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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文隨筆
國慶節憶舊
余華
《晚郵報》請我寫一篇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五十周年的文章,我就想起前幾天和幾位朋友在長安街旁的飯店吃晚飯,吃完飯準備回家時,發現長安街已經封鎖了,說是國慶遊行的隊伍正在排練,我只能讓計程車繞很遠的路回家。計程車司機告訴我,這些日子差不多每天晚上十點鐘以後,長安街都會被封鎖,就是為了參加國慶的隊伍進行遊行排練。我在報紙上讀到:到了國慶節的那一天,參加遊行慶祝的人有五十萬。這隻是參加表演的人數,如果算上前去觀看的人,我想肯定會有一百多萬。我還在報紙上讀到:國慶時,在天安門廣場東側,北京最大的公共廁所將會建成開放,報紙上說這個廁所有470平方米,而且還用文學的語言描述它──「潔白的地板磚,精緻的壁牆,舒...
韓國的眼睛
余華
在剛剛過去的那個世紀,在很多年以前,一個不為人們所知的普通人,確切地說是一個工人,在漢城的繁華之地引火自焚。他在臨死之時表達了感人肺腑的遺憾,他為自己沒有獲得更多的教育而遺憾,他說他多麼希望有一個大學生的朋友,一個學習法律的大學生,來幫助他們工人如何用法律保護自己的權利。這個樸實無華的人點燃的自焚之火,此後再也沒有熄滅。韓國的知識分子和大學生們,他們在政府提供的較好待遇下平靜地生活了很多年,因為這個普通工人的死,他們開始捫心自問:什麼才是人民的權利?什麼才是民族的前途?這個工人焚燒自己生命的烈火,漫延到了無數韓國人的心裏,點燃了他們的自尊和他們的憤怒。於是這個熱愛歌舞的民族開始展示其剛烈的性格...
巴金很好地走了
余華
今天晚上,我在瑞典駐華大使館的晚宴上知道巴金去世的消息,這個晚宴是為斯特林堡舉行的,當我們坐在一起討論這位一個世紀以前去世的作家時,巴金去世的消息傳來。我首先是吃了一驚,因為我事先沒有得到任何跡象,然後我一個人坐到了角落裡的沙發上,拿出手機,猶豫了一分鐘,還是沒有給李小林打電話,我想她現在可能不接聽電話了。我給《收穫》雜誌的副主編程永新打電話,他不接聽我的電話。我只好給上海文藝出版社的總編輯郟宗培打電話,他正在編輯巴金的書。在電話里,郟宗培向我證實了巴金去世的消息。我沉默了一會,不知道應該對李小林說些什麼,最後請郟宗培找到機會轉告李小林:我問候她。我第一次讀到巴金的作品是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粉...
我的阿爾維德·法爾克式的生活
余華
我最早讀到的斯特林堡作品,是他的《紅房間》,張道文先生翻譯的中文版。那是1983年和1984年之間,20多年過去了,有關《紅房間》的閱讀記憶雖然遙遠,可是仍然清晰。斯特林堡對人物和場景的誇張描寫令我吃驚,他是用誇張的方式將筆觸深入到社會和人的骨髓之中。有些作家的敘述一旦誇張就會不著邊際,斯特林堡的誇張讓他的敘述變得更加鋒利,直刺要害之處。從此以後,我知道了有一位偉大的作家名叫斯特林堡。當時我正在經歷著和《紅房間》里某些描寫類似的生活,阿爾維德·法爾克拿著他的詩稿小心翼翼地去拜訪出版界巨人史密斯,很像我在1983年11月跳上火車去北京為一家文學刊物改稿的情景,我和法爾克一樣膽戰心驚。不同的是,史...
偉大的中國小說
余華
近年來,國內的作家和學者們似乎接受了文學的邊緣地位,好像這也是與世界接軌的必然結果。其實在美國,文學從來就沒有被邊緣化過。在美國文化結構中偉大的美國小說一直是一顆眾目所望的星。常常有年輕人辭掉工作,回家去寫偉大的美國小說,甚至有的編輯也夢想有朝一日能編輯偉大的美國小說。每年春季,我都教中篇小說寫作。在第一堂課上我總要把偉大的美國小說的定義發給學生,告訴他們這就是每一個有抱負的小說家寫作的最高目標。早在1868年,J.W.Deforest就給偉大的美國小說下了定義,至今這個定義仍在沿用:「一個描述美國生活的長篇小說,它的描繪如此廣闊、真實、並富有同情心,使得每一個有感情、有文化的美國人都不得不承...
一個作家的力量
余華
我很欣賞美國筆會在授予《等待》2000年福克納小說獎時,對哈金的讚譽:「在疏離的後現代時期,仍然堅持寫實派路線的偉大作家之一。」2003年初春的時候,我在北京國林風書店買到了《等待》,然後又見了幾個朋友,回家時已是凌晨,我翻開了這部著名的小說,打算讀上一兩頁,了解一下哈金的敘述風格就睡覺。沒想到我一口氣讀完了這部書,當我翻過最後一頁時已經是晨光初現,然後我陷入到冥思苦想之中。我驚訝哈金推土機似的敘述方式,笨拙並且轟然作響。哈金的寫作是一步一個腳印,每一段敘述都是扎紮實實。在他的小說里,我們讀不到那些聰明作家慣用的迴避和跳躍,這種無力的寫作至今風行,被推崇為寫作的靈氣。作為同行,我知道迎面而上的...
文學中的現實
余華
什麼是文學中的現實?我要說的不是一列火車從窗前經過,不是某一個人在河邊散步,不是秋天來了樹葉就掉了,當然這樣的情景時常出現在文學的敘述里,問題是我們是否記住了這些情景?當火車經過以後不再回到我們的閱讀里,當河邊散步的人走遠后立刻被遺忘,當樹葉掉下來讀者無動於衷,這樣的現實雖然出現在了文學的敘述中,它仍然只是現實中的現實,仍然不是文學中的現實。我在中國的小報上讀到過兩個真實的事件,我把它們舉例出來,也許可以說明什麼是文學中的現實。兩個事件都是令人不安的,一個是兩輛卡車在國家公路上迎面相撞,另一個是一個人從二十多層的高樓上跳下來,這樣的事件在今天的中國幾乎每天都在發生,已經成為記者筆下的陳詞濫調,...
我為何寫作
余華
二十年多前,我是一名牙科醫生,在中國南方的一個小鎮上手握鋼鉗,每天撥牙長達八個小時。在我們中國的過去,牙醫是屬於跑江湖一類,通常和理髮的或者修鞋的為伍,在繁華的街區撐開一把油布雨傘,將鉗子、鎚子等器械在桌上一字排開,同時也將以往撥下的牙齒一字排開,以此招徠顧客。這樣的牙醫都是獨自一人,不需要助手,和修鞋匠一樣挑著一付擔子遊走四方。我是他們的繼承者。雖然我在屬於國家的醫院里工作,但是我的前輩們都是從油布雨傘下走進醫院的樓房,沒有一個來自醫學院。我所在的醫院以撥牙為主,只有二十來人,因牙疼難忍前來治病的人都把我們的醫院叫成「牙齒店」,很少有人認為我們是一家醫院。與牙科醫生這個現在已經知識分子化的職...
西·倫茨的《德語課》
余華
一九九八年夏天的時候,我與阿爾巴尼亞作家卡塔雷爾在義大利的都靈相遇,我們坐在都靈的劇場餐廳里通過翻譯聊著,不通過翻譯吃著喝著。這時的卡塔雷爾已經僑居法國,應該是阿爾巴尼亞裔法國作家了。九十年代初,作家出版社出版過他的一部小說《亡軍的將領》,我碰巧讀過這部小說。他可能是阿爾巴尼亞當今最重要的作家,像其他流亡西方的東歐作家那樣,他曾經不能回到自己的祖國。我們見面的時候已經沒有這個問題了,只要他願意,任何時候都可以回去了。不過他告訴我,他回去的次數並不多。原因是他每次回到阿爾巴尼亞都覺得很累,他說只要他一回去,他在地拉那的家就會像個酒吧一樣熱鬧,認識和不認識的人都會去訪問他,最少的時候也會有二十多人...
醫院里的童年
余華
長大成人以後,我讀到過很多回憶錄,我注意到很多人的童年都是在祖父或者外婆們的身旁度過的,而我全部的童年都在醫院里,我感到醫院養育和教導了我,它就是我出生前已經去世的祖父和祖母,就是我那在「文革」中去世的外公;就是十來年前去世的外婆。我的童年是在醫院里度過的。我的父親是一位外科醫生,母親是內科醫生。我沒有見到過我的祖父和祖母,他們在我出生前就去世了,而我的外公和外婆則居住在別的城市。在我的記憶里,外婆從來沒有來過我們的縣城,只有外公隔上一兩年來看望我們一次。我們這一代人有一點比較類似,那就是父母都在忙於工作,而祖輩們則在家清閑著,於是他們理所當然地照看起了孩子,可是我沒有這樣的經歷。對我來說,外...
日本印象
余華
今年八月,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邀請我和家人訪日十五天,去了東京,和東京附近的鎌倉;北海道的札幌、小樽和定山溪;還有關西地區的京都、奈良和大阪。這是十分美好的旅程,二十多年前我開始閱讀川端康成的小說時,就被他敘述的細膩深深迷住了,後來又在其他日本作家那裡讀到了類似的細膩,日本的文學作品在處理細部描述時,有著難以言傳的豐富色彩和微妙的情感變化,這是日本文學獨特的氣質。在閱讀了二十多年的日本文學作品之後,我終於有機會來到了日本,然後我才真正明白為什麼會產生如此細膩,而且這細膩又是如此豐富的日本文學,因為對細節的迷戀正是日本民族的獨特氣質。在我的心目中,日本是一個充滿了美妙細節的國度,我在日本的旅行就是...
錄像帶電影
余華
可能是在1988年的某一天,那時我正在魯迅文學院上學,我從北京東部的十里堡來到了北京西部的雙榆樹,擠進狹窄和慢速的電梯,然後用手指的關節敲響吳濱的家門。當時吳濱剛剛發表了一組《城市獨白》的小說,意氣風發地和王塑他們搞起了一家名叫海馬的影視創作公司。現在我已經忘記了自己當時轉了幾次公交車,忘記了是在秋天裡還是在冬天里從東到西穿越了北京城,只記得自己是獨自一人,還記得自己那時留著鬍鬚,而且頭髮遮掩了耳朵。我坐在並不比電梯寬敞多少的客廳里,從下午一直到深夜,我忘記了和吳濱劉霞說了什麼話,也忘記了這對十多年前就分手的夫婦請我吃了什麼,我只記得中間看了一部讓我銘心刻骨的錄像帶電影,英格瑪·伯格曼的《野草...
消失的意義
余華
台北出版的《攝影家》雜誌,第17期以全部的篇幅介紹了一個叫方大曾的陌生的名字。裏面選登的58幅作品和不多的介紹文字吸引了我,使我迅速地熟悉了這個名字。我想,一方面是因為這個名字里隱藏著一位攝影家令人吃驚的才華,另一方面這個名字也隱藏了一個英俊健康的年輕人短暫和神秘的一生。馬塞爾·普魯斯特說:「我們把不可知給了名字。」我的理解是一個人名或者是一個地名都在暗示著廣闊和豐富的經歷,他們就像《一千零一夜》中四十大盜的寶庫之門,一旦能夠走入這個名字所代表的經歷,那麼就如打開了寶庫之門一樣,所要一切就會近在眼前。1912年出生的方大曾,在北平市立第一中學畢業后,1930年考入北平中法大學經濟系。他的妹妹方...
音樂的敘述
余華
這是羅斯特羅波維奇的大提琴和塞爾金的鋼琴。旋律里流淌著夕陽的光芒,不是熾熱,而是溫暖。在敘述的明暗之間,作者的思考正在細水長流,悠遠和沉重。即便是變奏也顯得小心翼翼,猶如一個不敢走遠的孩子,時刻回首眺望著自己的屋門。音樂呈現了難以言傳的安詳,與作者的其它室內樂作品一樣,內省的精神在抒情里時隱時現,彷彿是流動之水的跳躍,沉而不亮。在這裏,作者是那樣的嚴肅,一絲不苟,他似乎正在指責自己,他在揮之不去的遺憾、內疚和感傷里,讓思想獨自前行,苦行僧般地行走在荒漠之中,或者佇立在一片無邊無際的水之間,自嘲地凝視著自己的倒影。重要的是,無論是指責還是自嘲,作者都表達了對自己深深的愛意。這不是自暴自棄的作品,...
《第七交響曲》和《紅字》
余華
肖斯塔科維奇《第七交響曲》中第一樂章的敘述,確切的說是第一樂章中著名的侵略插部與《紅字》的敘述迎合到了一起,彷彿是兩面互相凝視中的鏡子,使一部音樂作品和一部文學作品都在對方的敘述里看到了自己的形象。肖斯塔科維奇讓那個插部進展到了十分鐘以上的長度,同時讓裏面沒有音樂,或者說由沒有音樂的管弦樂成分組成,一個單一曲調在鼓聲里不斷出現和不斷消失,如同霍桑《紅字》中單一的情緒主題的不斷變奏。就像肖斯塔科維奇有時候會在敘述中放棄音樂一樣,納撒尼爾·霍桑同樣也會放棄長篇小說中必要的故事的起伏,在這部似乎是一個短篇小說結構的長篇小說里,霍桑甚至放棄了敘述中慣用的對比,肖斯塔科維奇也在這個侵略插部中放棄了對比。...
我的靈感在海鹽
余華
1960年4月3日的中午,我出生在杭州的一家醫院里,可能是婦幼保健醫院,當時我母親在浙江醫院,我父親在浙江省防疫站工作。有關我出生時的情景,我的父母沒有對我講述過,在我記憶中他們總是忙忙碌碌,每天都有做不完的事,我幾乎沒有見過他們有空余的時間坐在一起談談過去,或者談談我,他們第二個兒子出生時的情景。我母親曾經說起過我們在杭州時的片斷,她都是帶著回想的情緒去說,說我們住過的房子和周圍的景色,這對我是很重要的記憶,我們在杭州曾經有過的短暫生活,在我童年和少年時期一直是想象中最為美好的部分。我的父親在我一歲的時候,離開杭州來到一個叫海鹽的縣城,從而實現了他最大的願望,成為了一名外科醫生。我父親一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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