的東西，它將證明，詩人的行為，從其本質上來看，是難以估量的；而且是悖論式的：卡夫卡小說巨大的社會意義、政治意義以及「預言」意義都存在於它們的「非介入」狀態，也就是說在它們相對於所有政治規劃、意識形態觀念、未來主義預見而言所保持的完全自主性中。

不是。任何處境都是人的事實，只能包含人身上有的東西；因此我們可以想像它（它以及它所有的形而上學）「很久以來」就作為人類的可能性存在著。

如果我們不願意被一些關於卡夫卡的神話和傳說欺騙，我們就找不到弗蘭茲·卡夫卡對政治感興趣的任何一個重要跡象。從這個意義上講，他跟他的所有布拉格朋友不同，跟馬克斯·布洛德、弗蘭茲·魏菲爾、埃貢·埃爾溫·基什，以及所有先鋒派人士都不同，因為他們自認知道歷史的發展方向，總愛提到未來的面孔會是什麼樣子。

極權社會，尤其是在它的極端形式下，總有打破公眾世界與私人世界之間界線的傾向；變得越來越晦暗的權力，要求公民的生活比任何時候都更透明。這一沒有秘密的生活的理想跟一個榜樣式家庭的理想是一致的：在黨或者國家面前，一個公民沒有權利隱瞞任何東西，就像一個孩子在父親或母親面前沒有隱私權。極權社會，在它們的宣傳中，露出一個田園牧歌式的微笑：它們希望顯得像是個「大家庭」一樣。九_九_藏_書

我們來試著描繪一下它的幾個方面：

我有一天在一位老朋友家裡親眼看到了一幕情景之後，想到了這一神秘的事實。這位女士在一九五一年布拉格的那些斯大林式審判期間被捕了，並因為一些她沒有犯下的罪而被判了刑。而且，在當時有成百上千的共產黨員處於與她相同的處境。他們一輩子都完全跟他們的黨認同。當這個黨突然成了他們的控告者的時候，他們跟約瑟夫·K一樣，決定去「審視他們所有的過去，連最小的細節也不放過」，以找出他們身上隱藏著的錯，並在最後承認一些想像出來的罪行。我的朋友最後保住了命，因為靠了她非凡的勇氣，她拒絕跟她所有的同志一樣，跟詩人N一樣，去「尋找自己的過錯」。由於拒絕幫助她的那些劊子手，她對那一出最後審判的戲來說變得毫無用處。就這樣，她沒有被處以絞刑，而只是被判了無期徒刑。十五年之後，她被徹底平反，放了出來。

我上面講述的故事是人們毫不猶豫地稱為卡夫卡式故事中的一個。這個叫法，源於幾部藝術作品，僅僅是由一位小說家筆下的人物形象決定，成了一些處境（不管是文學的還是現實的）的惟一共同點，其他任何詞都無法把握，而面對這些處境，不管是政治學、社會學還是心理學，都不能為我們提供鑰匙。

可究竟什麼是卡夫卡式？

但修正並沒有使下列問題消失：怎麼可能在布拉格，卡夫卡的小說跟生活混淆在一起，而在巴黎，同是那些小說，卻被看作是作者純主觀世界的難解的表現？這是否意味著人與其所處世界的這一被稱為卡夫卡式的潛在可能性在布拉格比在巴黎更易轉化為具體的命運？

一名布拉格工程師應邀參加在倫敦舉行的一個科學研討會。他去參加了討論，又回到布拉格。回去幾個小時后，他在辦公室拿起《紅色權利報》（黨的機關日報），在上面赫然讀到：一名捷克工程師被派去倫敦參加研討會，他面對西方新聞界作了一個誣衊他社會主義祖國的宣言，然後就決定留在西方了。

不是不幸的孤獨，而是被侵犯的孤獨，這才是卡夫卡的強迫症！

在《城堡》的第五章，村長細緻地向K解釋了他檔案的長長歷史。我們在此簡述之：十幾年前，城堡向村政府提出申請，要僱用一名土地測量員。村長的筆頭回復是否定的（沒有人需要什麼土地測量員），可回復丟失在了另一個辦公室，就這樣，在延續好幾年的官僚誤會的微妙運作下，有一天，一不小心，邀請函真的就發給了K，正好是所有相關的辦公室都正在清理過時申請的時候。經過長長的旅行后，K就這樣由於錯誤來到了村子。而且更嚴重的是：由於對他來說，除了村子里的這座城堡不可能有任何另外的世界，所以他的整個存在都只是一個錯誤。

人們經常想，卡夫卡的小說是作者最個人、最隱私的內心衝突的投射，還是客觀的「社會機器」的描繪。

這一斷定還是需要加以修正：所謂卡夫卡式並非一個社會學或者政治學的概念。人們試圖把卡夫卡的小說解釋為對工業社會，對剝削、異化、資產階級道德的批評，總之是對資本主義的批評。可是，在卡夫卡的世界里，幾乎找不到任何可以構成資本主義的東西：既沒有金錢及其力量，也沒有商業，也沒有財產與財產擁有者，也沒有階級鬥爭。

第三，公務員只跟匿名的東西和卷宗打交道：這是一個抽象的世界。

可既然人的生活只是影子，既然真正的現實在別處，在不可企及處，在非人處，在超人處，那麼我們一下子就進入了神學。確實，最早詮釋卡夫卡的人都把他的小說解釋為一種宗教寓言。

非法移民，再加上這樣一個宣言，可不是件小事。這可是要蹲二十來年監獄的。我們這位工程師無法相信自己的眼睛。可文章講的就是他，肯定沒有錯。他的女秘書走進辦公室，看到他嚇了一跳：「天啊，」她說，「您回來了！這可不明智；您看到人家是怎麼寫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