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爾日於四月底抵達布魯塞爾之後，在法語雜誌《思想》發表致紀德的「公開信」，感謝紀德最近為了索回塞爾日被沒收的手稿而與蘇聯當局交涉，並提到蘇聯一些紀德在訪蘇期間可能未聽聞過的現實，例如逮捕和殺害很多作家和全面壓制知識分子的自由。（在一九三四年初，塞爾日就尋求與紀德接觸，從奧倫堡給紀德寄去一封信，談論他們對文學自由的共同看法。）在紀德回法國之後，兩人得以於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在巴黎和一九三七年一月在布魯塞爾多次秘密會面。塞爾日在日記中對這些會面的記述，提供了尖銳的對照： 紀德是高高在上的權威，是承接「偉大作家」衣缽的大師，而塞爾日是敗局已定的事業的騎士，居無定所、貧困、永遠處於險境。（當然，紀德對塞爾日有提防——提防受影響，提防被誤導。）

一九四年六月，在德國佔領巴黎之後，塞爾日逃往法國南方，最終抵達英勇的瓦里安·弗里設立的避難所。弗里以美國一個自稱「緊急營救委員會」的民間團體之名，協助約兩千名學者、作家、藝術家、音樂家和科學家找到一條逃出希特勒的歐洲的通道。在位於馬賽郊區的別墅——該別墅被其住客稱為「盼望簽證」別墅，住客包括安德烈·布勒東、馬克斯·恩斯特、安德烈·馬松——塞爾日繼續寫他一九四年初在巴黎就開始寫的那部更具野心的、關於蘇俄國家恐怖統治時期的新小說。當塞爾日的墨西哥簽證終於弄到手（布勒東和其他人全都獲准去美國），他於一九四一年三月份啟程，開始漫長而險象環生的海上之旅。先是因盤問而延遲，繼而在該貨船停留馬提尼克島時被維希政府官員囚禁，復在多明尼加因沒有過境簽證而延遲，並在羈留期間專門為墨西哥公眾寫了一本政治小冊子（《希特勒對斯大林》），又再在哈瓦那受阻，再次被囚禁，但繼續寫他的小說。直到九月份，塞爾日才抵達墨西哥。翌年，他完成《圖拉耶夫同志的案件》。

是不是因為他生命中有太多雙重性？他自始至終是一個使他成為右派憎惡對象的好戰者、世界改進者（即使——如同他在一九四四年二月的日記中指出的——「問題已不再具有它們以前那種美麗的簡樸性： 靠諸如社會主義或資本主義這種對立維生還是很方便的」）。但他是一個見多識廣的反共產主義者，這些見識足以使他擔憂美國和英國政府都還未了解斯大林在一九四五年之後的目標是接管整個歐洲（不惜發動一場第三次世界大戰），而在西歐知識分子中親蘇或反反共產主義者的偏見如此普遍的時代，塞爾日的擔憂使得他變成他們眼中的叛徒、反革命分子、戰爭販子。「都是十足的敵人，」古老的箴言如此宣稱： 塞爾日有太多敵人。作為一個前——現在是反——共產主義者，他從未徹底反悔。他痛惜但不後悔。他沒有因為俄國革命造成的極權後果而放棄激進社會改革這一理念。對塞爾日而言——在這方面他同意托洛茨基——革命已被背叛。從一開始他就不認為這是一個悲劇性的幻覺，是俄國人民的一場災難。（但是假如塞爾日再多活十年或更多，他還會這樣認為嗎？很可能。）最後，他是一位終生實踐的知識分子，這似乎壓低了他作為小說家的成就；他又是一位充滿激|情的政治行動分子，而這也不會加強他作為小說家的可信性。

托洛茨基主義的同志們曾是最積極為塞爾日爭取自由的人，而塞爾日在布魯塞爾也堅決擁護第四國際——托洛茨基支持者的聯盟對自己的稱呼——儘管他知道該組織並沒有提出另一個比引致斯大林主義獨裁的列寧主義教條和實踐更切合實際的選擇。（對托洛茨基來說，斯大林主義獨裁的罪行是殺錯了人。）他一九三七年離開巴黎之後，便與托洛茨基公開決裂，後者剛新流亡到墨西哥便譴責塞爾日是隱藏的無政府主義者；出於對托洛茨基的尊敬和摯愛，塞爾日拒絕還擊。雖然他受辱罵，被視為變節者、左派的叛徒，但他處之泰然，並發表更多關於從列寧到斯大林的這場革命的命運的逆耳短文和材料彙編，以及另一部小說《世紀的午夜》（1939），這部小說的背景是五年前，主要是發生在一個類似奧倫堡的偏遠城鎮，被迫害的左翼反對派成員都被驅逐到這裏。這是小說中首次描寫古拉格——古拉格是那個遼闊的內部監獄帝國的首字母縮略詞，其俄語正式名稱翻譯成英文，意為勞改營總局。《世紀的午夜》題獻給西班牙共和國激進政黨中最可敬的政黨、持不同政見的共產黨——也就是反斯大林主義政黨——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該黨領袖安德烈·林是塞爾日珍惜的朋友，於一九三七年被蘇聯特工處死。

《圖拉耶夫同志的案件》從未享受過庫斯勒的小說《中午的黑暗》（1940）的聲譽之毫釐，後者是一部表面上題材相同的小說，但對真實性的斷言卻截然相反，宣稱小說與歷史現實相一致。《中午的黑暗》前言對讀者說：「N·S·魯巴肖夫這個男人的生活，是眾多成為所謂的莫斯科審訊的受害者的男人的生活的合成。」（一般認為，魯巴肖夫的原型主要是尼古拉·布哈林和一點卡爾·拉狄克。）但合成恰恰是庫斯勒這出既是政治爭辯又是心理描寫的室內戲的局限。整個時代都是通過一個飽受禁錮和審問之苦的人這個三稜鏡來看的，佐以一些憶述段落，一些閃回。小說開始時，前人民委員魯巴肖夫被推入牢房，牢門在他背後砰地關上；小說結尾時，劊子手帶著手銬抵達，把他帶到監獄地窖，對他後腦勺開了一槍。（難怪《中午的黑暗》可以被改編成一出百老匯戲。）《中午的黑暗》的故事，是披露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拉狄克、布哈林和布爾什維克精英階層的其他主要成員如何——即是說，通過什麼爭辯而不是通過肉體上的酷刑——竟能被誘發去承認他們被指控的荒謬的叛國罪。

斷言小說的真實性更優越是文學上一種可敬的老生常談（最早的說法見於亞里士多德的《詩學》），在很多作家看來有點油腔滑調甚至自私： 他們覺得這是小說家為不準確或褊狹或武斷而找的借口。但塞爾日的斷言，絕沒有找借口的意思，這可從他那些小說中得到證明。這些小說都傾注無可爭議的真誠和才智，以虛構形式再創造發生過的真實事件。

《圖拉耶夫同志的案件》講述一個人口密集的世界中的一系列故事，一系列命運。除了演配角的女人外，至少有八個主要人物： 兩個象徵不滿的人物科斯蒂亞和羅馬奇金，他們是王老五小職員，也是小說的開篇人物，在莫斯科一個共用公寓的一隅共住一室；以及老保皇派、野心家和真誠的共產主義者，他們是伊凡·康德拉蒂耶夫、阿特葉姆·馬克耶夫、斯特凡·施特恩、馬克西姆·葉爾喬夫、基里爾·魯布廖夫、老雷日克，他們一個個被逮捕、審問、處死。（只有康德拉蒂耶夫僥倖撿回一命，被送往西伯利亞一個偏遠的營地，而這僅僅是「首長」——小說中對斯大林的稱呼——心血來潮任意地大發慈悲的結果。）他們的一生都被完整地描寫過，每一個都可以寫一部小說。馬克耶夫在看歌劇時遭精心策劃的逮捕（第四章結尾）的一幕，本身就是一個堪與契訶夫媲美的短篇小說。而馬克耶夫的故事——他的祖輩、他的往上爬（他是庫爾干州長）、在訪問莫斯科時突然被捕、囚禁、受審問、招供——只是《圖拉耶夫同志的案件》詳細講述的其中一個情節而已。

在二十一世紀伊始，該部小說一度具有的爭論的氣氛都消散了。可在當時，共識卻並非如此，而是對紀德那本逆耳的報告《旅蘇歸來》（1938）作出醜聞式反應： 紀德即使在一九五一年逝世后，也依然是曾出賣過西班牙的偉大左翼作家。這種反應，又再次發生在薩特身上，他臭名昭著地拒絕談論古拉格，理由是這樣做會打擊法國工人階級正當的戰鬥精神。（「不應使比揚庫爾失望。」）對那數十年間認同左派的作家或僅僅自認是反戰派（以及害怕發生第三次世界大戰）的人士來說，譴責蘇聯至少是有問題的。

塞爾日並非只是要指出小說家的真實性不同於歷史學家的真實性。他是在這裏委婉地認為小說的真實性更優越。塞爾日曾在九*九*藏*書致伊斯特拉蒂的信中對《囚徒》作出更大胆的斷言： 這部小說儘管「出於方便使用了第一人稱單數」，但卻「不是寫我」，在小說中「我甚至不想太緊貼著我實際見過的事情來寫」。塞爾日繼續說，小說家遵循的是「比眼見的真實更豐富也更普遍的真實」。那真實「有時候幾乎是攝影式地吻合我見過的某些事情，有時候在每一方面都不同於它們」。

如何解釋二十世紀最迷人的倫理英雄和文學英雄之一的維克托·塞爾日的默默無聞？如何說明《圖拉耶夫同志的案件》所受的忽略？它是一部奇妙的小說，自一九四七年塞爾日逝世一年後出版以來，就一再被重新發現又被重新遺忘。

空氣中瀰漫著謀殺、殺人。歷史就是這樣。一支科爾特牌左輪槍從一個鬼鬼祟祟的供應者手中被買走——沒有特別的理由，除了它是一件神奇的東西，黑中帶藍的鋼製物，藏在衣兜里有一種強大的感覺。有一天，左輪槍的購買者——小人物羅馬奇金，一個可憐人，同時也是（在他自己看來）「一個純潔的男人，一心只想著公正」——正在克里姆林宮圍牆附近走著，這時一個穿制服的人出現，「他的制服有徽章，他的表情僵硬，滿臉胡碴，難以想像地肉感，」兩個穿平民衣服的男人跟在他背後，他們距羅馬奇金不足三十步，然後那個穿制服的人在六步外停下來，點燃煙斗，這時羅馬奇金突然想到他有一個難得的機會可以槍殺斯大林（「首長」）。但他做不到。他對自己的怯懦感到噁心，把槍送給科斯蒂亞，後者在一個雪夜出門，見到一個肥胖的男人，穿著一件用毛皮做裡子的外套，戴著一頂羔皮帽，腋下夾著一個公事包，從一輛剛在一所私宅前停下來的大功率黑色轎車裡出來。科斯蒂亞聽到司機稱他為圖拉耶夫同志——科斯蒂亞立即明白這是中央委員會的圖拉耶夫，負責「大規模流放」和「大學清洗」的圖拉耶夫——並看到他把轎車打發走（事實上，圖拉耶夫並不打算進屋，而是繼續走路去赴一次性幽會），就這一瞬間，彷彿被催了眠似的，彷彿精神恍惚似的，科斯蒂亞從衣兜里摸出那支手槍。手槍開火，在死寂的夜裡如同一聲霹靂。圖拉耶夫伏倒在行人道上。科斯蒂亞穿過安靜的小街窄巷逃走。

是不是因為儘管處境艱難且屢遭挫敗，他的文學作品卻仍然拒絕運載憂傷的貨物？他的不屈不撓不像某種更慘痛的下場那樣吸引我們。在他的小說中，塞爾日描寫他曾生活過的一個個世界，而不是描寫他自己。那是一種不同尋常的聲音，它禁止自己產生絕望或懊悔或迷惑這類必備的語調——大多數人所理解的文學語調——儘管塞爾日自身的處境愈來愈黯淡。到一九四七年，他已在絕望地試圖離開墨西哥，重返法國，因為根據他的簽證的條款，他在墨西哥不得從事任何政治活動，而有鑑於他在二十年代曾是共產黨員，申請美國簽證是絕不可能的。與此同時，由於他不論在哪裡，都無法不懷著興趣、不受激發，所以他被他多次到墨西哥各地旅行時耳聞目睹的土著文化和風景迷住了，遂開始寫一本有關墨西哥的書。結果是悲慘的。衣衫襤褸，營養不良，愈來愈受心絞痛的折磨——尤其是墨西哥城的高海拔使情況更嚴重——有一天深夜他外出時心臟病猝發，叫了一輛計程車，死在後座。司機把他載到一個警察局；兩天後他家人才知道他出事，並領回屍體。

確實如此。讀塞爾日的回憶錄就是被帶回一個離今天非常遠的時代，尤其是它那內省的能量、熱情的求知、自我犧牲的準則和巨大的希望： 在那樣的年代，有教養的父母的十二歲孩子們一般可能會問自己：「生命是什麼？」塞爾日的思想特徵在那個時代並不算早熟。那是數代如饑似渴博覽群書的理想主義者的家常文化，這些理想主義者很多來自斯拉夫國家——可以說是吃俄羅斯文學的奶長大的。他們是科學和人類改良論的堅定信仰者，為二十世紀頭三十多年的眾多激進運動提供兵員；被利用、幻滅、被出賣，以及，如果他們碰巧生活在蘇聯的話，被處死。塞爾日在回憶錄中報告說，他的朋友皮利尼亞克在一九三三年告訴他：「我國沒有一個會思考的成年人沒有想過他可能被槍斃。」

是不是因為沒有任何民族文學可以完全認領他？在職業上他是世界主義者，他能流利地操五種語言： 法語、俄語、德語、西班牙語和英語。（他的一部分童年是在英國度過的。）在小說方面，他應被視為一位俄羅斯作家，因為他心中牢記著文學中的俄羅斯聲音的非凡的延續性——其祖宗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屋手記》和《群魔》的作者陀思妥耶夫斯基，還有契訶夫，他們在當代的影響見諸於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偉大作家，尤其是鮑里斯·皮利尼亞克，《荒年》的作者皮利尼亞克，還有葉甫蓋尼·扎米亞京和伊薩克·巴別爾——但法語仍然是他的文學語言。塞爾日作為翻譯家的豐富翻譯著作，是從俄語譯成法語： 列寧、托洛茨基、第二國際創辦人格里戈里·季諾維也夫、布爾什維克之前的革命家薇拉·菲格涅爾（她的回憶錄講述她在沙皇監獄里的二十年單獨監禁生涯）；翻譯的小說家和詩人則包括安德烈·別雷、費奧多爾·格拉特科夫和弗拉基米爾·馬雅可夫斯基。他自己的著作，則全是用法語寫的。一個用法語寫作的俄羅斯作家——這意味著塞爾日依然在法國現代文學和俄羅斯現代文學中缺席，甚至連註腳都談不上。

塞爾日眾多文學上的親和者，還有他的很多朋友，都是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偉大的現代主義者，例如皮利尼亞克、扎米亞京、葉賽寧、馬雅可夫斯基、帕斯捷爾納克、丹尼爾·哈爾姆斯（他的襟弟）和奧西普·曼德爾施塔姆——而不是諸如高爾基（他母親娘家的親戚）和阿列克謝·托爾斯泰。但在一九二八年，當塞爾日開始寫小說時，那個奇迹般的新文學時代實際上已經結束，被審查官扼殺了，不久這些作家本人大多數相繼被逮捕、殺害或自殺。那種巨幅畫卷的小說，那種多重聲音的敘述作品（另一個例子： 十九世紀末菲律賓革命者黎薩爾的《不許犯我》）也許很有可能成為一位有著強烈政治意識的作家——肯定不是蘇聯想要的政治意識，塞爾日也知道他的小說沒機會被翻譯出版——會優先選擇的形式，但這也是某些影響深遠的現代主義文學作品的形式，並催生一些新的小說體裁。塞爾日的第三部小說《被征服的城市》就是用其中一種這樣的體裁寫的出色作品，一部以城市作為主角的小說（就像《囚徒》以「那部可怕的機器——監獄」作為主角）——它顯然受別雷的《彼得堡》的影響和受《曼哈頓中轉站》的影響（他曾提到多斯·帕索斯影響了他），可能還受他非常欣賞的小說《尤利西斯》的影響。

是不是因為他的一生在歷史事件中如此大起大落，使得他的作品黯然失色？實際上，塞爾日的一些熱情支持者曾斷言，塞爾日最偉大的文學作品是他自己動蕩不安、充滿危險、道德上忠直的一生。人們曾以類似的措辭描述奧斯卡·王爾德，後者本人曾無法抗拒這句受虐狂式的俏皮話：「我把全部的天才注入我的一生；我只把才能注入我的作品。」王爾德錯了，同樣錯的是上述對塞爾日的誤導的恭維。就像發生在大多數重要作家身上的一樣，塞爾日的著作要比那個寫它們的人更好、更有智慧和更重要。不作如此想，就是對塞爾日不遜，也是對「一個人該怎樣生活」、「我怎樣才能使自己的生活變得有意義」、「怎樣才能使被壓迫者的生活變得更好」這些問題不遜。而塞爾日都是以他的清醒、他的正直、他的英勇、他的失敗來回答這些問題的。儘管文學，尤其是十九世紀俄羅斯文學，是這些問題的歸宿，但如果把一個探究這些問題的人的生活看作是一種文學生活，那將會是一種犬儒態度——或乾脆就是市儈態度。因為這會貶低道德和文學。還有歷史。九九藏書

塞爾日在《回憶錄》中說：「我有一個正在繪製小說新路線圖的強烈信念。」塞爾日在一個方面並沒有繪製新路線圖，就是他的女人觀，他的女人觀使人想起那些有關革命理想的偉大蘇聯電影，從愛森斯坦到阿列克謝·蓋爾曼。在這個完全以男人為中心的挑戰的——以及苦難和犧牲的——社會中，女人幾乎不存在，至少不是正面地存在，除了作為非常忙碌的男人的愛情對象或受監護對象。因為，誠如塞爾日所言，革命本身是一項英雄式的、男子漢的事業，充滿各種陽剛的價值： 勇氣、膽量、忍耐、決斷、獨立和有能力殘暴。一個有魅力的女人——溫暖、有愛心、結實，且常常是受害者——不可能有這些男性特點；因此她只能是一個革命者的地位較低的伴侶。《圖拉耶夫同志的案件》中唯一強有力的女人是布爾什維克檢察官茲維葉爾耶娃（不久，也輪到她被逮捕和殺害），但她一再被描繪成可憐地老是有性需要（其中一個場面是描寫她在自瀆）和形貌可憎的女人。小說中的所有男人，不管是不是反面人物，都有率直的肉體需要和毫不動搖的性自信。

關於這個寫作規劃，我們只了解碎片。但是，如果塞爾日沒有像索爾仁尼琴關於列寧時代的系列小說那樣，堅持不懈地致力於寫作一部編年史，那也不是因為塞爾日缺乏時間去完成他的系列，而是因為另一個關於小說的理念正在影響他，這個理念在一定程度上顛覆第一個理念。索爾仁尼琴的歷史小說全都是一部從某個文學觀點出發的作品，並且在這方面沒有一部比其他更好。塞爾日的小說則顯示在如何敘述和達到什麼目的上有幾種不同的觀念。《囚徒》（1930）中的「我」是一個媒介，旨在把聲音賦予別人，很多別人；它是一部同情的小說，聲援的小說。塞爾日在致替他的第一部小說寫序的伊斯特拉蒂的一封信中說：「我不想寫回憶錄。」第二部小說《我們的力量的誕生》（1931）則使用多種聲音的混合——第一人稱的「我」和「我們」和全知的第三人稱。多卷本的編年史，把小說作為系列的做法，並不是塞爾日作為文學作家的發展的最佳工具，但依然是某個設定好的位置，總是處於受騷擾和經濟困境中寫作的塞爾日可以從這個位置制訂新的小說任務。

小說家的真實性——不同於歷史學家的真實性——允許武斷、神秘和動機不足。小說的真實性起補充作用： 因為此中遠遠不止是政治，遠遠不止是人類感情的變化莫測。小說的真實性有體現的作用，如同在塞爾日對人和風景的描寫中所體現的濃烈的具體性一樣。小說的真實性描寫永遠無法撫慰人的事物，再以一種具治療作用的、面向一切無限和普遍的事物的開放性，來取代那無法撫慰人的事物。

那個時期與塞爾日相似的法國作家——例如他那赤|裸裸的正直、他那孜孜不倦的勤奮、他那已成原則的對舒適、財產和安全的棄絕——是他的更年輕的同代人和政治激進分子同道西蒙娜·薇依。他們極有可能於一九三六年也即塞爾日獲自由之後不久或一九三七年在巴黎見過面。自一九三四年六月，在塞爾日被捕后，薇依就一直是致力於保持「塞爾日的問題」不被遺忘和直接向蘇聯當局提出抗議的人士之一。他們有一位共同的親密朋友蘇弗蘭；他們都定期為工團主義運動雜誌《無產階級革命》寫稿。薇依是托洛茨基熟悉的人——二十五歲的薇依曾在托洛茨基一九三四年十二月訪問巴黎時與他有過一個晚上的面對面辯論，當時薇依讓托洛茨基借用一套屬於她父母的公寓來舉行一次秘密政治會議——並曾出現在一九三六年七月一封致塞爾日的信中，該封信是給塞爾日的回信，後者提議她合辦一份塞爾日希望創辦的雜誌。在一九三六年夏末薇依充當一支為西班牙共和國而戰的國際民兵的兩個月志願兵期間，她的主要政治聯絡人是持不同政見的共產主義者朱利安·戈爾金，而戈爾金是塞爾日的另一位親密朋友，她是在甫抵巴塞羅那時認識他的。

塞爾日的圖拉耶夫，或不如說他的謀殺案及其後果，似乎明顯地暗指謝爾蓋·基羅夫，他是列寧格勒的黨組織頭頭，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日遭一名年輕黨員列昂·尼古拉耶夫暗殺，此事成為斯大林在接下去幾年間進行屠殺的借口，這場清洗導致大批忠誠的黨員被消滅和導致數十年間數百萬普通公民遭濫殺和囚禁。很難不把《圖拉耶夫同志的案件》當作隱去真名的真人真事小說來讀，儘管作者在前言中明白警告讀者切勿這樣做。他寫道：「這部小說屬於文學虛構作品的範圍。小說家創造的真實，不可在任何程度上與歷史學家或編年史家的真實相混淆。」我們很難想像索爾仁尼琴在其某部列寧小說的前言中提出這樣的免責聲明。但是，也許我們應認真對待塞爾日這番話——尤其是應注意他把小說背景設在一九三九年。《圖拉耶夫同志的案件》是一九三六年、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莫斯科實際發生的審訊的虛構性的後續，而不是虛構性的合成。

少數派的雜誌，少數派的觀點。切斯拉夫·米沃什那本精湛地描繪在共產主義統治下作家的榮譽、作家的良心遭肢解的著作《被禁錮的心靈》（1953）的節選首次發表在《黨派評論》時，被很多美國文學公眾貶低，認為它是該位迄今默默無聞的波蘭流亡作家的一部冷戰宣傳品。類似的懷疑一直持續至二十世紀七十年代： 當羅伯特·康奎斯特那本不容更改、無可辯駁地記載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國家屠殺詳情的《大清洗》在一九六九年出版時，該書在很多人心目中是可商榷的——其結論也許是無益的，其影響則根本就是反革命的。

在那數十年間，人們對發生在共產黨政權里的事情閉上眼睛，尤其是深信批評蘇聯等於助長和安慰法西斯主義者和戰爭販子，這類事情現在看來幾乎是難以理解的。在二十一世紀初，我們已轉向其他幻想——其他謊言： 好心的聰明人和善良的政客為了不助長他們的敵人和不使他們的敵人日子好過而向自己和支持者說謊。

一九三二年十月，塞爾日致函黨中央委員會，懇求獲准移民，但遭拒絕。一九三三年三月，塞爾日再次被捕，在盧比揚卡監獄待過一陣之後，被放逐到奧倫堡，那是俄羅斯與哈薩克之間一座荒涼的邊疆城鎮。塞爾日的苦境立即在巴黎引起抗議。在一九三五年六月巴黎舉行的國際作家保衛文化大會上，一批代表提出「塞爾日的問題」。這次大會由紀德和馬爾羅主持，群星雲集，它是第三國際策劃的旨在動員獨立的、思想進步的作家為蘇聯辯護的努力的高潮——而這正是斯大林陷害和處死所有尚在的老布爾什維克的計劃開始實施之際。翌年，準備帶著一批隨員對蘇聯進行一次凱旋之旅的紀德——這次訪蘇的宣傳作用是極受重視的——前往會晤蘇聯駐巴黎大使，要求釋放塞爾日。再度對俄羅斯進行受隆重接待的訪問的羅蘭，則向斯大林本人提起這件事。

但在塞爾日最好的小說中——它們不只是「政治小說」——革命的悲劇是設置在一個更大的框架里的。塞爾日專註于展示歷史的非邏輯性和人類動機的非邏輯性，以及展示個體生命的歷程，後者永不能用值得或不值得來衡量。因此，《圖拉耶夫同志的案件》以兩個小人物截然相反的命運結束： 一心只想著公正、因缺乏勇氣或缺乏那種恍惚狀態而沒有殺死斯大林的羅馬奇金，變成斯大林的恐怖國家的一名有價值的官僚（迄今未被清洗）；而身不由己地抗議的圖拉耶夫暗殺者科斯蒂亞則逃入俄羅斯遠東從事卑微的農業工作，過著不必動腦筋的生活，有了一個新情人。

德萊塞、羅蘭、亨利·巴比塞、路易·阿拉貢、比阿特麗絲和悉尼·韋布、哈爾多爾·拉克斯內斯、埃貢·埃爾溫·基斯、杜蘭德、萊昂·福伊希特萬格等人的不光彩的遲鈍和謊言，現已大部分被遺忘。那些反對他們、為真理而鬥爭的人也是如此。真理一旦被獲得，便不領情。我們無法記住每個人。被記住的不是證詞而是……文學。為塞爾日辯護、推定他可能不必像大多數真理的英雄那樣被遺忘的基礎，最終在於他的小說的卓絕，尤其是《圖拉耶夫同志的案件》。但是，做一位只被視作或主要被視作說教作家的文學作家，做一位沒有國家、沒有一個可使他的小說在其文學正典中找到一個位置的國家的作家——塞爾日的複雜命運的這些因素，繼續使這部令人感佩、使人著迷的小說受忽略。https://read.99csw.com

今天，塞爾日的英語讀者必須回想那樣一個年代，也即大多數人都接受這樣一個看法，認為他們的生活將是由歷史決定而不是由心理學決定的，是由公共危機而不是私人危機決定的。是歷史，是繼亞歷山大二世在一八八一年遭民粹派「人民意志」黨的恐怖組織暗殺之後出現的壓制和國家恐怖浪潮這一特定的歷史時刻，把塞爾日的父母逐出沙皇統治下的俄羅斯。塞爾日的科學家父親列昂·基巴利契奇在當時是禁衛軍的一名軍官，他屬於一個同情民粹主義要求的軍人組織，在該組織被發現時差點被槍殺。他在其第一個避難地日內瓦結識一名來自聖彼得堡的激進學生並與她結婚，她出身於波蘭紳士階層。兩人在那十年的其餘時間內——用他們的第二代政治流亡兒子的話說——「往返于倫敦（大英博物館）、巴黎、瑞士和比利時……為每日的麵包和出入好圖書館而奔波。」

由於他正確，所以他作為一位小說作家便遭到懲罰。歷史的真實性排擠小說的真實性——彷彿你非得在兩者之間作出選擇似的……

是不是因為他的大部分著作不屬於文學？塞爾日三十九歲時開始寫小說——他的第一部小說，叫做《坐牢的男人們》。這時他已用了超過二十年時間撰寫豐富的專業歷史評價和政治分析的著作，以及為報章撰寫大量卓絕的政治和文化方面的文章。如果人們還記得他，一般也是把他當作一位果敢的持不同政見的共產主義者，一位有眼光的、勤勤懇懇的斯大林的反革命的反對者。（塞爾日是第一個把蘇聯稱為「極權」國家的人，那是一九三三年二月份他在列寧格勒被捕前夕致巴黎友人的一封信中提及的。）二十世紀的小說家沒有人像他那樣擁有反叛、與劃時代的領袖們緊密接觸、與奠基性的政治知識分子對話的第一手經驗。他認識列寧——塞爾日的妻子柳博夫·魯薩科娃曾是列寧在一九二一年的速記員；塞爾日曾把《國家與革命》譯成法語，並在列寧一九二四年一月份逝世之後不久寫了一部列寧傳。他與托洛茨基關係密切，儘管他們在托洛茨基於一九二九年被流放之後未再見過面；塞爾日後來翻譯了《被背叛的革命》和托洛茨基晚年的其他著作，並在托洛茨基比他更早在那裡做政治難民的墨西哥，與托洛茨基的遺孀合寫了一部托洛茨基傳。安東尼奧·葛蘭西和格奧爾格·盧卡契也都是塞爾日的對話者，在他們一九二四年和一九二五年全都生活在維也納的時候，他曾與他們討論過那場革命幾乎立即就在列寧領導下變成暴政的問題。《圖拉耶夫同志的案件》的史詩式主題，是這個斯大林主義國家在三十年代殺害數百萬共產黨忠實信徒和大部分持不同政見者，塞爾日在書中講述一種他本人最不可能逃過卻僥倖逃過的命運。塞爾日那些小說，主要都是被譽為見證；激辯；充滿靈感的新聞主義；小說化的歷史。一個其主要著作不是文學作品的作家的文學成就，是很容易被低估的。

是不是因為他直到最後都繼續自認是一個革命者——一項如今在這繁榮的世界已聲譽掃地的志業？是不是因為他似乎最不合情理地堅持——還敢——懷著希望？他一九四三年在《一個革命者的回憶錄》中寫道：「我們留下的，是一場勝利卻走錯方向的革命，幾次嘗試但流產的革命，以及數量多得令人頭暈目眩的大屠殺。」然而塞爾日宣稱「這些是我們僅有的可能道路」。並堅持認為：「我比以前任何時候都對人類和對未來更有信心。」確實，這不可能是真的。

革命是社會主義流亡文學的核心，而塞爾日就出生在這種環境中： 典型的希望，典型的緊張。「大人的談話主要涉及審訊、死刑、逃跑和西伯利亞公路，不停地爭論偉大的理念和爭論有關這些理念的最新書籍。」革命是現代悲劇，「在我們寒酸而臨時的住所牆上，總是掛著被絞死的男人們的肖像。」（其中想必有一幅尼古拉·基巴利契奇的肖像，他是塞爾日的父母的遠親，是被判暗殺亞歷山大二世罪名成立的五名共謀之一。）

「我要炸掉月亮，」皮利尼亞克的《不滅的月亮的故事》（1926）中的小女孩在小說結尾時這樣說。這部小說再創造了斯大林（這裏稱「頭號」）下達的對一個未來的可能對手實施清洗的最早命令之一： 在一九二五年殺害接替托洛茨基擔任紅軍首腦的米哈伊爾·伏龍芝。伏龍芝被迫接受不必要的手術，並一如計劃中的一樣，死在手術台上。（皮利尼亞克後來雖然向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斯大林主義的文學指示屈服，但仍難免一死，在一九三八年被槍斃。）在一個充滿著不能承受的殘暴和不公正的世界，似乎整個大自然都應同悲傷共喪痛。實際上，皮利尼亞克寫道，那月亮彷彿對這個挑戰作出反應似的，竟真的消失了。「那月亮，臃腫如商人的妻子，對追逐感到厭煩，游到雲層背後去了。」但那月亮是不滅的。同樣不滅的是小說家或詩人那帶著拯救使命的淡漠，那帶著拯救使命的大視野——它不是消除政治理解的真實性，而是告訴我們，還有比政治，甚至比歷史更深遠的。勇敢……和淡漠……和感官愉悅……和活生生的人間……和憐憫，憐憫一切——所有這些，依然不滅。

史蒂文斯詩中出現塞爾日，現在似乎顯得怪異，這本身表明塞爾日是怎樣被徹底遺忘了。說被「遺忘」，是因為實際上他經常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一些最有影響力的嚴肅雜誌中露面。史蒂文斯如果不是德懷特·麥克唐納那份持不同政見的激進雜誌《政治》的讀者，也可能是《黨派評論》的讀者，前者曾發表塞爾日（還有西蒙娜·薇依）的文章；麥克唐納和妻子南希曾是塞爾日絕望地避難馬賽期間和後來阻礙重重的旅途期間的生命線，提供經濟上和其他方面的援助，而在塞爾日及其家人抵達墨西哥之後，他們仍繼續堅持不懈地提供支持。在麥克唐納的贊助下，塞爾日一九三八年開始為《黨派評論》撰稿，並繼續從這個最後的、不大可能的居留地寄來文章。一九四二年，他成為紐約反共雙周刊《新領袖》的墨西哥通訊員（麥克唐納強烈反對此舉），後來在奧威爾的推薦下開始為《論戰》撰稿，以及給西里爾·康諾利在倫敦的《地平線》寫文章。

「當你尋找真理，最可怕的是……」這句格言，應作為每位作家的座右銘。

革命意味著危險，死亡的威脅，坐牢的可能。革命意味著艱苦，貧困，飢餓。「我想，如果有人在我十二歲的時候問我：『生命是什麼？』（我經常這樣問自己），我會回答： 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生命意味著『你應該思考，你應該鬥爭，你應該挨餓。』」

把暗殺一名暴君當成一項成就，這也許會使人想起塞爾日的無政府主義的過去。當托洛茨基指責塞爾日主要是無政府主義者而不是馬克思主義者時，他並非完全錯。但塞爾日從未支持過無政府主義暴力： 是塞爾日的自由意志論的信念使他很早就成為一名無政府主義者。他作為一名激進分子的生涯，使他具有深刻的死亡經驗。這種經驗在《被征服的城市》中表達得最強烈，小說中的殺人場面被當成強烈衝動、狂歡、政治需要，但話說回來，在塞爾日所有小說中都瀰漫著死亡。

沒有審問者是主要人物。小人物則包括塞爾日對那位有影響力的旅行者的典型塑造。在小說較后的一個以巴黎為背景的場面中，年輕的流亡者克塞尼克·波波夫徒勞地請「名聞兩個半球的保衛文化大會主席帕塞里厄教授」出面保護塞爾日筆下的老布爾什維克主角中最值得同情的魯布廖夫時，帕塞里厄教授對波波夫說：「對貴國的司法我絕對尊重……如果魯布廖夫是無辜的，最高法院會給予他公正的判決。」至於與小說標題同名的圖拉耶夫，他是一位政府高級官員，他被謀殺后引發其他人遭逮捕和處決。他僅在小說較前面非常短暫地亮過相。他的亮相只是為了被槍殺。

是不是因為無論他作為文學作家有什麼地位，都總是政治化的，即是說，被視為一種道德成就？他的文學聲音是一種正義的激進政治的文學聲音，一個不斷收窄的稜鏡，透過它可觀看到一批作品，它們要求我們給予別樣的、非說教的注意。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他曾是發表和出版大量著作的作家，至少在法國是如此，有一批熱情的儘管是少數的擁戴者——當然是政治上的擁戴者，主要是托派擁戴者。但是在晚年，在塞爾日被托洛茨基開除出黨之後，這批擁戴者便拋棄他，聽任親蘇聯的人民陣線報章對他進行意料中的誹謗。塞爾日在一九四一年也即托洛茨基被殺害之後一年抵達墨西哥，他抵達墨西哥之後所贊同的社會主義立場，在他剩餘的支持者看來似乎與社會民主黨人的立場沒有什麼差別。他比任何時候都要孤立，遭到戰後西歐左派和右派的抵制，但是，這位前布爾什維克、前托洛茨基主義者、反共產主義者繼續寫作——主要是寫給抽屜看。他倒是出版過一本小書《希特勒對斯大林》，與一名流亡的西班牙同志合辦一份政治雜誌（《世界》），定期為海外幾家雜誌寫稿，但是——儘管有一些像紐約的德懷特·麥克唐納和倫敦的奧威爾這樣有影響力的仰慕者努力為他找出版商——塞爾日最後三部長篇小說、最後的短篇小說和詩，以及回憶錄，直到他死後——大部分在他死後數十年——都一直沒有以任何語言出版。

如果傾聽一個我們樂意傾聽的人講述真理，就有可能出現另一種結果。屈斯蒂納侯爵在以書信形式寫成的、對外國人極有益的日記《一八三九年的俄國》中描述他在一百年前的一次俄國之旅，他竟能夠——有先見地——在五個月的旅行期間明白到極度的專制、順從和不知疲倦的謊言對俄國社會的重要性，這是怎樣做到的呢？顯然，屈斯蒂納的年輕情人伊格納齊·古羅夫斯基是波蘭人這一事實，對屈斯蒂納十分重要。古羅夫斯基一定非常願意把沙皇壓制的種種恐怖告訴他。為什麼很多左派人士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訪問蘇聯，唯獨紀德一直沒有被共產主義的平等和革命的理想主義這類辭令所迷惑？也許是毋庸置疑的維克托·塞爾日率直而令人不安的報告使紀德事先有了準備，能夠覺察到招待他的人們的不誠實和恐懼。

是不是因為他不是——大家熟悉的模式——一位間歇性地參加政治黨派和鬥爭，就像西洛內和加繆和庫斯勒和奧威爾那樣，而是一位終生的行動分子和煽動家？在比利時，他參加第二國際分支青年社會主義者組織。在法國，他成為無政府主義者（所謂的個人主義無政府主義者），並由於他參与編輯的無政府主義周刊在臭名昭著的「博諾」幫被捕后發表文章對這幫匪徒表示些許同情（塞爾日絕不可能是共謀）和在他自己被捕后拒絕充當告密者而被判五年單獨監禁。出獄后，在巴塞羅那，他很快就因西班牙的無政府工聯主義者不願意奪權而對他們大感失望。他一九一七年底返回法國后，又被監禁十五個月，這一回是因為他是（用逮捕令的話說）「不受歡迎人物，失敗主義者，布爾什維克同情者」。在俄羅斯，他加入共產黨，參加內戰期間的彼得格勒圍城戰，並受命檢查沙皇秘密警察的檔案（還寫了一篇關於國家壓制的論文），以及成為第三（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行政人員主管和參与第三國際頭三次大會，然後，由於對剛鞏固起來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政府管治愈來愈野蠻感到苦惱，遂於一九二二年安排被第二國際派去國外做宣傳家和組織者。（這時，第二國際有為數不少的自由職業的、外國的成員，而第二國際本身實際上是俄羅斯共產黨的外國部或世界革命部。）在柏林革命失敗后，以及接下去在維也納待了一段時間之後，塞爾日於一九二六年重返此時由斯大林掌權的蘇聯，並正式加入他自一九二三年就成為其盟友的托洛茨基聯盟「左翼反對派」： 他於一九二七年底被開除出黨，不久被捕。總共加起來，塞爾日因參加一系列革命活動而忍受了超過十年的牢獄之苦。對於那些全職從事另一個更艱難的專業的作家來說，日子總是不好過的。

至於蘇聯一九三二年實際上正發生什麼事——塞爾日在一九四六年寫于墨西哥的短篇小說《列寧格勒的醫院》——它預示著索爾仁尼琴的小說——是這樣開始的：

是不是因為沒有一個國家可完全認領他？「出生以來就是政治流亡者」——塞爾日（真名： 維克托·利沃維奇·基巴利契奇）如此形容自己。他父母是沙皇暴政的反對者，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初逃出俄國，塞爾日則是在一八九年「碰巧出生在布魯塞爾，在橫跨世界的旅途中」，他在《一個革命者的回憶錄》中如是說。該書是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在墨西哥城完成的，他作為逃離希特勒的歐洲和逃離隨時可能向他下毒手的斯大林的暗殺者的赤貧難民，在那裡度過生命中最後幾年。避難墨西哥之前，塞爾日曾在六個國家生活、寫作、密謀和搞宣傳： 比利時，在他少年時代，以及在一九三六年；法國，多次地；西班牙，一九一七年——他就是在那時採用塞爾日這個筆名；俄羅斯，他一九一九年初第一次見到的祖國，當時他二十八歲，此行是為了加入布爾什維克革命；以及二十年代中期在德國和奧地利，參加第三國際的活動。他在每一個國家的居留都是臨時的，充滿辛酸和爭執，受威脅。在其中一些國家，是以他被趕走、驅逐、不得不離開告終。

一九三六年四月塞爾日和他十多歲的兒子從奧倫堡被送往莫斯科，剝奪蘇聯公民資格，與精神脆弱的妻子和襁褓中的女兒團圓，然後被送上一列開往華沙的火車——這是「大清洗」時期一位作家因國外聲援運動而獲自由（也即被逐出蘇俄）的唯一例子。無疑，這位比利時出生的俄國人被視為外國人這一事實對他的獲釋有莫大幫助。

在《我們的力量的誕生》中，一篇稱讚硬心九*九*藏*書腸的革命的悲傷頌詞《空襲中的沉思》的聲音宣稱：「我們不是為了成為可敬的人物。」我們革命者「必須精確、目光敏銳、強大、不屈不撓、武裝起來： 像機器。」（當然，塞爾日獻身於可欽佩的事業，不管是在性情上還是在原則上。）塞爾日的主要主題是革命和死亡： 要發動革命，就要冷酷無情，就要接受殺害無辜者和罪有應得者這一不可避免性。革命對犧牲的要求是無止境的。犧牲別人，犧牲自己。因為，這種狂妄，這種在革命事業中犧牲如此多生命的做法，實際上確保那些發動革命的人最終也成為同樣冷酷無情的暴力的對象。在塞爾日的小說中，革命者在最嚴格、最古典的意義上是一個悲劇人物——一個將做、有責任去做錯事的英雄；而且在這樣做時招致報應和懲罰並將忍受報應和懲罰。

塞爾日謙遜地表示，說真話只需要一定的清晰思路和獨立性。在《一個革命者的回憶錄》中，他寫道：

彷彿是為了證實左派的焦慮似的，那些不覺得譴責蘇聯會有什麼問題的人，似乎恰恰是那些對自己是種族主義者或反猶主義者或鄙視窮人不覺得有什麼不妥的人；那些反自由主義者，他們從未聽過理想主義的警笛，或為任何同情被排斥者和被迫害者的活動而感動過。那位同時也是美國二十世紀最偉大詩人的美國一家大保險公司的副總裁，也許會歡迎塞爾日的證詞。是以，華萊士·史蒂文斯在寫於一九四五年的睿智的長詩《惡之美學》第十四章開頭說：

《圖拉耶夫同志的案件》是一部遠遠不像《中午的黑暗》和《一九八四》那麼符合常規的小說，后兩者對極權主義的描寫是如此令人難忘——也許是因為它們都只有一個主角，都只講一個故事。我們不必把庫斯勒的魯巴肖夫或奧威爾的溫斯頓·史密斯想像為英雄；兩部小說都從頭至尾把焦點放在其主角身上這一事實，加強了讀者對極權主義獨裁政權的典型受害者的認同。如果要勉強說塞爾日的小說有一個英雄，那麼他就是一個並非受害者，且只在第一章和最後一章出現過的人物： 圖拉耶夫的真正暗殺者科斯蒂亞，他自始至終沒有受到懷疑。

塞爾日這部復調小說有著眾多的軌道，以複雜得多的角度剖析人物，剖析糾纏不清的政治和私人生活，剖析斯大林對持不同政見者的審訊的可怕程序。它還撒下更寬的智性之網。（一個例子： 魯布廖夫對革命的一代的分析。）所有被捕者最終都招供，除了一人——里日克，他堅持到底，寧願繼續絕食抗議，然後死去——但只有一人看起來像庫斯勒的魯巴肖夫： 葉爾喬夫，他被說服最後一次為黨服務，承認他參与暗殺圖拉耶夫的陰謀。「每一個人都有他自己的溺斃方式」是其中一章的標題。

總有一些人，他們辯稱真理有時候是不明智的、起反作用的——一種奢侈。（而這被認為是切合實際的思維，或政治的思維。）另一方面，好心者不願意放棄灌注著大量理想主義的承擔、觀點和制度，而這也是可以理解的。確實會出現真理和公正可能不相容的情況。而有時候對正視真理的抗拒可能比承認公正更強。人們似乎太容易不承認真理，尤其是當真理可能意味著與某個為他們的身份提供有價值的部分的社群決裂或被該社群所唾棄的時候。

從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末起，現實與宣傳之間的差距急速擴大。正是當時的輿論氣氛導致羅馬尼亞出生的勇敢的作家帕納伊特·伊斯特拉蒂（1884—1935）在其影響力極大的法國文學贊助人羅曼·羅蘭的建議下考慮撤回他關於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八年在蘇聯逗留十六個月的忠實報告《朝向另一片火焰》，當他最後把它出版時，它遭到他在文學界的所有前朋友和支持者的唾棄；也是當時的輿論氣氛導致安德烈·馬爾羅行使其作為伽利瑪出版社編輯的職權，以不利於西班牙共和國的事業為理由，拒絕接受俄羅斯出生的鮑里斯·蘇弗蘭（真名鮑里斯·利夫席茨）所著的有敵意的斯大林傳。（伊斯特拉蒂和蘇弗蘭都是塞爾日的親密朋友，三人形成可稱為外國出生的法語作家三人組，三人從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末起扮演了左派陣營對蘇聯發生的事情進行譴責——因此，是過早地譴責——這一吃力不討好的角色。）對生活在遭受大蕭條之苦的資本主義世界的很多人來說，不同意這個遼闊落後的國家為生存和為創造——根據其申明的目標——一個建立在經濟和社會公平上的新社會而作的鬥爭，似乎是不可能的。安德烈·紀德在一九三二年四月的日記中寫到他願意為蘇聯而死時，也只是有點誇飾而已：

一個是歷史全景圖，在這全景圖中一部部小說都作為一個大故事的一個個小插曲而佔一席位。這個大故事對塞爾日而言就是歐洲二十世紀上半葉的英雄主義和不公正，它可用一部小說來作為開始，這部小說的背景可放在剛好是一九一四年前法國的各個無政府主義圈子（關於這方面，他確實完成了一部回憶錄，但被蘇聯政治保衛局沒收了）。在塞爾日得以完成的小說中，活動時間表貫穿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即是說，從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末寫于列寧格勒並於一九三年在巴黎出版的《囚徒》，到一九四六年寫于墨西哥、直到一九七一年才在巴黎出版的他的最後一部小說《冷酷歲月》（仍未譯成英文）。《圖拉耶夫同志的案件》取材自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大清洗」，寫于這一系列小說的時代背景臨結束時。一些人物反覆出現——這乃是小說的經典特點，如同巴爾扎克的一些小說，被設想為系列——儘管出現的頻率不如我們也許會期待的，並且沒有一個人物是「第二自我」也即塞爾日本人的替代者。《圖拉耶夫同志的案件》中的安全高級專員葉爾喬夫、檢察官弗萊希曼、討厭的幹部茲維葉爾耶娃和品格高尚的左翼反對派成員里日克，全都曾在描寫彼得格勒被圍困的塞爾日第三部小說《被征服的城市》（1932）中現過身，可能還在他遺失的小說、《被征服的城市》的續篇《風暴》中亮過相。（里日克也是《世紀的午夜》里的一個重要人物，弗萊希曼則是該小說的一個次要人物。）

是不是因為——在參加所有這些分散注意力的活動的情況下——他寫得太多？高產已不再像以前那樣被看好，而塞爾日是異乎尋常地多產的。他已發表和出版的著作——幾乎全都已絕版——包括七部長篇小說、兩部詩集、一部短篇小說集、一部晚年日記、各種回憶錄、約三十本政治和歷史著作及小冊子、三部政治傳記和數以百計的文章和隨筆。還有： 一本講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法國無政府主義運動的回憶錄、一部關於俄國的小說、一本薄詩集、一部詳細記述革命第二年情況的歷史紀事，這些著作都在塞爾日一九三六年終於獲准離開蘇聯時，因向文學審查機構文學及出版事務管理總局（格拉夫利特）申請允許他把手稿——這些手稿再未尋回——和大量已穩妥地整理好但仍未發表或出版的材料帶出境而被充公。應該說，他的多產很可能對他構成不利。

對塞爾日來說，小說就是真理——是自我超越的真理，是替喑啞者或聲音遭打壓者講話的義務。他鄙視私生活的小說，尤其是自傳性的小說。他在《回憶錄》中說：「我對個體的存在不感興趣——尤其是我自己的。」在日記的一個條目（一九四四年三月）中，塞爾日解釋他心目中的小說真理的廣度：

塞爾日把謀殺圖拉耶夫寫成近於非自願，就像導致加繆的《局外人》（1942）的主角被審訊的無名男子在沙灘上被謀殺事件那樣。（當時被困在墨西哥的塞爾日，在完成自己的小說前，似乎不大可能讀到加繆這部在被佔領的法國秘密出版的小說。）加繆小說中那個冷漠的反英雄是某種受害者，首先是因為他對自己的行動是無意識的。相反，科斯蒂亞充滿感覺，他一時衝動的行為既是真誠又是非理性的： 他意識到蘇聯制度的邪惡，這意識始終貫穿他。然而，該制度的肆無忌憚的暴力使他的暴力行為不可能公開表白出來。在小說臨尾時，當科斯蒂亞因自己的行為引發更多不公平事件而飽受煎熬並把一份未署名的書面供詞寄給負責圖拉耶夫案件的首席檢察官弗萊希曼時，本人也差點被捕的弗萊希曼把供詞信燒掉，把灰燼收集起來，再用大拇指把灰燼捏成粉末，然後「與其說是鬆了一口氣不如說是帶著陰暗的嘲弄」低聲對自己說：「圖拉耶夫案件結案了。」真相，包括一份真供詞，在由革命變成的這個獨裁政權里沒有立錐之地。

簡言之，他一生中從沒有什麼得意的事，無論是作為永恆的窮學生還是作為逃亡的激進分子——除非你把他身懷巨大才能和他作為一位勤奮的作家當成得意，把恪守原則和敏銳因而與忠實信徒、易上當的膽怯者和一廂情願者合不來當成得意，把純潔和勇敢因而走上一條與謊言家和馬屁精和野心家不同的寂寞小路當成得意，把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初期之後立場正確當成得意。

小說的核心是講故事，是喚起對世界的記憶。這個信條使作為小說作家的塞爾日被兩個似乎不能兼容的小說理念所吸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