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九藏書

1940年12月20日，蕭紅在寂寞、苦悶懷舊的心情中，寫完了長篇小說《呼蘭河傳》。作品通過對自己故鄉的回憶，以樸素率直、凄婉細膩的筆調，真實而感人地再現了她童年時代東北農村黑暗、落後、愚昧的社會生活，揭示了舊的傳統意識對人民的束縛和戕害，表達了她對家鄉人民苦難境遇的深切同情。同時，對舊風俗、舊習慣進行了無情的鞭撻。

《呼蘭河傳》帶有濃厚的鄉土氣息，具有獨特的藝術風格，是蕭紅又一部有影響的代表作。茅盾先生在序言中稱它是一篇敘事詩，一幅多彩的風景畫，一串凄婉的歌謠。《呼蘭河傳》的完成，標志著蕭紅文學創作已進入成熟時期。

繼《呼蘭河傳》后，蕭紅在香港還寫出了長篇小說《馬伯樂》、小說《後花園》，散文《小城三月》、《北中國》，散文《骨架與靈魂》、《給流亡異地的東北同胞書》、《九一八致弟弟書》等作品。

《生死場》是蕭紅一部傳世的經典名篇，寫於1934年9月.是魯迅所編奴隸叢書之一.它對人性、人的生存這一古老的問題進行了透徹而深邃的詮釋。這種對人生的生存死亡的思索，超出了同時代的絕大部份作家。不過，它在藝術表現上也存在著不足之處，有人稱之為文本的斷裂。換言之，小說的後半部，是由人的生存死亡問題而轉向了革命前途問題。魯迅在為《生死場》作的序中，稱它是北方人民的對於生的堅強，對於死的掙扎的一幅力透紙背的圖畫。《生死場》描寫了九·一八事變前後，哈爾濱近郊的一個偏僻村莊發生的恩恩怨怨以及村民抗日的故事，字裡行間描摹著中國人于生的堅強與死的掙扎。

為《生死場》創作的封面，蕭紅設計了半黑與半紅的圖案。在經典的男性批評家看來，觸目的紅色是人民的鮮血。而在女性批評家看來，那是女人生產時流的血。

在解讀《生死場》的近七十年歷史中，民族大義的話語佔到了長期的主導。

東北的淪陷使得幾乎所有的閱讀者都認為這是一個典型的抗日題材作品。但是，這樣的角度卻無法解釋年輕的蕭紅為什麼如此迷戀描述女性的生育、死亡以及病痛。當然，激進的女性主義為這一文本的解讀提供了一個角度。但是，這亦並不能解釋抗日題材在這裏的比重。而話劇《生死場》的解讀在某種程度上提供了另一種解讀的版本：即民族國家的話語與女性身體的交結。即在民族國家話語的掩藏之下，關心的是女性身體本身。

對身體闡釋由成業與金枝之間的私會開始。在不名譽的男女關係中，女性的身體開始變化，同時連帶著羞恥、辱罵、焦慮以及恐懼。她的相好成業，在得知她有了身孕時是詛咒的――你的肚子真不好使，真不爭氣！她的父母因此而感到的是羞辱，村民們則是恥笑。在逃離的過程中，因為她的想念母親，成業憤怒地撕咬的亦是她的身體。最終，當她在極度痛苦與屈辱中生下女嬰時，她的父親剝奪了這小生命的生存權。女性的身體在這裡是被使用，被咒罵，被毀壞，以及被扼殺。原本屬於人與人之間最歡愉的關係――男女關係因這女性身體的變化及詛咒被籠罩上了巨大的陰影，而這一切的最直接的承受者，則是身體的主人――金枝。

趙三，戲中重要的男性角色，揚言要殺掉二爺（壓迫者）、被公認為村裡最膽大，最是男人的男人，其尊嚴與膽氣的獲得是經由那床上的女性的身體。在他與王婆關於男人的對話中，既是性行為中丈夫與妻子的對話，亦是習慣觀念中的強勢男性與弱勢女性的一個對白。田沁鑫顯然別有深意。王婆對趙三的多次肯定成就了他的狂妄與野心，一個原來怯懦的男人在性中――在對女性的征服中獲得了力量。因而一個經典的頗有意味的場景如雕塑般定格：瘦弱的王婆（女性）背起了強勢的趙三（男性）。女人的聲音也是那麼明亮而充滿期待：她爹，你高高地！你高高地！性別意味強烈的讓人無法忘懷。而這之後，趙三面對更為強勢的二爺時那種懦弱、善變、奴性也與此場景構成了鮮明的對比。監牢里的趙三對二爺感恩戴德，而充滿反抗意識的王婆則在痛苦、失望之中喝酒併吞下毒藥。一高一矮，一明一暗的換位后彰顯的是劇作的潛在用意――男人趙三的怯懦、苟且與女人王婆的堅韌與清醒。

于女性身體的關注之上，死亡是劇作的一個關鍵詞。每一次燈籠的點起就會喻示著有人死去。但死亡越來越變得有重量，當一片燈籠同時點起時，死亡開始變得悲壯。（在這死亡的人群中，女人佔到了大多數）。

男性趙三、成業以至二里半的覺醒與怒吼，是在金枝被殺害的那一刻。她是他們的女兒、相好，她的身體是他們的。但這身體要被外力所毀壞了。這外力如此蠻不講理，於是，他們不得不起來。換言之，他們――這些村民們的起來，不是因為要亡國、亡村，而在於他們連活下去的最起碼的條件都被剝奪了――他們女人與女兒被搶了。亡國奴的吼聲更意識形態了些，或者是知識分子的一廂情願。真正能讓象螞蟻一樣生活的人們站起來、重新要求獲得男性尊嚴的理由，是因為這女性身體的被殺害以及他們自我身體的死亡將至。

年輕而美麗的女性身體再一次成為符號。她剛烈，沒有受到外族男人凌辱，以及最後死在日本人（侵略者）的槍下的結局。在此基礎上，劇中人喊出了死也要有死的法子，要看是怎麼死的話。女人的死在這裏被賦予神聖的意義：不當亡國奴。女性身體在此刻，亦即在民族大義之下獲得了完滿。這樣的結局，是一個討好大眾的結局。大眾樂見這樣的結局併為此付出眼淚，因為這樣的處理顯然是他們所能接受的層面。

但是，在小說中，蕭紅的金枝是活著。日本鬼子來之前，她為自己日益膨脹的身體與男人無休止的慾望困擾，而日本鬼子來之後，她的處境依然未變，依然要面對需要逃離男性慾望、騷擾以及侵害。無論是日本鬼子，還是成業，在民族國家之外，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名字：男人。蕭紅從女性身體的角度表達了對生死、對男性以及民族國家的理解，同時也表達了對民眾真正覺醒的質疑。

在民族國家的話語中，田沁鑫在最後一刻讓金枝――那年輕的、痛苦的、焦慮的、不安的身體在敵人的刺刀下倒下，高昂且悲壯的情緒使整部話劇獲得完滿――台下唏噓、掌聲四起。煽情得到了最大程度的響應。劇中各種人物的複雜性在結局處戛然而止。這隻屬於公眾意義的理解。換言之是對公眾理解的一種妥協，為民族情緒提供了一個宣洩。雖然戲劇不同於小說，但我依然對這樣的處理方式表示不解。雖然在劇作中田一直表達自己的質疑，但最後她又濃墨眾彩地把這種質疑自我消解，說實話，這樣的消解，與蕭紅原作的本義有著不小的距離。

還好，田沁鑫又有意識地讓劇作充滿多個聲音。在金枝死之前，她又言說了另一個女人――二里半老婆的死亡。這個被認為缺心眼，受到眾人嘲笑的女人，臨死前指著兩個日本兵對二里半說他們兩個操我一個，之後便屈辱得倒下。但意料之外的是，她死亡的身體因為失貞又挨了二里半――她活著的丈夫的一記耳光。不被認為是男人的男人二里半，在倒下的這個女性身體前面獲得了一種權力，耳光使他更象個男人。而倒下的女性身體，其屈辱則是雙重的：被兩個男人凌辱（個人的），被兩個日本男人凌辱（民族的）。同樣死在日本人的刀下，一個因為身體純潔受到褒揚，一個因為被凌辱而受村民詛咒。――並不是所有女性身體的被殺害都能象金枝一樣完成民族話語的解釋。二里半老婆之死其實是田沁鑫對這所謂民族尊嚴與男性尊嚴的的別一種註解。甚至不由不想到這裏的處理是對蕭紅的一次遙遙響應：女性身體――生死場。它存在、孕育、死亡，不進入國家話語，也具有意義。

看話劇的感受是複雜的。一方面驚訝于文字在這舞台上的復現。而另一方面是感染力――這是電影院、碟片所無法給予的。在最後的十幾分鐘里，愈到後來愈會落淚。在不當亡國奴的雄性吼聲中無法不感動。

但是，必須坦言，真正讓我動容的是王婆死而復生后對著受人詬病的女兒金枝說：你生下孩子，我來養。而當趙三把襁褓的之中的女嬰摔死時，讓我淚水奪眶而出的不只是那被摔下的嬰兒，還有那舞台正中的金枝。剛剛生產後的金枝柔腸寸斷地親眼看著她自己的父親――趙三把孩子摔死。而她在生產中被捂住了嘴，失聲失語而陷入死寂的場景更是觸目驚心。這樣的震動，猶如柔軟而又堅韌的力量，疼痛地直擊你內心深處。

小城三月是蕭紅的最後一部作品。這位正值青春年華的女作家，在寫完這部作品不到半年的時間，就離開人世了。

在小城三月中，我們可以真切地聆聽到一個東方女性悲惋的哀歌，在這春的悲哀與愛的祈盼中可喟柔腸寸斷。使我們更為深切地感受到那個籠罩一切而又窒息著一切的無邊夜幕。感受到作者對於人間愛的憧憬和嚮往，對於人生的追求與思索。

作品是以兒童視點敘述了這樣一個故事：我的一個叫翠姨的姨悄悄地在心裏愛上我了的堂哥。然而，嚮往著愛的自由的翠姨，卻不幸是一位再嫁的寡婦的女兒，而堂哥卻是地主家才學出眾的公子。他們的愛情，在有數千年傳統規範的約束著的愚昧偏僻小鎮，只能被不可理喻的冷寂扼殺掉。幾乎沒有人能意識到翠姨心底的強烈愛情，甚至被她熱烈摯愛著的堂哥也不知她緣何悲寂難耐。人們單調而又寂寞地生活著。日復一日，年復一年。似乎生活中本來就沒愛只有結婚、閑聊或是忙於其他的禮儀瑣事。誰都沒有必要向誰訴說什麼愛的衷曲。只有我這個略涉世事的孩子驚奇地窺視到了翠姨的一些異常。結果，當人們準備給翠姨和一個又丑又小的男人結婚之際，翠姨卻日漸消瘦，悄然病逝家中。然而，更可悲的是，那位堂哥此後提起翠姨，雖常常落淚，卻不知翠姨為什麼死，大家也都心中納悶。

這是怎樣的戀愛啊！執著地愛著一方從來沒向被愛的一方吐露心曲。直至愛火將人折磨至死，被愛著的人卻不知其生命之火為何而熄。這就是中國女性的東方戀情。在這愛情里，沒有心靈的撞擊，更沒有如紅樓夢那樣被人拆散的曲折。而是一切都窒息於心底，一切都隨著生命之火的泯息而悄然而逝。她的戀愛的秘密就是這樣子的，她似乎要把它帶到墳墓里去，一直不要說出口，好像天底下沒有一個人值得聽她的告訴。作者用一個買不到的絨繩鞋做了一個巧妙的暗示，為女主人的悲劇命運埋下了伏筆。天資聰穎，單純愚昧的翠姨在幾度失意，難以買到如意的絨繩鞋時，反覆悲嘆我的命運不會好的。隨著生活的流逝，這個最初可愛的少女對其婚姻和命運日漸恐懼，在心理上籠罩了一層更為可憐的、柔弱的悲涼。

儘管翠姨的孤寂，家世較為封閉，但她在我家住的時間，卻是一個相對於開明的環境。恰似枯木逢春，給這個鄉間少女沉寂的情感世界吹起一片漣漪，也吹進了新綠的生命氣息。讓她看到了點別樣人生的光亮。便不惜一切向著這生命之火慢慢前進。作品中寫道：翠姨非常聰明，會彈大正瑟，就是前些年所流行在中國的日本瑟。她還會吹簫或是笛子。

我家算是最開通的了。叔叔和哥哥他們都到北京和哈爾濱那些大地方去讀書了。開了不少的眼界。回到家，大講那裡都是男孩女孩同學。因此在我家裡，一切都是很隨意的。逛公園，正月十五看花燈，都是不分男女一起去。

因此，在我家裡也設了網球場，一天到晚地打網球。

可以看出，這個環境帶有一定的現代氣氛正是在這種氣氛的影響下，翠姨不甘於走鄉鎮女子的婚姻道路和服從於人生的安排。她在認真思索著，執著地探求著。翠姨很喜歡我，因為我在學堂念書，而她沒有。她想，什麼事我都比她明白。所以她總是有許多事同我商量。看看我的意見如何。她喜歡我的堂哥，也是由於她覺得到底讀大學的人好，不野蠻，不會對女人不客氣，絕不能像她的妹夫常常打她妹妹翠姨的這一心裏活動，其實是對新的生活方式和情感方式以及現代文明的追求。這在翠姨去哈爾濱辦嫁妝時，與我哥哥同學接觸中可以看出來：

翠姨帶著哥哥的介紹信，像一個女同學一樣被他們召待著。又加上已經學了俄國人的規矩，處處尊重女子，所以翠姨當然受到了他們不少的尊重。請她吃大菜，請她看電影。坐馬車的時候，她先上車，下車的時候，人家扶她下來。她的每個動作別人都為她服務，外套一脫就有人接過去了，她剛一表示要穿外套，就給她穿上了。不用說，買嫁妝是最不痛快的。但那幾天，她總算是一生中最開心的時候。

經過到哈爾濱市去買嫁妝，翠姨就更不願意出嫁了。她一想到那個又丑又小的男人，她就恐怖。

翠姨的心理微妙變化，向我們展示了兩種文化。落後的與現代的翠姨的生長環境的鄉間民俗，如待人接物、婚儀、行為與我家的網球場，風琴，日本琴等，構成了現代文化氣氛，以及哈爾濱校園裡男生宿舍的暖氣、洋床等，更是將現代文明展現在翠姨的面前。新舊文明，在翠姨的心理產生巨大衝突。形成了心理悲劇。一方面，她從表面上接觸了一定的現代文化氣氛，並無比嚮往，對讀書人的欽佩，對新文明的渴望。另一方面，她是一個傳統的，在舊環境中長大的東方少女。不可能擺脫自己，去追求新的生活。

她覺得自己命運不會好的，現在翠姨自己已經訂了婚，是一個人的未婚妻。二則她是出嫁的寡婦的女兒，她自己一天把這個背了不知多少遍。她記得清清楚楚。

一直到她病故，善解人意的家人知她為何而病，有什麼不如意的？陪嫁的東西買的不順心？什麼都問到了，唯獨沒有問到情感生活。這足以看到那時人們對情感生活的漠視。即使是現代文化的氛圍，也是表層的。在深處，仍有著這樣或那樣的傳統習俗和心理。正因為這樣，翠姨在這樣現代文明氛圍的環境中，即對新文明的渴望，卻又無法表達或大胆追求自己的理想的愛。強烈的衝突，造成了東方女性的悲劇。

春的步履是如此倉促，又是如此的短暫。一切都過去了，只留下悲切的思考給下一個春天。它強烈地呼喚著真正的人生。呼喚著真的情，真的憧憬與真的愛。

翠姨的墳頭的草籽發芽了，一掀一掀地，和土粘成了一片，墳頭裡淡淡的青色，常有白色的山羊跑過。

這時，城裡街頭，又裝滿了春天。暖和的太陽，又轉回來了。

春天為什麼不早一點來，來到我們這城裡多住一些日子。然後再慢慢地到另外一個城裡去，在另外一個城裡也住一些日子

但那是不能的了，春天的命運就是這麼短。

年青的姑娘們，她們正三兩成雙，坐著馬車，去選擇衣料去了，因為就要換春裝了。她們熱心地弄著剪刀，打著衣樣，想裝成自己心中想得出的那麼好，她們白天地忙著。不久，春裝換起來了，只是不見載著翠姨的馬車來。

作者以散文的筆調刻畫了春的背景，優美而悲切，使翠姨的悲劇－－寂滅的春天，在她身後留給人更多的思索。

手

牛車上

後花園

馬伯樂

這也可以稱做是一部書寫知青這一代人歷史的小說。不同的是，知青這一代人的生活在想像中獲得了真實性的重構。此前的知青小說，大多與宏大敘事相關。似乎知青這一代生來就是造就和承擔歷史的。當然這一歷史幻覺和知青一代生活的具體情境有關。然而，在葉兆言這裏，他改寫了有關知青的歷史敘事。小說的主角蔡學民——也就是老四或後來的四爺，和他的情人後來的妻子——薛麗妍或者阿妍，從一開始的相互吸引，就和人的情慾有關，他們的生活歷程中的歡樂痛苦，也無不與人的情慾緊密地聯繫在一起。這個情慾似乎和不斷書寫的至死不逾的愛情和忠誠無關，有關的是人對慾望的無限要求和肆意的放縱。即便在知青時代，放縱的條件極端有限的情況下，情慾之花仍然在悄然開放。老四和謝靜文的第一次偷情，以及謝靜文拒絕與老四建立愛情和婚姻關係，從一個方面透露了人的情慾的旺盛和蓬勃。禁忌只是表達了時代的意識形態，但對具體的人來說，情慾的要求並不可能得到平息。無論是宗教還是革命，在壓抑情慾的同時，也從一個方面膨脹和激勵了情慾的冒險想象。

四〇至八〇年代流傳在中原農村的一個真實的傳奇故事。一段紛亂複雜的痛苦歷史，一場人性人倫的嚴峻考驗。大多數人不得不多次蛻變以求苟活，愚昧樸拙的女主人公葡萄則始終恪守其最樸素的準則，則被錯划為惡霸地主而判死刑的公爹匿於紅薯窖幾十年。王葡萄是嚴歌苓貢獻于當代中國文學的一個獨創的藝術形象，其渾然不分的仁愛與包容一切的寬厚超越了人世間一切利害之爭。小說的情節從葡萄以童養媳身份掩護公爹盡孝與作為寡婦以強烈情慾與不同男人偷歡之間的落差展開，寫出了人性的燦爛，體現了民間大地真正的能量和本原。

小說里的民間世界是一個完整的世界，它的藏污納垢特性首先體現在瀰漫於民間的邪惡的文化心理，譬如嫉妒、冷漠、仇恨、瘋狂，但是在政治權力的無盡無止的折騰下，一切雜質都被過濾和篩去，民間被翻騰的結果是將自身所蘊藏的純粹的一面保留下來和光大開去。葡萄救公爹義舉的前提下，公爹孫二大本來就是個清白的人，他足智多謀，心胸開闊，對日常生活充滿智慧，對自然萬物視為同胞，對歷史榮辱漠然置之。在這漫長歲月中他與媳婦構成同謀來做一場遊戲，共同與歷史的殘酷性進行較量——究竟是誰的生命更長久。情節發展到最後，這場遊戲捲入了整個村子的居民，大家似乎一起來掩護這個老人的存在，以民間的集體力量來參加這場大較量。

馬克·海登，作家、插圖家與劇作家，著有15本童書，並曾兩度榮獲英國電視藝術學院（BAFTA）頒獎。

本書是作者的第一本小說，2003年一出版便獲得惠布瑞特年度最佳好書獎（Whitbread Book of the Year Award）以及衛報獎。2004年聖誕節登上暢銷書排行榜冠軍寶座，這是七年來《哈利·波特》首次位居第二。

克里斯多弗，十五歲，患有自閉症的數學天才。他的偶像是福爾摩斯，最擅長的科目是數學，喜歡質數、邏輯與事實，討厭黃色和棕色，無法忍受被人碰觸。他獨自去過最遠的地方是住家附近的小店，一心想去的地方是外太空，因為那裡方圓數十萬里都不會有人。

他原本孤獨而安全的世界一夕之間被一椿命案改變：深夜裡，隔壁鄰居家的小狗被鐵叉刺死。克里斯多弗決定自己來當偵探，然後將調查結果寫成一本書。所以這是一本涉及謀殺案的偵探小說只是偵探、兇手、受害者、真相，以及所有的一切都出乎人意料之外。

神經質的文字，異質的書寫，少年克里斯多弗誠實到讓人不安。他意圖解開謀殺案，卻意外發現自己家裡隱藏的真相。克里斯多弗令人好心疼，只是他的心靈就像他最想去的外太空，遙遠，難以觸及。

真實的人生有時跟數字一樣，複雜，而且一點也不明確。

這部著作是對知識的清洗和質疑。 它把自然的一個片斷交還給歷史，改造了瘋癲，即把我們當作醫學現象的東西變成了一種文明現象。……實際上，福柯從未界定瘋癲；瘋癲並不是認識對象，其歷史需要重新揭示；可以說，它不過是這種認識本身；瘋癲不是一種疾病，而是一種隨時間而變的異己感；福柯從未把瘋癲當作一種功能現實，在他看來，它純粹是理性與非理性，觀看者與被觀看者相結合所產生的效應。 瘋癲不是一種自然對象，而是一種文明產物。沒有把這種現象說成瘋癲並加以迫害的各種文化的歷史，就不會有瘋癲的歷史。

米歇爾?福柯，20世紀極富挑戰性和反叛性的法國思想家。青年時期就學于巴黎高等師範學校，以後曾擔任多所大學的教職。1970年起任法蘭西學院思想系統史教授，直至逝世。 福柯振奮多多數研究致力於考察具體的歷史，由此開掘出眾多富有衝擊力的思想主題，從而激烈地批判現代理性話語；同時，福柯的行文風格具有鮮明的文學色彩，講究修辭，飽含激情，這也是他在歐美世界產生巨大影響的一個重要原因。

我們將默默地凝望，隔著咫尺空間，隔著浩瀚的時間，凝望生命的哀艷與無常、體味歷史的豐饒與短暫。他抑或我、不動聲色卻黯然神傷。

他轉動輪椅的手柄，輪椅前進、後退、轉圈、旋轉180度360度720度……像是舞蹈，像是誰新近發明的一種遊戲，沒有背景，沒有土地甚至也沒有藍天，他坐在那兒輕捷地移動，靈巧地旋轉，彷彿這遊戲他已經玩得嫻熟。

史鐵生，1951年生於北京。1967年畢業於清華附中初中，1969年去延安地區插隊落戶，1972年因雙腿癱瘓回到北京，在街道工廠工作。主要作品有：中短篇小說集《我的遙遠的清平灣》、《命若琴弦》等；長篇小說《務虛筆記》；散文、隨筆集《我與地壇》、《病隙碎筆》。其中《命若琴弦》曾被導演陳凱歌拍成電影《邊走邊唱》。

本書以共和國同齡人與祖國共同走過的歷程為背景，以曾在北大荒上山下鄉的六位男女知青的人生道路為主線，展示了中國社會近幾十年所經歷的坎坷和風風雨雨，勾劃出共和國的年輪。

書中的主人公經歷了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自然災害，過早地嘗到了生活的艱辛；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使他們激揚過也失落過；神奇的北大荒曾使他們熱血沸騰，也令他們迷茫無奈。他們有中國傳統的家庭親情，又有比親情更高、為朋友義不容辭的友情，還有陰差陽錯、充滿了悲劇色彩的愛情。當改革大潮席捲大地的時候，他們人生最美好的時光已經逝去。但是，他們憑著堅忍不拔的意志，頑強地與命運抗爭，用自己的智慧、自己的鮮血譜寫著一代人壯美的人生，刻畫出共和國同齡人的年輪。

梁曉聲——當代著名作家。祖籍山東榮城，出生於哈爾濱市，現居北京，任教於北京語言大學人文學院中文系。

曾任北京電影製片廠編輯、編劇，中國兒童電影製片廠藝術委員會副主任，中國電影審查委員會委員及中國電影進口審查委員會委員。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以知青文學代表作《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風雪》和《雪城》、《年輪》、《未死的沙威》、《恐懼》等蜚聲文壇。二十余年來創作實力不減，碩果累累，作品已逾千萬字。自1984年起，名字一直被載於美、英、澳三國的《世界名人錄》。有多部作品在港台出版，並被譯為英、法、俄、日等國文字。創作範圍極其廣泛，除小說外，還包括散文、隨筆、文學評論、雜文和社會時事評論等諸多文體，對中國文壇有著長久而重要的影響。

《黑駿馬》一出版，就以獨特的藝術魅力感染了讀者，獲得了1981～1982年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小說以遼闊壯美的大草原為背景，以一首古老的民歌《黑駿馬》為主線，描寫了蒙古族青年白音寶力格的成長曆程，描寫了他和索米婭的愛情悲劇。小說以舒緩的節奏，優美的筆法，再現了草原民族的風俗人情。歌頌了草原人民善良、樸質、勤勞的美德。《黑駿馬》既是這篇小說的題目，也是一首古老的民歌的歌名。這首民歌講的是一個愛情故事，正像我們這篇小說的故事一樣，但作者絕不僅僅是向我們單純地講這個故事，而是將筆觸深入到草原民族凝重的文化積淀的深層，使作品具有了深厚的歷史縱深感和深刻的現實感。主人公白音寶力格是一個追求文明進步的蒙古青年，他的追求體現了蒙古人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奶奶和索米婭即是勤勞、善良、純樸的蒙古人民的象徵。但她們對一些傳統愚昧的認識和認命式的接受，又可見傳統的積淀深深地烙印在她們身上，古老的草原文化中對創造與生命的喜悅這一古老的意識與現代文明在這裏發生了衝撞。主人公面對這強烈的衝撞，感到苦悶、徘徊、失望。他憤然出走。9年以後，經過現代文明的陶冶后。他內心還時刻被黑駿馬這首沉鬱、優美的古老民族牽引著，時常產生自己也說不清的萌動。是什麼呢？作者在文中有這樣一段話：我漸漸感到，那些過於激昂和遼遠的尾音，那此世難縫的感傷，那古樸的悲劇故事；還有，那深沉而摯切的愛情，都不過是一些倚托或框架。或者說，都只是那靈性賴以音樂化的色彩和調子，而那古歌內在的真正靈魂卻要隱蔽得多，複雜得多。就是它，世世代代地給我們的祖先和我們以銘心的感受，卻又永遠不讓我們有徹底體味它的可能。主人公似乎感受到這些正是其民族文化的底蘊、深層的民族文化的積淀，它就是草原的古老生活。主人公清醒地認識到了這一點，但他在感情的深處，還深深眷戀著這片土地，因為那是生他養他的土地；他還深深地愛著這片土地，因為那是他的根。作品最後寫到：我滾鞍下馬，猛地把身體撲進青青的茂密草叢之中，我悄悄地親吻著這苦澀的草地，親吻著這片留下了我和索米婭的斑斑足跡和熾熱愛情，這出現過我永遠不忘的美麗紅霞和伸展著我的親人們生活的大草原。作品作為典型的中國心態小說，在謀篇構局上，不以時空界限為囿，而以人物意識流動力線。（同時又注意情節發展的內在邏輯性），循著人物的心理流動和思想發展的軌跡展現出各種情節，使作品呈現跳動的、但又絲連不斷的整體效果，增強了藝術感染力。作者以散文式的筆法描摹壯美、絢麗的大草原風光，使作品既有濃郁的草原氣息和雄渾深沉的音樂美的效果。讀來迴腸盪氣，具有強烈的藝術效果。

本書收錄了中國當代著名作家史鐵生多篇短篇小說。

其中長篇哲思抒情散文《我與地壇》是史鐵生文學作品中，充滿哲思又極為人性化的代表作之一。其前第一段和第二段被納入人民教育出版社的高一教材中。前兩部分注重講地壇和他與母親的後悔，對於中學生來說，這是一篇令人反思的優秀文章。地壇只是一個載體，而文章的本質卻是一個絕望的人尋求希望的過程，以及對母親的思念。

史鐵生，1951年生於北京。1967年畢業於清華附中初中，1969年去延安地區插隊落戶，1972年因雙腿癱瘓回到北京，在街道工廠工作。史鐵生小說《命若琴弦》曾被導演陳凱歌改編為電影《邊走邊唱》。小說《我的遙遠的清平灣》和《奶奶的星星》分別獲得1983年和1984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詩人北島曾與史鐵生同獲華語文學傳媒大獎2002年度傑出成就獎提名，但由史鐵生獲獎。韓少功評論史鐵生代表作《我與地壇》：「《我與地壇》的發表，對當年的文壇來說，即使沒有其它的作品，那一年的文壇也是一個豐年。」

我寫完了。

不僅僅是這部長篇；我感覺到，我多年來選擇了鋼筆和稿紙的生涯，連同一本本飽蘸著我心血的文字，都寫完了。

在這文字之末的後綴上，我清晰地感到我被鋒利地從一個巨大的血肉之軀上剝下。我獲得了最後的啟示。我該告別了。

終章的音樂，在孤獨的我四周升起了。

我悄悄地告別。

道出一個沉重的色倆目。

我走了。

從今以後，我不復存在。請忘卻我。那個昔日的我已經消失。

連我自己也吃驚，我居然就用這樣一部書，猛地終止了自己。而且我並不盼望人們讀它，這是一部平凡的書。無論是誇獎或是批評，於我毫無意義。我寫它僅僅為了自己。我甚至不奢望多斯達尼的肯定。我寫它連同我全部的文字，都僅僅因為我前定的宿命，以及我要拯救自己的渴望。

都實現了。

已經結束。

《千江有水千江月》是台灣當代經典小說，三十年來感動了海峽兩岸無數青年男女。

文中以細膩淡雅的筆調刻繪了少女貞觀與青年大信的愛情……六十年代初期，台南漁港蕭姓大戶人家，祖孫三代二十幾口，過著邊村古鎮以中原和閩南文化習俗為背景的非無辛酸卻大體恬純的生活。青年一代中有表兄妹者（台北的大信和傍依舅家的少女貞觀）一見傾心，數載往還，只因傳統文化的浸沉，安於在文採風流的高境界中優遊自賞，連雨中合用一傘也覺得是不尋常事。大信入伍派住澎湖，海天相隔，後來竟為了一種當事者與讀者都不甚瞭然的理由對貞觀疏冷了，她也一怒而毀情書，還信物，遂不相見。貞觀情絲難斷，深自悔咎，痴待無著，顛倒失據；大信則不告而別，去英留學。

小說終場時，貞觀入山就其大妗修心的尼庵尋了幾日幽，似乎有所領悟……

作者的敘述充滿了台灣民俗的瑰麗與趣味，而貞觀與大信古典又含蓄的戀情；為這個時代逐漸失去的純然戀歌，悠悠地低吟了一遍……

「江南三部曲」是著名作家格非從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開始醞釀構思，沉潛求索，到2011年終於完成定稿的系列長篇巨作。作者在堅守高貴藝術性的同時，用具有穿透力的思考和敘事呈現了一個世紀以來中國社會內在精神的衍變軌跡。

《人面桃花》是「江南三部曲」的第一部。

故事講述了光緒二十七年春，罷官回籍的陸侃突然從普濟消失，不知所終。其女陸秀米開始第一次正視她所面對的這個世界。幾天後，革命黨人張季元以養病為名來到了普濟。在秀米的眼中，張季元就是這個神秘世界的象徵：他查訪一個六指木匠，聯絡地方革命黨，購運槍支，準備起義；他去過日本橫濱，與母親的關係也令人生疑。而對於張季元來說，這個他暗中渴慕的美貌少女的存在使他對革命的信念產生了動搖。兩人之間的情感於暗中滋生並迅速成長，但隨著革命黨的被剿滅，特別是張季元猝死而告終。

小說懸念迭生，餘韻悠長。《人面桃花》中格非以他一貫的優雅和從容，將一個女子的命運與近代中國的厚重歷史交織在一起，通過簡單寫出了複雜，通過清晰描述了混亂，通過寫實達到了寓言的高度。